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人的铮铮骨气。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几位同道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就命儿子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
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交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说：“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为了感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做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按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吴昌硕的书法，特别是他的工楷，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珍宝。所以接到“谢唁帖”的，个个喜不自禁，互相传诵。那些达官权贵深悔自己没有在施氏夫人的治丧中送上一份“奠仪”，有的甚至想补送。
一天，那位姓陈的朋友跑来对他说：“昌硕兄，丧事办完。但仍有几个人想要送奠仪，你看如何处置？”吴昌硕笑着说：“你去对他们说，这次不必事后补送了，就等以后我死了一起送吧！”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雇了一位人体模特。这位名叫雪子的日本少女，是房东的女儿。为了学习油画的需要，他请雪子做他的人体模特儿。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感情。毕业回国，李叔同曾将这位神秘的情人带回国内一起生活。
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他托友人杨白民将日本情人送回日本。情人不能接受，问：“日本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要送我回日本呢？”杨白民向她解释了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她提出要到杭州见李叔同最后一面。于是，杨白民夫人詹练一、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氏陪她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她们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见面时，三人有问，李叔同才有答。终席，李叔同始终不自动发一语，也从不抬头注视三人。
饭毕，李叔同即雇一小舟，告辞回庙。三人送到岸边，船行了，李叔同始终不再回头。日本情人大哭而归，从此离开中国，下落不明。

1928年，傅抱石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有一天，他在上篆刻课时，坐在前面的一位女同学忽然举手，要求发言。她站起来说：“傅老师，你在黑板上写错了字。”傅抱石回头一看，果然发现一个字少了一横，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后来，一个同学说明原委：那一横，正是那位举手的女同学偷偷抹掉的。
傅抱石记住了这位调皮的名叫罗时慧的女学生。罗时慧出身于翰墨飘香的大家，实际上她已经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老师傅抱石，而修伞匠出身的傅抱石却不敢存这奢望之念。后来，罗时慧说动父亲请傅抱石给她的两位弟弟做家庭教师，又以方便教育两个弟弟为由让父亲请傅抱石到家里住。
两年后，两人终于如愿以偿走到了一起。举办婚礼那天，傅抱石亲自用隶书写了一副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张贴于大门两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兆和参加19路军临时组织的宣传队。
一天，蔡廷锴一位姓陆的副官找到蒋兆和，请他为蔡廷锴画像。蒋兆和立即同意，问：“在哪里画？”陆副官说：“前线。军长正在前线指挥抗战，我们急需绘制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的画像，印成宣传品，以鼓舞战士的士气。”
蒋兆和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廷锴将军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蒋光鼐将军的画像。据说，这两幅画像，创下了当时的最高印刷纪录。停战后，陆副官给蒋兆和送来了200元钱作为稿酬。当他知道蒋兆和正失业，便帮忙介绍他给京沪铁路局局长郭承恩画像，郭承恩又介绍他给宋子文夫人画像。郭承恩到上海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后，又邀请蒋兆和设计银币。

谢无量书法，看似稚拙，实则博大精深，非常人所能企及。抗战胜利后，纸币贬值，物价腾涨，加上谢无量嗜赌常输，卖文字所得，入不敷出，因而常常债台高筑。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示意空军司令周至柔，就近在成都请谢无量为他作寿文。谢唯唯否否漫应之，周至柔乃先敬致润笔3亿元。笔润之昂，高于任何文稿。囊中羞涩的谢无量，遂将其办黄埔军校，北伐之役，及抗日战争三事汇列成文。寿文抄示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周至柔见蒋介石如此看重此文，又请示蒋介石请何人书写。蒋介石说：“谢先生是大写家，就请他本人写。”周至柔再到谢府，转致蒋介石之意。谢以不能作楷书为由推辞。周至柔又敬献两亿元，作为写寿屏的润笔，谢无量笑纳后一挥而就。自获此项卖文字稿费，还掉债务，尚可积余。
谢无量事后对朋友说：“他是出钱买寿文，我是出门不认。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场上往来，照例如此。”

1953年9月，白蕉在徐悲鸿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老友相逢，分外欣喜。9月25日，白蕉临行时，徐悲鸿送给他一卷近作，又亲自送他上火车，并相约一星期后去上海吃大闸蟹。
白蕉在火车上才想起悲鸿所送的一卷画没拿，但想起悲鸿约好下周来沪，一定会带来的。没有想到第二日，悲鸿先生突然逝世。噩耗传来，白蕉呆如木鸡，悲痛不已！车站一别，竟成永诀。

大师也有恣情放纵的时候，1955年溥心畲在日本时，在一个大雪夜叫了四五个日本小姐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在喝的过程中，小姐们不但脱光了自己的睡袍，也把溥心畲的衣服脱光。溥心畲在大醉的情况下，信笔画了一幅春宫小品《群阴剥阳图》，画毕就扔进纸篓倒头大睡了。
第二天，摄影家王之一从女佣嘴里得知有这样一幅图，连忙从纸篓里找了出来，发现画中人物表情轻松自然，诙谐有趣，并无色情意味，让人看了，也不至于产生杂念。张大千看到之后，称赞不已，说：“这是绝品！比他的山水楼台亭阁都难能可贵。这张小画不用签名盖章，就凭那五个小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别人要学也学不像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