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国号与明教、白莲教无关
　　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偏安一隅的创业霸主，还是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在开基立业的过程中通常会竭力建构政权的正统性以强化其统治基础。历代统治者建构正统性的手段通常包括建立国号、确定“德运”、①颁布历数、制礼作乐等一系列蕴含着传统宗教观念与古典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手段，因此讨论明代的国号问题理应从正统建构的角度入手。然而对明代国号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究的史学名宿吴晗、杨讷及陈学霖却分别选择以明教或白莲教作为考察明代国号出典和蕴涵的线索。
　　1941年，吴晗就明代国号问题提出了在中外史学界影响深远的观点。②他指出前代国号“或以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要皆各有其特殊之意义”。然而关于明代国号的出典与蕴涵，不但《明实录》、《明史》诸书语焉不详，明清学者亦从未涉及。他认为明代国号应与韩山童父子的“明王”称号有关。韩氏父子信奉的是早已与明教混合的白莲教，而“明王”的出典正是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朱元璋曾“为明教徒”，“因明教而建国，故以明为国号”。③在此后出版的《朱元璋传》中，吴晗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朱元璋麾下诸将“都是明教徒”，选择出自明教经典的大明作为国号，是为了显示“新政权是继承小明王的，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同舟共济。④

　　1983年，杨讷在探讨元代白莲教的文章中对吴晗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吴晗因白莲教、白云宗与明教具有共同特点即断言三派混合的论证方式“颇欠周密”。因为不管明教与白莲教存在多少相似之处，“只要明教还信奉摩尼佛，它就不会同崇奉阿弥陀佛的白莲教混合”。不止如此，明教在元代不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教派，而且还获得了元廷的承认。上述事实表明，吴晗认为白莲教与明教混合的观点无法成立，“明王”亦与明教无涉。杨讷进而指出“明王出世”的口号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所谓“明王”即是阿弥陀佛。他还援引经文“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期望以此为据论证明代国号的出典是《大阿弥陀经》。至于朱元璋选择大明作为国号的用意，杨讷认为是为了向民众表明新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同时也是“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⑤2009年，陈学霖鉴于杨讷的观点没能赢得应有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往往“仍然延续吴晗的错误”，特意撰写长文重申杨讷的主张。⑥
　　杨讷及陈学霖的贡献在于更正了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经典的误解，但他们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越吴晗的研究思路，即以韩山童父子所信奉的宗教为线索探求明代国号的出典及蕴涵。或许正是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杨讷、陈学霖的观点仍然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已经将白莲教定性为异端教派并公开否定了弥勒佛的存在，因此他在洪武元年(1368)诏告天下的国号不可能出自白莲教经典。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在对张士诚政权发动总攻时颁布了《平伪周榜》(按：又名《讨张士诚令》)。⑦榜文云：“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⑧所谓“不幸小民”，“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表明朱元璋认为部分民众不能觉悟白莲教教义的荒诞，误以为真有弥勒佛。正像杨讷明确指出的那样，元末的白莲教徒普遍持有弥勒转世的信仰，⑨因此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开将白莲教斥为“妖术”并断然否定弥勒佛之存在的朱元璋不可能选择与白莲教有关的国号。

　　其次，所谓朱元璋试图掩盖与韩林儿的隶属关系或担心他人亦利用白莲教或明教取明而代之的假说，不能抵消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公然否定弥勒佛的存在与明代国号出自白莲教或明教经典之间的矛盾。吴晗虽然对明教与白莲教的关系有所误解，但他却比杨讷、陈学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上述矛盾。⑩可惜的是，吴晗并没有就此改途易辙，而是试图设法弥缝其论断的漏洞。吴晗为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时“深斥弥勒之传说”与洪武初年严禁白莲教及明教的行动提供了两个理由：第一，朱元璋担心如果白莲教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以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第二，朱元璋受刘基、宋濂等儒士的劝说，决定摆脱与白莲教的干系，即吴晗所谓“隐去旧迹”。(11)姑且不论朱元璋少年时因饥荒而被迫为僧并没有坚定的佛教信仰，(12)参加红巾军的行动也不能表明他崇奉白莲教。即使笔者相信朱元璋打击白莲教的原因确如吴晗所论，仍然无法接受吴晗、杨讷等人的观点。因为，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吴晗还是杨讷，都假设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为了争取明教或白莲教信众的认同。然而，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斥白莲教为妖术并断然否定弥勒佛的存在，洪武三年更严禁白莲教及明教。(13)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就算白莲教或明教信徒相信明代国号出自其所信奉的宗教典籍，仍然不能由此对明廷产生认同。
　　明代国号既然与白莲教、明教无关，那么明代国号究竟典出何处，又具有什么样的正统意涵呢?

　　在考察朱元璋为什么要在元代国号出典《易经》的同一段文字中选择国号之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宋金以后建构王朝正统性的政治理论“五德终始”说日趋没落，国号对于塑造王朝正统性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的历史情境。在元代以前，国号在王朝正统性建构中的作用远不及以“五德终始”说为基础的“德运”。自秦、汉以至宋、金，历代统治者无不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视为极其重要的建构正统性的理论工具。这主要是因为“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相生或相克为基础建构的循环理论，它在意识形态层面为新兴王朝提供了取代旧王朝的正当性。然而，自北宋中期以来“五德终始”说遭到了彻底的批判。率先发难的是欧阳修。他指出以五德相克的循环论来解释王朝更替实乃荒诞不经的游方术士之言，实际上正统王朝并非此仆彼起，延绵不断，而是存在着正统断绝的时候。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基础。不止如此，欧阳修还将道德因素置入评判正统的价值体系之中，试图以道德论取代“五德终始”说成为新的解释王朝兴替的政治理论。(16)至南宋，朱熹进一步完善了欧阳修的上述观点，从而形成了新的正统理论。南宋以后，理学逐渐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被宋儒贬抑的“五德终始”说在宋金以后一蹶不振。(17)

　　引文首先强调建立含有美好意蕴的国号以继承古代圣王次第相传的正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上古三代圣王皆按上述方式建立国号。接着指出，自秦、汉、隋、唐以来，历代君主背离古制，“不以义而制称”，或“因初起之地名”，或“即始封之爵邑”，不免有遭人非议之嫌。本朝承继上古三代之传统，“称义而名”，取《易经》“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清代史学家赵翼敏锐地认识到元廷建立国号的方式是以复古为革新，创造了以儒家经典文义建立国号的新传统。因此，他特意标出“国号取文义，自此始”。(20)需要指出的是，元世祖将国号由大朝改为元朝是利用儒家传统经典建构本朝的正统性，而不是像萧启庆所说的那样“后者不过是前者的文化化”。(21)否则元廷就不必诏告天下，制造刻有国号“大元”的钱币，(22)甚至派遣使者至高丽宣布“建国号曰大元”。(23)
　　现在回到朱元璋为什么选择与元代共享国号出典的问题。当明朝创立之时，“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功能趋于消解，因此明廷并没有确定“德运”的举措。正如陈学霖所说，朱元璋政权虽然在与群雄逐鹿之际因依附于韩林儿的大宋政权而宣扬“火德”，但在明朝建立之后，并无“讨论德运，推定行序”之举。后人以为明朝为“火德”，纯属误解。(24)需要追问的是，朱元璋为什么不沿袭秦、汉、隋、唐建立国号的方式呢?这主要是因为秦、汉、隋、唐的国号或取自其封地之名，或采用其爵邑之号，朱元璋虽然亦拥有的吴王封号，但这个封号不但在名义上受之于韩林儿而且与张士诚的封号别无二致。(25)因此，为了建构本朝的正统性，朱元璋采用了元代以复古相标榜的建立国号的新传统。

　　朱元璋选择与元代共享国号出典的举措亦与明廷“承元”而不直接“继宋”的正统策略有关。元明之际的主要矛盾不是族群冲突，元末民变首领韩山童号称宋徽宗八世孙主要是为了强调其自身的正统性，未必有强调族群矛盾的意图。红巾军的著名口号“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亦仅侧重于凸显江南与塞北在资源分配层面的矛盾。(26)与此相应，朱元璋政权在《谕中原檄》之前未曾提出强调族群矛盾的口号。(27)《谕中原檄》中虽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语，但其目的却并不是要强调族群冲突从而将少数族群彻底驱逐，(28)而是要激发中原民众的华夏认同，避免其“反为我仇，挈家北走”。(29)钱穆、姚大力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族群冲突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他们指出元明之际的士人与民众“华夷观念”淡薄，仅将元明兴替视作“一次改朝换代而已”。(30)上述情况表明，明廷采取“承元”的正统策略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
　　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了元朝作为宋朝继承者的正统地位。第二，洪武三年七月明廷完成了《元史》的修纂，这进一步确立了元朝的正统地位。(31)第三，洪武六年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这不但标志着明廷建构的包括上古帝王与汉、唐、宋、元的正统王朝谱系正式形成，(32)而且再次体现了元朝的正统地位。

　　注释：
　　①所谓“德运”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该学说认为宇宙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组成，名为“五德”或五行。“五德”或五行按照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构成了依次循环的变化规律，这一规律为解释自然变化与王朝更迭提供了理论基础。参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册，第404-617页；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顾颉刚编著：《古史辩》，第5册，第617-630页；蒋重跃：《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55-64页；Benjamin I. Schwar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50-382.
　　②吴晗是中国著名的明史专家，其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的观点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自不待言，国外学者亦往往认同吴晗的见解。Edward L. Farmer, Zhu Yuanzhang and Early Ming Legislation: the Reordering of Chinese Society following the Era of Mongol Rule, E. J. Brill Leiden, 1995, p. 32.
　　③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原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载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418页；引文见第382—383，409、414页。
　　④吴晗：《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42页。
　　⑤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1993年，第213—214页。

　　⑥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原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0期，2009年)，载陈学霖：《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页；引文见第28页。
　　⑦关于《平伪周榜》的颁布时间，参见杜洪涛：《〈弇山堂别集〉所载〈平伪周榜〉勘误——兼论其颁布时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第137—141页。
　　⑧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15页。
　　⑨杨讷：《元代的白莲教》，第212页。
　　⑩杨讷亦曾征引《平伪周榜》(按：又名《讨张士诚令》)，却未曾注意到所引史料与其观点的矛盾之处。陈学霖在重申杨讷观点时，亦未曾察觉上述矛盾。杨讷：《元代的白莲教》，第214页；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第1—35页。

　　(16)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177—190页。
　　(17)陈学霖：《欧阳修“正统论”新释》，载陈学霖：《宋史论集》，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25-173页；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论“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106页。
　　(18)元廷拒绝讨论“德运”问题固然与其自身汉文化水平不高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五德终始说已经不再是建构王朝正统性的必要手段。
　　(19)陈高华点校：《元典章》卷1，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20)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2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70页。

　　(31)朱元璋于洪武元年十二月命宋濂、王祎等纂修元史，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同年八月基本修成。洪武三年二月再次开局补修顺帝朝史事，洪武三年七月全部修成。《宋濂目录后记》，载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677—4678页。
　　(32)《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乙酉，第1500—1501页。关于明廷建构的正统王朝谱系，参见杜洪涛：《“再造华夏”：明初的传统重塑与族群认同》，第10—13页。
　　(33)据《太祖实录》的相关记载可知“帝”为“昊天上帝”。《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乙亥，第477页。
　　(34)《皇明诏令》，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册史部，第35页。
　　(35)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第12—13页。
　　(36)这种论说只是一种倾诉策略，不必与事实完全相符。
　　(37)陈学霖：《明朝“国号”的缘起及“火德”问题》，第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