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孙传庭

关中乃形胜之地，为帝王之资，据关中可以辅佐皇室，争雄天下，开创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最不济也可以保境安民，在乱世中创造一方桃园乐土。可惜孙传庭只有匹夫之勇而无枭雄之志，其死的毫无价值，身死国灭，可悲可叹！

伙。你还谝滴美。。。。古时候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你放哪时候也好不到哪去。至少孙帅还是战死沙场。死的其所。比某些人强太多。毕竟上下烂完了。你是树坡曼么。你会飞么。还力挽狂澜啊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能说楼主对明末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完全是自以为是而不考虑是否可行！
按照楼主所说孙传庭只会变成逆臣贼子，成则袁世凯窃国大盗，败则吴三桂遗臭万年。最主要的是士大夫阶层所受教化，三纲五常，舍身取义，根本不可能做出楼主所期望的的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一些官宦将帅迫于形势从贼，便被列为逆臣，楼主这样说只能说明对当时的大势根本不了解甚至不能理解，不要以现代人的人生观去套用古代文人墨客的为人处世哲理。
楼主说的据关中，孙传庭倒是想守潼关练兵西安，实际上是被朝廷赶出陕西不得已与李自成决战的，是陕西士大夫根本不容于孙传庭，孙传庭不出关就被其他人替代而再次入狱了。
至于楼主说的困李自成于河南，开封被淹前侯恂便有“委河南于贼，徐图合围以灭之”的奏疏，这个有可能置李自成于死地的方略根本不报，至于原因，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尚困不死张献忠，左良玉、杨文岳之流能将李自成困死在河南？
而楼主说的“有陕西的威胁和牵制，李自成绝不敢调主力去打北京”，看来楼主根本不知道就在孙传庭出关前（1643年8月）三个月的时候李自成在襄阳所议了：“（五月李自成）与群贼议所向，左辅牛金星请先取河北以直走京师，礼政府侍郎杨永裕请下金陵以断燕都粮道，吏政府从事顾君恩言：‘金陵居下流事矣济，而失之缓，直走京师不胜退安所归，乃失之急。关中为大王桑梓之邦，宜先取之以建国立业，后而旁略三边，攻山西向京师进战退守而无失矣。’闯贼善之，遂拘铁工昼夜造铁钩钉各万余，谋入潼关以逾山险，复于六月大造舟舰于荆襄。”
至于楼主说的孙传庭只有匹夫之勇，当时大明将帅无不避战，孙传庭以一介书生敢于逆战并能两战皆胜之，以数万边军大胜李自成数十万雄师，这也是当时人所说的“孙传庭死大明亡”的本质所在，是为后人敬仰的根源所在！
楼主说自己要是孙传庭如何如何，楼主知道到时李自成的军队是何等强悍吗？
据《明史》载：
……分其众，曰标营，领兵百队；曰先、后、左、右营，各领兵三十余队。标营白帜黑纛，自成独白鬃大纛银浮屠；左营帜白，右绯，前黑，后黄，纛随其色。五营以序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谓之落草，磔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精兵一人，主刍、掌械、执爨者十人。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甲厚百层，矢炮不能入。一兵倅马三四匹，冬则以茵褥籍其蹄。剖人腹为马槽以饲马，马见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军止，即出较骑射，曰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所过崇冈峻坂，腾马直上。水惟惮黄河，若淮、泗、泾、渭，则万众翘足马背，或抱鬣缘尾，呼风而渡，马蹄所壅阏，水为不流。临阵，列马三万，名三堵墙。前者返顾，后者杀之。战久不胜，马兵佯则诱官兵，步卒长枪三万，击刺如飞，马兵回击，无不大胜。攻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杀人，束尸为燎，谓之打亮。城将陷，步兵万人环堞下，马兵巡徼，无一人得免。献忠虽至残忍，不逮也。诸营较所获，马骡者上赏，弓夭铅铳者次之，币帛又次之，珠玉为下。
面对李自成大军，楼主自己觉得能做得比孙传庭还要出色？还是在关内屯田练兵避战，美其名曰“以耕战为主，壮大实力，不出五载，大业可成”，实则效法左良玉？
没有针对楼主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楼主看了几部根本反映不出明末那一段历史本质的影视文学作品就自以为是以为是个人都能替代孙传庭而名扬千古！这样的话孙传庭也就不会被世人所称颂！

为世人所称颂？为这样的目的去死有意义有价值吗？所谓忠君死难不过是小忠小义，实质上是置国家和民族危亡于不顾，将天下苍生和黎民百姓置于水火之中，小忠小义不足言道，孙传庭应该施行大忠大义，大忠大义是什么呢？所谓社稷为重君为轻民为重君为轻，孙传庭如果据有关中形胜之地，养兵足食积蓄力量，引而不发以待流寇之弊，等待时机大举出动，内扫流寇，外据满清，上佐天子，下安百姓，给太平于天下，建立绝世大功，才是真正的大忠大义。楼上的以常人所谓的“忠君”“气节”标准来评判是非，只是匹夫之忠，不值一驳！正所谓非常之事得非常人行之！为了江山社稷，为了黎民百姓，即使时代不能理解，即使背负造反叛国之名又有何妨？千秋功过，任后人评说去吧！
楼主说的据关中，孙传庭倒是想守潼关练兵西安，实际上是被朝廷赶出陕西不得已与李自成决战的，是陕西士大夫根本不容于孙传庭，孙传庭不出关就被其他人替代而再次入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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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士大夫根本不容于孙传庭？笑话，刀枪威逼之下，到底是谁容于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不服从的豪强富户正好罗织罪名，抄家灭族，一网打尽，罪名嘛随便找，通匪资敌、侵占官田，抄家得来的金银充做军款，田地分给贫民，正是一举两得！至于被其他人替代而再次入狱，更是笑话，崇祯皇帝自顾不暇，对陕西更是鞭长莫及，就算明知孙传庭有异心，加倍笼络还来不及吧！不爽的话，直接派特务把朝廷的使者秘密解决，然后嫁祸于流寇！
至于李自成置陕西的威胁而不顾，胆敢去进攻北京，从战略上讲，李自成不会那么傻！就算李自成去打北京，如果崇祯皇帝昏庸无能轻易被灭掉，那只能证明他是扶不起的阿斗，朱家子孙成千上万，挑个合适的选为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又有何不可？总比身死国灭生灵涂炭，让天下百姓沦为异族奴隶，置中华文明与血泊灰烬之中要好多了吧？
举大事者不拘小节，非常之事要非常人行之，即使当时后世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也要置而不顾一往无前，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哎，蒋委员长真的是民族罪人啊！）

至于楼主说的困李自成于河南，开封被淹前侯恂便有“委河南于贼，徐图合围以灭之”的奏疏，这个有可能置李自成于死地的方略根本不报，至于原因，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尚困不死张献忠，左良玉、杨文岳之流能将李自成困死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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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河南当时绝对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可惜崇祯是庸主，不能行此方略。当时河南连年旱灾瘟疫蝗灾盛行，赤地千里流民遍地，如果朝廷不能提供粮草救济，最好的战略就是放弃河南于流寇，谨守四方以困死李自成，河南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
置于能否困死李自成，对孙传庭来说无所谓，重要的是经营陕西发展力量等待时机。
顺便谈谈崇祯皇帝：明末的社会就好比电影里的瘟疫重症患者，气若游丝，一口气上不来就死翘了。不过也不是全无办法，只不过非常之谋，却是崇祯皇帝不可能实行的。
首先，战略上应该收缩战线，内有流寇外有满清，最要紧的就是议和停战。对李自成可以封为关中王或河南王，换得李自成对朝廷的支持和认可。对满清可以签订合约，牺牲土地贡献财富，换取喘息的时间。即使不能全部达成停战协定，至少要与一方停战议和，如果能招安李自成更好，可以出钱雇佣其精兵对付满清，让其二虎相争以取渔翁之利。
然后励精图治，以明朝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战争潜力是流寇和满清远远不能相比的，只要经营得当，三年五载内必有所成。
至于财政困难，倒有个不地道但极有效的法子，拿权贵和富豪开刀，网罗罪名然后抄家灭族，所得用以补充财政。另外，崇祯虽然号称节俭，但后宫仍有上万宫女，应将其全部释放或者赏赐有功将士，既可以节省开支又可以收买人心，还能增加人口。
至于吏治腐败，同样可以将贪官抄家灭族，或者根据情况，让其戴罪立功，以刑杀为缰绳驱赶他向腐败同僚进攻，有功灭罪加赏，无功则数罪并罚抄家灭族。
最主要的是发展军事，枪杆子里出政权，皇帝手里要掌握拥有绝对力量的精锐主力部队，进可攻退可守。军事上应该放弃河南，河南灾害连年赤地千里饥民遍地，流寇剿不胜剿，河南是吞没明朝元气的无底洞，暂时的放弃是正确的策略，等实力发展了，随时可以收回。
可惜，以上的每一条崇祯都不可能实行，因为每一条都过于惊世骇俗，崇祯想不到，也没人敢提议。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行之，崇祯只是个常人，所以，大明朝不可避免地在他手中一步步没落直至灭亡。

至于楼主说的孙传庭只有匹夫之勇，当时大明将帅无不避战，孙传庭以一介书生敢于逆战并能两战皆胜之，以数万边军大胜李自成数十万雄师，这也是当时人所说的“孙传庭死大明亡”的本质所在，是为后人敬仰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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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战河南从战略上讲是严重错误的，所以先胜后败是必然的，不但完全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自成占有陕西进兵北京，间接导致了明朝灭亡满清入主中原，差点葬送了中华文明！

楼主完全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用现代人的思维用将近四百年的历史研究来断定历史应该如何去谱写，可惜作为当事人受各种条件制约只能做到如斯地步，留给后人品评其功过是非，若是按楼主所愿，那个人岂不是变成先知了，再有人指引着民众去走最为正确的一条路，这样的话还有研究历史引以为鉴的必要？正因为人不能预见未来，只会以为自己当时做的是正确的，事后猛然醒觉，才会有“事后诸葛亮”一说，（按照秦桧的观点为南宋保住了半壁江山、吴三桂则以为是在为崇祯报仇为社会除害，作为当事人他们根本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多大的灾难危害），所以才会留下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真按照楼主所想则明末不过是安史之乱的翻版，孙传庭成为郭子仪第二，虽功在千秋但不会给后人留下刻骨难忘的痛史
另外李自成手下有能人，其能力绝对超乎想象，其在战略上的布局绝对远超大明之人，李自成三围开封、南下荆襄、给孙传庭安插奸细引诱孙传庭屠唐县灭老营家口、灭孙传庭定三边、分兵河南传牌山东断崇祯南逃之路、最终陷京师，无不显示其技高大明一筹，而山海关之败后李自成迅速败亡，很可能是那个高人死在了山海关或是被李自成鸟尽弓藏了，李自成没有了指路之人导致其败亡，自己怀疑其就是托名的“李岩”，是广大闯军官兵对其的怀念所致。孙传庭真按照楼主所想去作为，也未必是李自成的对手，只不过李自成灭明的时间由1644变成1650罢了。

李自成虽然有其过人之处，但本质上只是个流寇，绝非改朝换代的一代英主，他比起同样草根出身的刘邦、朱元璋差的太远，这并不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就事论事，大致分析如下：
一、李自成虽然拥兵数十万，但其部队基本上是乌合之众，缺乏训练装备粗陋，几乎没有核心战斗力，靠人海战术对付明朝内地的二流官兵还勉强凑合，但对上精锐的满清八旗军队，就原形毕露一败涂地逃命不暇。
二、刘邦争雄天下有关中大后方根据地，朱元璋争雄天下靠的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反观李自成则典型流寇，头脑简单的只会战场上打打杀杀，政治经济军事等基本功一塌糊涂毫无是处，难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三、李自成过早的进攻北京是战略低能的表现，暂时保留明朝皇帝的存在，至少能抵挡满清于山海关外。要紧的是经营根据地，着手建立新的政权，后方分田地促生产，前方派兵遣将进攻明朝势力薄弱的南中国。在完全没有政策准备的情况下攻下北京，其流寇本质的恶劣表现让天下人失望，其拙劣的统战更使吴三桂的山海军转入满清的阵营。
评价李自成在历史上的角色，他只是一个破坏者，是只会破坏不会建设的流寇！

楼主完全是以现代人的眼光用现代人的思维用将近四百年的历史研究来断定历史应该如何去谱写，可惜作为当事人受各种条件制约只能做到如斯地步，留给后人品评其功过是非，若是按楼主所愿，那个人岂不是变成先知了，再有人指引着民众去走最为正确的一条路，这样的话还有研究历史引以为鉴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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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现代人和古人有多大区别，也不认为现代人的眼光和思维要高于古人，只不过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人性不变，社会也不变，好多事情不过是历史的重复和循环罢了！

对李自成的看法与楼主基本一致，但从李自成设五营其军力已经开始变强与以前流寇有了本质区别，对付明军是足够了，至于遇到清兵露出原形，呵呵，李自成败回北京还敢派兵后卫，败回陕西还想五路反击夺回北京，等到潼关大败太原陷落之后，终于被清兵吓破了胆望风而逃而不敢一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是李自成与崇祯一样不会用人、嫉贤妒能没有容人之德、当时的民心所向等等。
至于说李自成基本功一塌糊涂，李自成头脑并不简单，其打败孙传庭之前已经开始经营建设了，但因为“迎闯王不纳粮”，其财政早就遇到了危机，所以刚刚入陕西就开始拷饷，分派委任的地方官员上任第一要务就是追饷，其本质不就是楼主所愿的而孙传庭根本不可能施行的“拿权贵和富豪开刀”，正因为其站到了士绅阶层的对立面，这也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提前三百年是行不通的。
现代人与古人还是有区别的，虽然眼光与思维恐怕还要低于古人，但胜在知道了后世的历史，知道了历史的走向，问题是研究了三百多年都没有研究出一个好的方略，明末那一段历史不是靠孙传庭简单的经略关中限制李自成的发展就可以扭转的。说起侯恂之策，确实是唯一可行并能见效的策略，侯恂上疏不但不被采纳反而下狱，使得左良玉离心再不肯出力，甲申之所以发展成国难、南明变为痛史，崇祯十七年来一直推行的国策“居功至伟”。
后人对清朝的反感是因为清朝政权本身的野蛮愚昧、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毁、对后世的恶劣影响……，但在当时清朝能迎合士绅阶层的政治要求，能够使民众摆脱长达二十年的战乱使民众安居乐业，能使社会经济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这是崇祯与李自成根本做不到的，按照后世的说法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一方，是代表“历史的进步”，其入关后一系列被士绅阶层与民众接受的政策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所以才会最终取得天下。至于其推行的雉发令以及一些民族压迫政策引发的反抗，在当时来讲充其量不过是地方叛乱起事，在士绅阶层支持清朝与民众盼望社会安定的情况下，所以很容易就被镇压了下去根本掀不起什么太大的风浪。至于南明，后来已经变成了地方割据政权抗拒统一，那些联明抗清的大顺余部更是一边盗用南明旗号一边坚持拷饷政策，挖南明的墙角，因此被后人评价为“闯贼余孽”，所以才会不时引发内斗消弱南明抗清力量。
所以站在后世的角度用后世的眼光站在反清的立场上看待明末历史，没有一个远强于满清入关后推行的政策，不能笼络士绅阶层而只是靠劫掠富绅充实军需，不能真正的安定民众，又怎么可能拒清兵于关外，所以当时根本就是必死之局。

后人对清朝的反感是因为清朝政权本身的野蛮愚昧、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的摧毁、对后世的恶劣影响……，但在当时清朝能迎合士绅阶层的政治要求，能够使民众摆脱长达二十年的战乱使民众安居乐业，能使社会经济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这是崇祯与李自成根本做不到的，按照后世的说法是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一方，是代表“历史的进步”，其入关后一系列被士绅阶层与民众接受的政策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所以才会最终取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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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当时只有满清才能做到是天下安定太平，是民众摆脱长达二十年的战乱使民众安居乐业，但全国民众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全国数百万的民众死于满清的屠刀之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可以说，全国敢于反抗满清的汉人和其它各族人民几乎全被杀光了，只留下愿意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甘愿做异族奴才的，如果是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甚至是符合历史的进步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吴三桂以及后世的汉奸之流？我们如何评价敢于反抗侵略反抗暴政的众多英雄烈士？难道说他们阻挡了历史潮流？或者是抗拒国家统一？
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以满清的落后，游牧渔猎民族、部族奴隶制度，何谈先进？应该说是落后战胜了先进、野蛮战胜了文明才对。
可惜，时无英雄，孙传庭也扛不起时代的重任，虽然他战死沙场值得我们尊重，但更遗憾的是，他没有历史责任感，缺乏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性，只懂得”愚忠“、”死难“，称不上英雄豪杰。人不应该只对某个团体某个个人效忠，而应该效忠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

明末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特权豪强垄断了社会财富，把持了绝大多数能赚钱的行业，特别是土地和房地产更是拉动GDP解决财政的主要手段，但沉重的赋税却被转嫁给平民百姓，加之连年灾害，更导致中产阶层和农民纷纷破产，失业人员和流民遍布全国，好多地方饿殍遍野民众几乎死光，千里无人烟，贫富两家分化太严重导致朝廷已经不敢公布基尼系数。
这种情况下，孙传庭作为地方实力派，完全可以尝试解决明朝的社会问题，至少可以在陕西推行新政，严厉打击不法豪强和特权势力，安抚流民分田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陕西根据地稳固之后，再逐步扫灭流寇抗拒满清，最终平定乱世安定天下，以后或继续拥护明朝实行新政，或者改朝换代，成就一番壮举，难道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吗？

柿园之战，孙传庭是因为天气原因才先胜后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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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南当时的情形，粮草后勤就是制约行军打仗的根本问题。不经营陕西稳固基础然后稳扎稳打，反而被逼迫之下仓促出兵，妄想因粮于敌以战养战，寄希望于侥幸，这难道是作为一军统帅应该的吗？兵者，凶事也，小则关系到大军存亡，重则关系到社稷国运，作为统帅能不慎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孙传庭难道不知道吗？难道是他被关了几年关傻了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