在顾宪成的经营下，讲学活动渐成规模。他此时感到有必要设置一个讲学大本营，进而对全社会产生影响。大本营的选址是现成的，无锡县城东门外有一所旧时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的讲学之地，可以利用。但房舍因年久失修，多有坍塌。顾宪成与其弟允成遂倡议修复书院。　　　　他们的主张得到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与资助。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十一日，重建工程开始，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银1200多两。首倡顾宪成捐银最多，官员和缙绅也多有捐助。　　　　当年十月，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　　即所谓“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成立了最初的学术团体。来此讲学者，多为失意的中下级官员，因是官场过来人，对时弊也就看得更为透彻。他们崇尚“实学”，锋芒毕露，所虑皆天下家国事。　　　　书院大门上的一副对联，则成为万古绝对唱——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将分散的游学变为组织化的讲学。书院广招学员，不分尊卑、不限地域、无论长少、学费全免。讲学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兼及自然科学知识与应用管理学。讲学的形式也不拘一格，演讲中间还穿插诗词朗诵。主讲者随时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还开展集体讨论——这已经具有现代学院的气氛了。　　　　在明末颓靡之时，这无疑是开了一代新风。“东林”一词顿成时髦，天下影从，四方云集，每年的大会有时多达千人。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并由学术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政治派别。随着“东林名大著”，顾宪成也被人尊称为“东林先生”，成为影响力巨大的一代精神领袖。　　　　东林学人在讲学之余，经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摘当道者之愚，忧心于天下汹汹之民变的征兆。其影响到达京师，部分正直官员也与之遥相呼应。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陆续走入官场，同气相求，在朝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天启初年“众正盈朝”的远因。　　　　——社会是熔炉不假，但它不可能将所有的道德良心化为渣。当一个社会腐败到极致时，就会煅打出铁一样绝不屈服的人物！

三是争掌握“京察”之权。明朝惯例，京官每6年考核一次，四品以上自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吏科等部门官员会同考核，以其功过得失，来评定升降。因此，由哪一党的官员主持京察，就显得尤为重要。自万历中期以后，两派互有胜负。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正值东林党人叶向高任首辅。主持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丕杨，万历皇帝对他比较信任。在他的提议下，将一批齐、楚、浙等邪党人士罢免，但是由他推举的一批东林党人却未获任用。实际上的形势是，邪党势力已经坐大。　　　　到了下一次京察，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方从哲任首辅，三党完全得势，“言路已无正人，至是京察尽斥东林”，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善类为之一空“（《明通鉴》）。　　　　东林党的翻身，是在“榳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相继发生后。东林一派坚持维护正统，不惧淫威，制止了郑贵妃、李选侍“垂帘听政”的企图，使泰昌、天启两代皇帝顺利即位。两位皇帝自然对东林党心生好感，同时“三党”也发生内讧，导致形势陡转。　　　　泰昌元年（1620）和天启元年（1621），周嘉谟任吏部尚书，万历时期被罢斥的大批正直官员被召回，东林重新得势。这个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天启三年（1623）。　　　　这就是史书上说的“熹宗初政，群贤满朝，天下欣欣望治”（《明史*赵南星传》）。　　　　在这个时候，任何人都想不到：一个中下级的宦官、东宫伙食科科长正在悄然崛起，日后会拉起一个在人才和声势上一点儿都不亚于东林党的“阉党”来。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魏忠贤，以权术取得皇帝的信任、压制后宫势力，都还不难做到。但是，要想摧毁天启皇帝的政治根基东林党，恐怕要难！　　　　这一盘棘手的棋局，他能够走得通么？　　　　——可惜，当时所有正直的人，都低估了他的智慧。

魏忠贤现在又碰上了好运气。若在嘉靖以前，一个宦官再怎么牛，也不要指望会有廷臣大批来投靠，有人愿意跟你暗通款曲就很不错了。但是到了万历末年，情况已很不同。知识分子（士大夫）里有一批人，基本上连脸都不要了。　　　　不要脸的原因，在于道德已经崩溃。　　　　明朝是最先将科举试题“八股”化的朝代，做文章一讲八股，就等于把道德文章变成了技术性文章。学孔孟，成了大家公认的敲门砖，用完了就可以扔，傻冒才会在实践中照着办。　　　　道德一松弛，人与禽兽也就相差无几，社会上就该信奉“狼图腾”了。我们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世俗民族，宗教的力量一般不能约束人的行为。唯一能让人在做恶方面有所收敛的，是死后的名声。但是，恶人一般又都比较唯物，谁还管它死后如何？　　　　明朝到了晚期，一切末世的景象都出来了。不光是做官的，连普通老百姓都竞相追求奢糜。金银打造的溺器，在富贵人家很流行。小民则宁肯背债也要穿绫罗绸缎装阔。笑贫不笑娼，笑廉不笑贪，成功的唯一标准是腰包里的银子重量。知识分子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脸，也就是大势所趋了。　　　　当道德的裤腰带一松，就什么都敢干了！　　　　过去，廷臣要是想勾结宦官，想通过宦官在皇帝那里美言几句，得要偷偷摸摸的。一旦泄露，那就跟在闹市里做扒手被当场擒获一样丢人。　　　　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就是因为跟大太监冯保结成了政治同盟，很为士林所不齿。死后名声一直不大好。　　　　现在不同了，有奶便是娘啊。一批人忽然想明白了：宦官的奶又毒不死人，怕的什么？　　　　无非就是敢“人而无仪”——不要脸就是了。　　　　从天启二年起，在与东林党的前哨战中，魏忠贤欣喜地看到：一批重要官员要来吃他的奶了。　　　　他的策略是：来者不拒。　　　　这也和东林党的人事策略形成鲜明对照。东林党是一伙正人君子不假，但是在干部问题上有极左倾向，即——非我党人，务要斩尽杀绝。　　　　天启二年（1622），正是东林党在朝中气势正盛的时候，一批中间人士甚至少数邪党中人，都有依附之意。如果东林党此时宽以待人，不难形成天下晏然的稳定局面。可是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又重新追论“三案”，基调之高，远超过“你为什么不忏悔”的程度。将浙党党魁方从哲指为“红丸案”中谋害泰昌帝的主谋，有“十罪”、“三可杀”；指责有关涉案官员“大逆不道”，“罪不可胜诛”。　　　　“水至清无鱼”，他们偏就要求至清！　　　　这样，大批在“三案”前后表现不佳的官员，生存空间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天启帝听取了东林党人中个别头脑清醒的人的意见，并未对“三案”有关人员实行严打，处理得非常谨慎（很难得）。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一部分邪党人士不得不另外寻求保护伞。　　　　他们在惊惶中忽然看到，魏忠贤那里，正高高地撑着一把大红伞。　　　　真是天助我也！　　　　人们提倡从善如流，但实际上从恶也是如流的。哥们儿，哪个地方好奔，就往哪里奔吧！

从天启元年（1621）开始，陆续有百余名文臣武官效忠于魏忠贤，成为魏控制外廷的爪牙。据有人统计过，这批外廷诸臣中，进士出身的比例相当大，这无疑是老天给魏忠贤送来的一支劲旅。　　　　正因有这些无耻官僚的加入，阉党才能成其为一个“党”。阉党的成员在知识结构上已经不输于东林党一星半点了，所不同的无非就是少廉寡耻。　　　　这些阉党官员，按照官植高低和各自特长，分为几个层次。　　　　头一等阁臣级的，有两位大佬，就是顾秉谦和魏广徵。　　　　顾秉谦是昆山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原任礼部尚书，在天启元年就开始依附魏忠贤，两年后得以入阁。《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庸劣无耻”。杨涟则公开说他是“门生阁老”，谁的门生？魏大宦竖！他曾与魏广徵共同编了一册《缙绅便览》，也就是官员名录，在其中东林党人的姓名旁点上墨点，“极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者一点”（《明史》）。共点了叶向高等70余人，交给魏二爷，让魏在天启帝面前品评官员时参考。　　　　魏广徵，南乐人，是原侍郎魏允贞之子。魏允贞是个很正直的人，但这个儿子却不肖，“其人阴狡”。他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的进士，任南京礼部侍郎。魏忠贤坐大后，他密以同乡同姓相结交，随后升礼部尚书并入阁。他怕魏忠贤搞不清内廷谁是自己人，就向魏进呈了一份60人名单，在姓名旁各加三圈、两圈不等，让老魏陆续启用和提拔。他当了阁臣后，交付魏忠贤的书信，封皮上都要题上“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　　　　这个魏广徵与魏忠贤的关系，有些曲折。一开始，他还不是死心踏地的投靠，想跟东林党人也拉上一点儿关系。由于他的父亲与东林党重要人物赵南星是至交，他在入阁后，曾经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就是不见，且叹息曰：“见泉（魏允贞的别号）无子！”自此，他才铁了心跟随魏忠贤。但是在杨涟上疏的事件中，他又不自安，上疏为杨涟讲情，因而触犯了魏忠贤，在天启五年（1625）不得不请辞。当然最终还是被定为逆案中人，被判充军。　　　　这两位阁老，位极人臣，却不顾脸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开了阁臣为宦竖充当走狗的恶例。

在他们两人之后，还有黄立极、施凤来、张锐图等人入阁，同样也充当了魏忠贤的走狗。　　　　往下，是文臣中的“五虎”，专为魏忠贤出谋划策。　　　　“五虎”之首崔呈秀，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这是阉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天启初年为御史，后又巡抚淮、扬，为人“卑污狡狯，不修士行”。最初东林党势力极盛时，他有心依附，力荐李三才入阁，并要求加入光荣的东林队伍，但遭到当然拒绝，闹得灰头土脸。天启四年（1624），都御史高攀龙揭发其贪污受贿行为，吏部尚书赵南星等建议将他发配充军。天启帝也下诏同意将他革职，听候审查。　　　　崔呈秀见大势不好，连夜奔走魏忠贤的大宅门，叩头流涕，请求援助。他声称：高、赵二人这是挟私报复，请魏公公做主，并表示愿给魏忠贤做儿子，呼之以父。魏忠贤当时正受到廷臣空前规模的围攻，极需在外廷有人帮把手，见崔呈秀有如此诚意，大喜。第二天就出“中旨”（不经内阁票拟，直接由皇帝发出诏令），免了崔呈秀的审查。　　　　魏忠贤从此将崔呈秀“用为心腹，日与计画”（《明史》），崔呈秀和最早投靠魏忠贤的刑科给事中霍维华，同为阉党的高级智囊，“宫禁事皆预知”，直接参与各项机密。　　　　到天启五年（1625）正月，给事中李恒茂上疏为崔呈秀翻案，天启也变了主意，认为崔是被东林党诬陷的，准他官复原职。不久后升工部右侍郎，监督修三大殿。魏忠贤当时借口巡视工程，每天要到外朝来一趟，每次都要屏去左右，与崔呈秀密语一番。　　　　这个家伙还编撰了《天鉴录》和《同志录》两本东林党人黑名单，按“等级”加圈加点，提供给魏忠贤，以便逐一贬斥。魏忠贤按图索骥，清流善类由此一扫而空。　　　　他后来居上，深受魏忠贤信任。以至于一些趋炎附势之徒想巴结魏老大，都要通过他。很快在他名下，居然也聚集起大批朝士，俨然成了一大盟主。　　　　天启七年（1627）八月阉党最鼎盛时，他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一手抓兵权，一手抓监察，权倾朝野，不可一世。可惜，戏到高潮时也就快要散了。

据今人苗棣先生统计，在后来被定为“逆案”人员的200多人中，除去魏、客本人，他们的亲属，还有太监、勋臣、武职和监生以外，共有194名各级文官。这中间，竟然有159人为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2%（见《魏忠贤专权研究》）。这个统计，相当有意义，可以说令人震惊。　　　　一个高素质、高学历的邪恶集团，一个以孔孟之道为招牌的无耻队伍，他们所玩的花样，远比文盲加流氓更来得更精致，同时他们的堕落也就更不可饶恕。　　　　明朝，是宋元以来太监为祸最烈的一个朝代。本朝的王振、刘瑾几乎已经玩得登峰造极了，同时他们的下场也是极其悲惨的。王振被人用铁锤砸烂了脑袋，刘瑾被剐3357刀。尤其是刘瑾，死前被杖刑、扇耳光，备受侮辱。行刑的头一日，剐了357刀，晚间寄押在宛平看守所，尚能食粥两碗。第二天继续剐，因他在行刑过程中不断在说宫内的秘事，刽子手便往他嘴里塞了两个核桃堵嘴，又割了几十刀后气绝。剐够了刀数后，有圣旨下，予以锉尸免枭首（锉尸一般是把尸体砍烂，然后砍头）。刽子手当胸一大斧，骨肉飞出数丈远。“受害之家争取其肉”（《端岩公年谱》）。　　　　这样的史实，进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不可能不清楚。阉竖专权，罕有好的结局。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地去当坏人？　　　　说白了，还是为了贪，为了威风。苗棣先生总结，入阉党的文官分三类。位置本来就很高的公卿，要保官；原是邪党成员的，要翻身；下层的小官僚，一心想往上爬。只有当了高官，才能敞开了胸怀受贿，安插私人，挟嫌报复，把几十年寒窗苦读的投资加倍捞回来。　　　　他们根本不想留一世清名，更不想留万世英名，捞一天算一天，等船翻了再说船翻的事。　　　　他们也有“主义”，那就是投机主义——老天是瞎眼的，百姓是无权的，皇帝被彻底蒙住了，天地间还有什么人能阻挡他们为恶？　　　　惟有清流！惟有万古忠义！　　　　因此他们视东林党为寇仇，有我，就没你。

他这时原本正处在郁闷中。九月，杨涟头一个上本参他“盗宝”，众阁臣紧跟，连方从哲都联了名（可见浙党人物起初并非与魏忠贤穿一条裤）。十一月，又被王安那老家伙“鞠问”了一回，险些翻车。现在，可算是云开日出了，有个机会把倔驴杨涟撵走，省得将来再生事。　　　　可是，以他现在的狼狈处境，如何能干掉杨涟这当代第一大红人呢？　　　　他跑去找客氏。　　　　客氏冷静分析了形势，微微一笑：有办法了！她要为天启亲自办一桌“老太家宴”，做天启最喜欢吃的炒鲜虾和人参笋，请天启撮一顿。在饭桌上进言，有比较大的把握。　　　　革命固然不是请客吃饭，但政治有时就是请客吃饭。这是咱们中国的真理。　　　　天启果然上套，兴冲冲地来了。　　　　大嚼之际，客氏站在桌边伺候，一面就瞎聊。聊到杨涟，客氏说：杨大胡子劳苦功高，里外奔跑，不易。今日他要激流勇退，陛下您应该如其所请，以遂其心。如此，亦可为人楷模。　　　　天启的智力应该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得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吃完，就答应道：好好，放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可能感到非常意外，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激流勇退”去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呢？　　　　马逢皋说的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我明白，老马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惩罚的意思。　　　　天启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杨涟忠直，暂准病告。”——就算他请了病假吧，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示：这是“摇惑视听”、“背公植私”，要革去高弘图的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杨涟离职还乡——连时代楷模都被我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他来到席市街客氏宅内，与客氏两人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寒冬腊月响春雷！　　　　胜利的酒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模范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战略战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我翻遍资料，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就不提了。但刘一璟、韩爌、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起而阻拦？这甚为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若是这样，那就太愚腐了！　　　　固然，杨涟回原籍闲住，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战线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大。因为杨大胡之“忠”，在天启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天启二年（1622）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礼乐署副署长、副部级）。天启三年（1623）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春，升左副都御史。这是监察部的副部长，权力大得很。　　　　杨大胡子毕竟是有功之臣啊。　　　　可是，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他们在内廷的铁杆盟友王安！　　　　我以为，就杨涟的威望、杨涟的耿直来说，若他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对此也会有所顾忌，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机会崛起。　　　　可惜可惜！东林党当时眼里的最大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惟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我们从天启元年（1621）看起，明朝的高层的人事变化，总有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一方面，东林党人的扩张意识很强，一路似乎都在高歌猛进，其势头一直到天启四年（1624）都没有止。到这一年的年初，还是可以称为“众正盈朝”。可是另一方面，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却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被魏忠贤分而击之，逐出舞台。　　　　当最终的决战爆发时，阉党居然能轻松得手！　　　　所有的“正人”，于一夜之间飘落！　　　　史书上，用了一句极其悲凉的话来形容：“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明史*列传第一九三》　　　　——就像有人在摇晃枯木一样。　　　　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大明朝为什么永远是“魔高一丈”？　　　　难道，这就是我们千年的宿命、百年的轮回？　　　　我们从天启元年的六月看起。这个月内，东林大佬叶向高起复，入京做了内阁首辅。这时候的内阁名单，看上去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你看：叶向高、刘一璟、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孙如游。　　　　个个都是“正人”，也几乎个个都很能干。除了朱国祚没有显著政绩外，其他人各有各的作为。但是，即便朱老夫子也绝对是个好人。　　　　可是到下一个月，内阁里挤进来了一个人——沈潅。　　　　这个家伙，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他年在翰林院为词臣时，曾在“内书堂”任教，给宫中的宦官们授过课。因此《明史》上说，魏忠贤、刘朝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对这一点，有人不信。因为魏忠贤一直就不识字，而且内书堂是培养小宦者的，魏大叔似乎没有资格入学。　　　　姑且听之吧，反正是两人在宫内有相当深厚的渊源。　　　　这个沈潅，除了是最早一批投靠魏忠贤的文官之外，他在历史上还做了另一件事非常闻名。　　　　万历四十四年（1616）那时候，他任南京礼部侍郎，在方从哲支持下，驱逐了当地所有的天主教士。此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的一大“教难”。而我们现在熟知的科学家徐光启（曾任礼部侍郎）与叶向高等人，则对传教士们都是很友善的。　　　　沈潅入阁，并非出于魏忠贤之力——那时魏大叔还没这么大能量。早在万历末年“会推”（评选阁臣候选人）时，沈潅就被三党人士提名，还没来得及任用，万历就死了，然后泰昌才将他列入阁臣人选。等到实际入阁，已经是天启元年的七月了。　　　　阴差阳错，东林党人把持的内阁，忽然就打进了这么一个楔子来！　　　　他一来，从此事多！　　　　东林党人的各路大员，从这一刻起，宿命般地开始了多米诺骨排式的倒下。

此外，刘一璟在那时还坚决要求处死“盗宝案”中的刘朝、田诏等，对天启以修陵（万历之墓）有功之名荫封魏忠贤持有异议。泰昌元年的这些老帐，是要一块儿来算的。　　　　不过天启对刘一璟在移宫案中的护卫之举，印象极深，他还不至于立刻就忘恩。首攻刘一璟的候补御史刘重庆，就被天启怒而贬官。但是接下来，攻势并未减弱，反而越来越猛。　　　　刘一璟，字季晦，江西南昌人，也是万历史二十三年的进士，原为礼部右侍郎。泰昌即位后入阁，在拥立天启的问题上态度坚决。当时外有刘一璟、韩爌、周嘉谟，内有王安，人们普遍认为大明朝总算中兴有望了。哪里料到，刘一璟的板凳才坐了一年多，就坐不稳当了！　　　　最让刘一璟感到沮丧的是，不仅郭巩、霍维华这类渣滓蹦得欢，就连素有直声的给事中侯震旸、陈九畴也加入了攻击的战团，讥讽他“结纳王安”。前面那些乌龟王八蛋跳出来，刘一璟心里很明白，这是魏忠贤在搞报复，可是侯震旸等人为了博取直声而口无遮拦，就未免让人太寒心了！　　　　以明朝士大夫的一贯观念，最恨、也最怕人家说自己进身不由正途。勾结了宦官。这是一个很大的污名。刘一璟不得不连上四道疏为自己辩解，并按惯例要求解职。　　　　魏忠贤等的就是这个效果，连忙矫诏：准予刘一璟致仕回乡。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刻。在外廷，大家都把形势看得很清楚：须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出面说服天启，坚决挽留刘一璟。　　　　这个任务，惟有刚刚回到内阁的叶向高能胜任。可是叶向高并不很积极。　　　　他对刘一璟有误会。　　　　本来刘一璟是个心胸坦荡之人。在方从哲去职后，按例是应由刘一璟递进为首辅。但刘一璟坚决不干，要把首辅位置留给将要回来的叶向高。　　　　这一片冰心在玉壶，叶大人却完全不能理解。　　　　早就投靠了魏忠贤的霍维华、孙杰，偏巧正是叶向高的门生（叶是他们考进士的主考老师）。两人不断在老师面前搬弄是非，为魏忠贤粉饰，对刘一璟大加诋毁。他们说，刘一璟对叶向高的复出非常嫉妒，很不情愿让出首辅的位置。　　　　三人成虎，此乃万古定律。如果有一百个人对你说，秦桧这人其实是相当不错的，你也会慢慢生出好感来（不过，历史上也有天天说好的，形象却越来越差。是何原因，待考）。　　　　叶大佬本来就不是激烈之人，受了门生的鼓惑，对魏忠贤抱有幻想。他不是看不到客、魏坐大之势，但总想以“调停”来解决问题，不想与之发生正面冲突；而对刘一璟则冷眼旁观，尤其这个时候更不想出手相救。　　　　他还有一个门生叫缪昌期，比他清醒，跑去劝老师说：刘一璟乃国之栋梁，如何能坐视其被逐？宫中诏令，可不必听。　　　　叶大佬问道：天子有诏，怎能不听？　　　　缪昌期疾言道：师翁如能出面一争，则局面可为之一变，且可挫魏阉气焰。如听之，则矫诏一次，去国家重臣一次，他日又如何收场？　　　　一番话说得叶大佬默然。　　　　他后来终于去说了情，天启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慰留。但是刘一璟的心凉透了，“坚卧不起”，连上十二道疏求去。魏忠贤的意思，是只要他走了就好，于是在批红时也做了一点让步。事情拖到天启二年的三月，刘一璟算是体面地致仕了。　　　　刘一璟的离职，后世有评价说，这是东林党与魏忠贤斗争的第一次惨重失败，对天启后期的政局影响甚大。　　　　刘一璟是顾命大臣，威望极高，此次不过是魏阉方面几个小丑出手，就把他给撵走了，这无疑大长了魏忠贤的志气。过去，魏忠贤还不大敢挑战内阁，现在，他已开始酝酿：下一步要全面控制内阁了。

天启元年（1621）九月，王安被害。汪文言骤然失去政治屏障，立刻就有顺天府丞邵辅忠出面弹劾他，导致他丢了“监生”的身份。汪文言见势不好，赶紧开溜，哪知道一出北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逮下狱。好在那时东林党势大，他在监狱中没吃多大的苦。　　　　折腾了一回，最终还是无罪释放。汪文言锐气不减，玩得更欢了，跟公卿大老们频频交游，一时门庭若市。　　　　这颗政治新星，甚至还引起了首辅叶向高的瞩目，在请示了天启后，让他当了内阁的中书舍人（内阁秘书，从七品）。韩爌、赵南星、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更是与他交情甚厚。　　　　傅櫆这次决定向东林党发难，所选的两个目标都是硬派人物，因此能不能奏效，他心里不是太有底。在他的弹劾疏中，把这个小小的汪文言拿来做突破口，是想打击对方的软肋——柿子要捡软的捏，老官僚一般都深谙此道。　　　　汪文言也确实该着在这一轮冲突中最先落马，因为成为“突破口”的一切因素，他都具备：官职低（帮他的人就少）、经历复杂（容易挑出毛病）、知名度高（打击他能起到震撼效果）、与东林关系密切（能起到株连作用）。　　　　拎出这个人来，是傅櫆经过精心考虑做的选择。　　　　据说，这背后是阮大铖出的主意，因为他与汪文言同是安徽人，最知道汪的底细。另外也有史家认为，是魏忠贤及他的“领导班子”盯上了汪文言，早就想用他来牵出东林一大批人，这次打他就是由魏忠贤亲自授意。　　　　这两个说法，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精心策划的奏疏，起初在天启那里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他根本看不出里面有什么名堂，也懒得动脑筋去想为何有这样一个东西上来。平日里，廷臣们互相攻击的折子他看得多了，不愿再做裁判了，就把傅櫆的奏疏交给司礼监去处理——爱怎么弄就怎么弄吧。　　　　魏忠贤见到这份奏疏，大喜。他和外廷的爪牙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讨论了很久，才定了处理意见。几个人看这个折子，并没有抓住左光斗、魏大中的要害，连“貌丑”也成了罪名，显是强词夺理。如果立刻就下诏处置左、魏，人心不服，容易生变。但是汪文言不同，汪的问题就太多了。拿下汪文言，让汪自己咬出左、魏，然后再来治左、魏的罪，东林就不大好说话了。　　　　首战务求必胜。魏忠诚贤对这次出击非常谨慎。　　　　于是，“领导班子”拟了一道中旨，由天启名义发下，将汪文言逮入锦衣卫诏狱“鞠问”，左、魏则不问。　　　　但是左光斗、魏大中无缘无故吃了这一闷棍，当然不服。第二天，两人就分别上疏自辩，并大揭傅櫆之短。他们要让天启明白，傅櫆这么干究竟是何居心。

御史李应升头一个不同意，他的看法是杨涟身为东林重镇，是旗帜式的人物，不易轻动。因为倘若一击不中，那就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东林势必土崩瓦解。还不如由他李应升来打头炮，万一失败，不过是牺牲一个人，不至于牵动全局。　　　　老谋深算的黄尊素也不赞同，并且已经预见到杨涟此举的严重后果。他对魏大中说：“若清君侧，必有内援，请问杨公可有？若此疏已发，则我辈死无葬身之地矣！”　　　　以前嫌叶向高太过温情的缪昌期，也不赞成这个极端行为。他对左光斗说：“攻击内珰，成败只差呼吸之间。若一击不中，则国家随之败坏。今宫内无援手之内侍，外廷无主持之大臣，万难成功！”　　　　没有内援，就无法离间天启与魏忠贤的关系，这确实是此次行动的致命劣势。李应升、黄尊素两人，显然是深谙宫廷斗争规律的老手，分析得不错。以前刘瑾倒台并死得很难看，是因为内廷发生了内讧，外廷借势而上。真正能干倒权阉的力量，须是他的同类。外廷的舆论，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　　　　因此，杨涟此举的效果，不能不令人担忧。　　　　听了他们的话，左、魏二人的心情不由也由晴转阴。　　　　但是杨涟已欲罢不能。在东林的内部，也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像叶向高、黄尊素、邹元标等人，都是温和一路。但是，正因为他们温和，在激烈的党争中，话语权就就不够硬气。甚至有人据此论证：叶向高根本就不能算东林一系。　　　　杨涟则是个典型的激进派，他的好友曾把他比喻为“虎”。对魏忠贤这样的政治杂种，他早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堂堂的国家精英，与这样无卵的小人周旋，就已是奇耻大辱，更何况还要日日在他的威势下生存！　　　　天启二年回京后，杨涟就想面奏天启，请赐尚方剑诛杀魏忠贤。这在古代，叫做“请剑”，也就是豁出命来直谏，有他无我，与奸人拼一回命。但那次“请剑”，被亲友们苦苦劝住。　　　　此次他也知道并不是最佳机会。但是，恶人可以日日作威作福，好人却要日日忍耐下去，天理又何在？自古的道理，都是说邪不压正，为何临到我辈，就要看恶人的脸色苟且存活？　　　　他不是不知道这是孤注一掷，他不可能不知道后果难测，但是——　　　　“此时不言，迨至逆谋已成，请剑何及？无使天下后世笑举朝无一人有男子气！”　　　　这就是杨涟，这就是万古的忠义！　　　　当世有人议论，说正是由于杨涟的冒进，才触动了魏忠贤的杀机，进而酿成惨祸。这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另外有人说东林党天真，轻率，近乎白痴；则不知用了这些恶毒的词汇，能解何人心头之恨？能泄何种无名之忿？　　　　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难道就是迂执？　　　　奸恶当道，有人甘愿将头颅一掷，说一声：我不服！这难道不是汉子？　　　　我以为，策略不策略的可以讨论，但杨公之正气不容怀疑！　　　　正因为没胆抗争的人太多，正因为附逆谄媚的人太多，才有豺狼狂奔于人间、歹徒奸贼挡于道、土豪劣绅扼住小民！　　　　如果众生全无血性、苟活就是真理，则历史将永远是暗无天日史。　　　　这样的一群无骨之人，居然还想乞求永世的幸福，可能么？　　　　指责杨涟，也是要讲一点资格的！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杨涟开始发动，把写好的奏疏由会极门递进了宫内。文书房的宦官展卷一看，目瞪口呆。这道奏疏，罗列了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措辞之严厉，其上疏人官职之高，都乃前所未有。

这边杨涟听说奏疏已落入魏忠贤之手，愈加激愤，于是预备起草第二封奏疏。等天启上朝，直接面奏，要求当廷对质，看你更有何计？　　 　　当时东厂耳目无孔不入。杨涟有了这个想法，并未很好地保密，“外廷遂喧传其说”，被东厂迅速侦知。　　　　千钧一发，不容喘息！　　　　魏忠贤及其“领导班子”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他们在整个专权时期，险些翻船的时候，就这一次。几个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好了一套办法。　　　　首先就是设法将天启与大臣们暂时隔绝开来。　　　　在杨涟上疏后，一连三天，魏忠贤想尽了法子忽悠天启，不让他视朝。　　　　到第四天，皇帝不能不出来了。　　　　一大早，众大臣列班站好，引颈等待皇帝出来。鸿胪卿展自重请示杨涟：“面奏当于何时？以便唱引。”这个司仪官想要安排一下程序。　　　　他话音刚落，忽喇喇从里边涌出来一群人来。众臣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一百多名“武阉”（武装太监）衣内裹甲，手执金瓜钢斧，拥帝而立，虎视眈眈注视着杨涟！　　　　接着有值班太监传谕，令杨涟所站的左班御史诸臣，不得擅自出班奏事。　　　　甲光耀眼，刀斧林立。看样子谁要是敢乱说乱动，立时就得毙命刀下。　　　　见到这个阵势，就连铁汉子杨涟也不禁目慑气夺，对众人说：“姑徐之。”还是改天再说吧。　　　　明代文秉所撰《先拨志始》曰；“于是忠贤之党知外廷不足畏，遂肆毒焉。”　　　　可惜，铮铮铁骨的杨公，也中了魏忠贤的招，痛失良机。草民我倒不相信杨大人会被刀斧所吓倒，估计他是考虑：如此严峻的阵势，其他人必不敢放言附和，他面奏的声势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才决定徐图之。　　　　但，机会只有这一次。　　　　民气可用之时不拼死一搏，日久心散，正人君子就将为俎上鱼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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