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中, 出土了两件横吹竹笛, 这为宋玉《笛斌》的真实性提供了根据。 出土的横吹竹笛为七孔, 用天然竹管加工制成。 实物表明, 春秋战国时期, 中原地区就有笛这一乐器了。我们知道, 曾国( 即古随国) 从很早起, 一直是楚的附庸。 两国文化也很近似, 并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 从曾国的出土物中, 可以看出楚文化中的某些问题。

宋玉是楚国人, 传为屈原的弟子。屈、宋的活动时间都晚于曾侯乙。 因此, 从年代上讲, 宋玉写《笛赋》, 显然是有实物根据的。
而历代乐书、音乐志在谈到笛时, 大多不作肯定, 或存诸说, 或语焉不详。 如陈肠的《乐书》说笛在西汉时由西域传入中原； 《风俗通》则说笛是汉武帝时丘仲所造。后人便据此两点记载, 断言汉以前宋玉的《笛斌》是不真实的( 见唐代徐坚著初学记》一六、《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玉条)。这一判断, 实际上不能成立。

理在, 我们证诸古典文献记载:
《诗·小雅· 何人斯》: “伯氏吹埙, 仲氏吹篪”。篪：“竹日篪, 长尺四寸, 围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 径三分, 横吹之”。《通典》一四四:“ 横笛, 小吹篪也。 ” 可见横笛与篪是同一种乐器。
《楚辞·九歌·东君》； “ 鸣△（左食右虒）( 以下以△ 代替) 兮吹竿”。 △ 一作篪。 洪兴祖日: 篪旎, 与△同, 并音池。

现在可以说, △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七孔横笛, 它在中原及北方称为篪。 因此, 我们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否定《风俗通》中关于汉武帝时丘仲造笛的说法, 也可以否定陈旸《乐书》关于张骞入西域而传其法于西京的记载。
但就笛的发源地说, 看来它还是源于西部少数民族西凉或羌, 笛并不是周代华夏族的固有乐器。 所以宋玉的《笛赋》说: 笛出自西凉, 流离浩荡。 马融的《长笛赋》说: 近代双笛从羌起。 另从篪、△ 互通并音“ 池”上来看: 前面已谈到南方写作△ , 北方写作篪。 二者大概都是译音, 且是译自西北的某一个读笛为“ 池” 的民族, 它是扩散性地流传于中原和楚国的。

那么, 宋玉为什么写成《笛赋》而不写成《△赋》, 以与楚辞相统一呢? 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 到宋玉时可能译“ 池”为笛了, 而后人不知。 其二, 汉人认为笛在汉代才在中原出现, 因而宋玉的《笛赋》自然被看作是不能成立的了。
最后, 我们从形制上来考察一下。

宋玉《笛赋》言: 剡削长干, 三孔修长, 流离浩荡, 壮士抑扬。 说明宋玉所赋之笛是三孔, 比校长。而出土竹笛则是七孔, 这一区别有两种解释。或者当初这一乐器在流传过程中各地形制发生变化, 有的是三孔, 而有的是七孔。 或者, 宋玉所赋之笛实际上是筩。筩, 《礼记·少仪》谓笛三孔。《穆天子传》六也说筩三孔。《广雅》: “筩之为笛,有七孔。 ” 《说文解字》“ 笛, 七孔筩也。羌笛三孔。 ” 因此, 我们可以判断, 笛、筩是同一类型的横吹管乐, 有七孔的便叫笛, 三孔的便叫筩, 但有时二者又可互为通称。 宋玉所赋之笛只是笛之一种。或可谓之“羌笛”。
综上所述, 宋玉《笛赋》是真实的, 后人疑其非玉所作, 亦谬也。

然而我有一本书上说笛赋一定不是宋玉所作 有截图（辞赋考论那个帖子）@风高露冷

@季轧周游列国
露珠说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