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科学是非道德的，它不进行价值判断，对于人类最深层的需要，它不但不予关注，而且完全不相干。
让我们讨论一下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观点。像格雷夫斯一样，汤因比也是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度过了性格形成期。他在1971年12月号《知识分子文摘》的一篇文章里说：“按我的信念，科学技术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这些需求正是各种宗教所努力提供的。”
请注意，汤因比还挺诚实的，他使用了“努力”一词。
那么，你喜欢下面哪种情况呢？是一个从不标榜自己致力于精神问题，却无论如何解决了问题的机构，还是一个不断谈论精神问题，却从不做任何事去解决问题的机构？换言之，你想要的是行动还是高谈阔论？
想一想人类社会的奴隶制。这个问题的确在考验那些对人类精神需求感兴趣的人。一个人是奴隶主而另一个是奴隶，这对吗？公正吗？道德吗？这个问题的确不是出给科学家的，因为它不是通过研究试管反应就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通过观察分光光度计表盘上指针的转动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出给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众所周知，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去思考。
贯穿整个文明史，直至现代社会，相对少数人的财富与繁荣，都是建立在动物般的苦役以及对大多数悲惨的农民、仆役、奴隶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精神领袖们对此都说过什么？
在西方文明中，我们精神安慰的主要来源至少有《圣经》。然而从头到尾读一遍《圣经》，从第一篇《创世纪》到最后一篇《启示录》，全书你找不到一个词谴责奴隶制。《圣经》里有大量的关于爱与博爱的概括总结，但关于政府对穷人和不幸者的责任，却没有任何可行的建议。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精神领袖们往往联成一气，直接或间接地拥护奴隶制。他们中间不乏其人，为强行拐骗非洲黑人并使之变成美洲奴隶的行为进行辩护。说这样一来，就把他们改造成了基督徒，对其灵魂的拯救远远补偿了对其身体的奴役。
另外，宗教满足了奴隶和农奴的精神需求，使他们相信其尘世地位是上帝的意志，并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不因违背上帝的意志而犯下罪过，死后就会得到永恒幸福的生命。这时候，谁是最大的受益者？是向往天国而对现实生活忍耐力增强的奴隶，还是对改善被压迫人民悲惨命运的关注减低了很多、对奴隶暴动的担忧减轻了很多的奴隶主？
那么，是什么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奴隶制是一种不合理的制度，一种严重的罪恶？什么时候奴隶制走向了终结呢？
对了，就是工业革命曙光出现，也就是机器开始代替人力时。
就此而言，是什么时候广泛的民主有了实现的可能？就是在工业化时代，当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使代议制立法体制有可能在广大地区实行时，当机器制造的廉价商品大量涌现，把“下层社会”转变成值得悉心照顾的、尊贵的顾客时。
假如我们现在摒弃科学，你设想会出现什么情况？假使年轻高贵的一代放弃实利主义的工业（它所关心的是物质而非理想），全速倒退，回到一个人人呻吟爱与博爱的世界，那将会怎样呢？哎，如果没有实利主义工业的机器，我们必然会倒退到奴隶制经济，但我们可以用爱与博爱使奴隶们安分守己。
哪一个更好？是终结了奴隶制的非道德的科学，还是高谈阔论了数千年却无所作为的神学？
奴隶制也不是我们立论的唯一根据。
工业化以前，人类不断遭受传染病的侵袭。父母全部的爱，教堂会众全部的祈祷，哲学家全部的高深归纳，都不能阻止孩子死于白喉，也不能阻止一个国家半数的人死于瘟疫。
正是“科学人”客观的好奇心——它不进行价值判断——才放大并研究了裸眼看不见的生命形态，搞清了传染病的病因，证实了卫生、干净食物与水源以及有效排污系统的重要性。正是它，才研制出了疫苗、抗毒素、化学特效药、抗生素经；也正是它，才拯救了亿万生命。
同样，也正是科学们，才取得了与病痛斗争的胜利。在祈祷和哲学都束手无策时，是科学家们发现了如何减轻身体的痛苦。面临手术，没有多少病人会提出请求，要以精神安慰来代替麻醉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