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前三个乐章都是从不同角度为第四乐章的出现所进行的铺垫。保罗·亨利说：“贝多芬作品中最深处的内容是言语不能表达的，因为内容就是乐思本身。”
第一乐章为略带庄严、不太过分的快板，d小调，2/4拍子的奏鸣曲式。
呈示部一开始弦乐便营造出了一种朦胧、混沌、捉摸不定的气氛，圆号与木管增添了深沉、荒漠的意境。主部主题庄严、鲜明，似乎是在描写人类与自然进行顽强抗争的情境：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巨浪滔天，而人类不畏强暴，坚持反抗。连接部则呈现了更丰富的内心冲突，即使人类在成功适应自然与改造自然后仍然存在着内部的矛盾，例如人性中丑恶与软弱、永不知足的征服欲占有欲等。副部主题音调悲叹、哭泣，表现出内心的躁动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如影随形、难以平息，但在木管的穿插进行中又出现了英雄气概和顽强斗争的意念，与命运抗争，与自身的弱点抗争。整个副部就在这两种摇摆不定的情绪中进行，表现人类茫然而尴尬的处境，对人性和命运可抗争的信与不信，意志理性的力量与内心痛苦的呻吟与哀叹交替出现。
展开部的气氛不再那么迷茫，变得明朗、坚实，描述的是人生中美好的际遇带来的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展开部的第三段乐队配乐逐渐增厚，有一种开阔、豪迈的气概。之后又呈现出哀怨的情绪，变幻无定的心境，形成了富有变幻的戏剧性效果。
再现部一扫空泛、朦胧、捉摸不定的气氛，气势磅礴、坚定开朗，音乐的气势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向前推进，圆号的声音似乎令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结尾部分弦乐的低音，再一次引起悲壮的伤感。
第二乐章是带有奏鸣原则的复三部曲式，d小调，3/4拍子，十分活跃的快板。
A部分本身构成了完整的奏鸣曲式，节奏的快速律动产生了一种惊惶不安的茫然情绪，但在这种情绪中又夹杂着对平静与幸福的迫切向往，又或者是描述表面生活安乐的人内心空虚不安的暗涌。这两种情绪交织融合在一起，揭示出幸福下潜藏着的不幸的宿命，暗示着“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人类生存境况。
本乐章的B段围绕着牧歌式的田园风格主题，“洋溢着明朗的，十足的乡村愉快情绪”（柏辽兹语），暂时忘却了无尽命题与烦恼，描绘出理想的生活图景。
尾声部分浓缩了A、B两端的主题，欢愉、不安、希望、恐惧合为一体。
第三乐章是抒情的如歌的柔板，降B大调，4/4拍子，双主题变奏曲式。
整个乐章充满沉思、梦幻与期望，极细致的抒情、安静、冥想，仿佛是体味过幸福与不幸的全部况味、看尽人间风雨沧桑、身验了人性的光辉、枷锁与悲剧后对人类命运最深刻的思索，对处于苦难中的人们的深刻同情，也是贝多芬自己在苦难中向往温馨的真实写照，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将年轻人孜孜以求的问题答案娓娓道来。前苏联音乐评论家万斯洛夫说，“这里的音乐，仿佛是在半遗忘状态之中，从容地、静悄悄地流动着，惋惜的叹息、温柔的饶恕一切的微笑，明朗安详的声调流了出来又重新溶解在安静抒情的声音洪流里……”。柏辽兹评价此乐章是“伟大的乐章”。
第一主题充满了静观的沉思，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哲理性，深沉而充满幻想；第二主题具有微妙的节奏弹性，切分旋律像是温柔、缠绵的倾诉。每一次主题变奏都加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对比性，使美好的意境和内心细致的变化更广阔地展开。整个乐章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结束。
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精髓，是整个交响曲的总结。D大调，4/4拍，是具有回旋性的合唱交响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器乐部分，大提琴的宣叙调，对前三个乐章的主题的回忆；第二部分是人声与乐队混合部分，由具有回旋性质的四个合唱段构成。
乐曲一开始是一段粗暴、猛烈、怒吼一般的序奏，大提琴的宣叙调每每被打断，造成恐怖效果，正如贝多芬自己在总谱草稿中所写的那样：“不能再去回忆绝望！今天应该是胜利的日子，应该用歌曲和舞蹈来庆祝。”接着由低音奏出《欢乐颂》的主题，浑厚的男低音唱出“呵，朋友，不要悲哀，让我们唱一首充满明朗的愉快和阳光般欢乐的歌吧！”《欢乐颂》唱出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热望，在激动人心的歌词和恢弘旋律的相互烘托下《欢乐颂》得到升华。乐章的最后，音乐在“最急板”的速度中， 以奔放不羁的激情再次号召“亿万人群，拥抱起来……” 这时，热烈的歌声冲入云霄，这种气氛被表现到了极致。整部作品在无比光明无比辉煌的情景下结束。
《第九交响曲》的精神内涵
第九交响曲所呈现的巨大的结构力量就像一座宏伟的建筑耸立在我们面前，但贝多芬的艺术造诣绝不仅限于炉火纯青的音乐才能，更在于他对人类命运深刻的思索与人文关怀。
贝多芬通过他的作品给出了人类命运的出路，那就是精神复兴——唯有人身上的神性，才是人获救的希望。在《欢乐颂》中，贝多芬摒弃了席勒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将主题思想进行了重大的深化与发展，席勒原诗的含义是“当快乐的羽翼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兄弟”，而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却把主题深化为“当全人类像亲兄弟一样友爱团结，欢乐就会到来”、“真心诚意相亲相爱才能找到知己！假如没有这种心意，只好让他去哭泣。”这是一种在体察了人性的深不可测与复杂多变，人生的虚无缥缈后贝多芬给出的回答，他没有一味地顺服于宗教与上帝，而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德选择。正如冰心先生所说：“人类啊，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
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多样、丰富、细致、深刻与早期和中期作品中“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中期的贝多芬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宏伟气概，晚期的贝多芬就达至“神人合一”的悠远境界。后者中，贝多芬不再看重外在的得失胜负，而是与神和解，达成一致，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然而这种和解绝不是盲目地妥协、卑躬屈膝与自我欺骗，而是与命运进行过殊死抗争的勇士最后的发言权。
贝多芬在这点上的人格精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辙。这个曾在死神门前驻足过的饱受病痛折磨、终身贫困的伟大的作家，在他的人生之旅上，从未停止过对于上帝存在与否及其正义性的追问，也从未停止过对从苦难中重生的基督的追随。陀氏难以忍受怀疑的煎熬，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毫不留情地曝光，并对上帝进行赤裸裸的发问——为何允许世间种种暴行的存在。陀氏作品的复调性，即平面式地呈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声音，与贝多芬整个生命动荡不安的二重性格、交响性的思想可谓是伟大的巧合。陀氏揭示出人类希望作恶的本性和企图超越宗教甚或千百年的道德习俗的野心，毫不掩饰地质问“为什么一定要做道德高尚的人？”，对自由与理性的不可相容性发问，他对恶在人心中进行深刻剖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之口道出他与上帝和解的重要原因——无辜受难者的存在，布行在大地上的恶无法得到及时惩治的事实，并最终指明一条出路（这正与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的启示不谋而合）：要消除世间和人心的恶，依靠任何暴力都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苦难，只能通过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循着滴血的足印才可能找到幸福、美好、和谐的天堂。也就是说，恶在人心，恶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应该首先认识到自身的罪，并从内心深处理解他人的罪，在苦难中净化自己，让爱来清洗世界的恶。
从怀疑中生出的信仰才是最坚定的信仰。贝多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信仰都是浮士德式的，即思考魔鬼将以什么方式引领人类走向上帝，人类以最大的骄傲承担起上帝给予的自由，并把这自由用于对上帝的反叛和背弃，他才可望在失去信仰的地狱中永胜村的毁灭来证明“人不能没有上帝”这样一个异常明晰的真理。不论是贝多芬早期与中期的“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作品，还是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弑父之罪，都完成了艺术家本身在反叛中归向上帝归向爱与救赎的过程。正如《欢乐颂》中所颂唱的那样：“一切人们不论善恶都蒙自然赐恩泽”“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朋友们，在那天空之上，仁爱的上帝看顾我们。”对贝多芬而言，欢乐不是上帝的赠品，而是要通过启发人身上的神性，完成人类的精神复兴才能得来的。
“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着这彩车前进。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合为一体了。摩耶的面纱好像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太一之前瑟缩飘零。”
——尼采《悲剧的诞生》
第一乐章为略带庄严、不太过分的快板，d小调，2/4拍子的奏鸣曲式。
呈示部一开始弦乐便营造出了一种朦胧、混沌、捉摸不定的气氛，圆号与木管增添了深沉、荒漠的意境。主部主题庄严、鲜明，似乎是在描写人类与自然进行顽强抗争的情境：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巨浪滔天，而人类不畏强暴，坚持反抗。连接部则呈现了更丰富的内心冲突，即使人类在成功适应自然与改造自然后仍然存在着内部的矛盾，例如人性中丑恶与软弱、永不知足的征服欲占有欲等。副部主题音调悲叹、哭泣，表现出内心的躁动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如影随形、难以平息，但在木管的穿插进行中又出现了英雄气概和顽强斗争的意念，与命运抗争，与自身的弱点抗争。整个副部就在这两种摇摆不定的情绪中进行，表现人类茫然而尴尬的处境，对人性和命运可抗争的信与不信，意志理性的力量与内心痛苦的呻吟与哀叹交替出现。
展开部的气氛不再那么迷茫，变得明朗、坚实，描述的是人生中美好的际遇带来的短暂的心灵的平静，展开部的第三段乐队配乐逐渐增厚，有一种开阔、豪迈的气概。之后又呈现出哀怨的情绪，变幻无定的心境，形成了富有变幻的戏剧性效果。
再现部一扫空泛、朦胧、捉摸不定的气氛，气势磅礴、坚定开朗，音乐的气势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向前推进，圆号的声音似乎令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结尾部分弦乐的低音，再一次引起悲壮的伤感。
第二乐章是带有奏鸣原则的复三部曲式，d小调，3/4拍子，十分活跃的快板。
A部分本身构成了完整的奏鸣曲式，节奏的快速律动产生了一种惊惶不安的茫然情绪，但在这种情绪中又夹杂着对平静与幸福的迫切向往，又或者是描述表面生活安乐的人内心空虚不安的暗涌。这两种情绪交织融合在一起，揭示出幸福下潜藏着的不幸的宿命，暗示着“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的人类生存境况。
本乐章的B段围绕着牧歌式的田园风格主题，“洋溢着明朗的，十足的乡村愉快情绪”（柏辽兹语），暂时忘却了无尽命题与烦恼，描绘出理想的生活图景。
尾声部分浓缩了A、B两端的主题，欢愉、不安、希望、恐惧合为一体。
第三乐章是抒情的如歌的柔板，降B大调，4/4拍子，双主题变奏曲式。
整个乐章充满沉思、梦幻与期望，极细致的抒情、安静、冥想，仿佛是体味过幸福与不幸的全部况味、看尽人间风雨沧桑、身验了人性的光辉、枷锁与悲剧后对人类命运最深刻的思索，对处于苦难中的人们的深刻同情，也是贝多芬自己在苦难中向往温馨的真实写照，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将年轻人孜孜以求的问题答案娓娓道来。前苏联音乐评论家万斯洛夫说，“这里的音乐，仿佛是在半遗忘状态之中，从容地、静悄悄地流动着，惋惜的叹息、温柔的饶恕一切的微笑，明朗安详的声调流了出来又重新溶解在安静抒情的声音洪流里……”。柏辽兹评价此乐章是“伟大的乐章”。
第一主题充满了静观的沉思，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哲理性，深沉而充满幻想；第二主题具有微妙的节奏弹性，切分旋律像是温柔、缠绵的倾诉。每一次主题变奏都加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和对比性，使美好的意境和内心细致的变化更广阔地展开。整个乐章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中结束。
第四乐章是整部作品的精髓，是整个交响曲的总结。D大调，4/4拍，是具有回旋性的合唱交响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器乐部分，大提琴的宣叙调，对前三个乐章的主题的回忆；第二部分是人声与乐队混合部分，由具有回旋性质的四个合唱段构成。
乐曲一开始是一段粗暴、猛烈、怒吼一般的序奏，大提琴的宣叙调每每被打断，造成恐怖效果，正如贝多芬自己在总谱草稿中所写的那样：“不能再去回忆绝望！今天应该是胜利的日子，应该用歌曲和舞蹈来庆祝。”接着由低音奏出《欢乐颂》的主题，浑厚的男低音唱出“呵，朋友，不要悲哀，让我们唱一首充满明朗的愉快和阳光般欢乐的歌吧！”《欢乐颂》唱出了人们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热望，在激动人心的歌词和恢弘旋律的相互烘托下《欢乐颂》得到升华。乐章的最后，音乐在“最急板”的速度中， 以奔放不羁的激情再次号召“亿万人群，拥抱起来……” 这时，热烈的歌声冲入云霄，这种气氛被表现到了极致。整部作品在无比光明无比辉煌的情景下结束。
《第九交响曲》的精神内涵
第九交响曲所呈现的巨大的结构力量就像一座宏伟的建筑耸立在我们面前，但贝多芬的艺术造诣绝不仅限于炉火纯青的音乐才能，更在于他对人类命运深刻的思索与人文关怀。
贝多芬通过他的作品给出了人类命运的出路，那就是精神复兴——唯有人身上的神性，才是人获救的希望。在《欢乐颂》中，贝多芬摒弃了席勒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将主题思想进行了重大的深化与发展，席勒原诗的含义是“当快乐的羽翼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兄弟”，而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却把主题深化为“当全人类像亲兄弟一样友爱团结，欢乐就会到来”、“真心诚意相亲相爱才能找到知己！假如没有这种心意，只好让他去哭泣。”这是一种在体察了人性的深不可测与复杂多变，人生的虚无缥缈后贝多芬给出的回答，他没有一味地顺服于宗教与上帝，而是一种浮士德式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德选择。正如冰心先生所说：“人类啊，相爱吧！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
贝多芬晚期作品的多样、丰富、细致、深刻与早期和中期作品中“扼住命运的咽喉”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中期的贝多芬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宏伟气概，晚期的贝多芬就达至“神人合一”的悠远境界。后者中，贝多芬不再看重外在的得失胜负，而是与神和解，达成一致，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然而这种和解绝不是盲目地妥协、卑躬屈膝与自我欺骗，而是与命运进行过殊死抗争的勇士最后的发言权。
贝多芬在这点上的人格精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出一辙。这个曾在死神门前驻足过的饱受病痛折磨、终身贫困的伟大的作家，在他的人生之旅上，从未停止过对于上帝存在与否及其正义性的追问，也从未停止过对从苦难中重生的基督的追随。陀氏难以忍受怀疑的煎熬，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毫不留情地曝光，并对上帝进行赤裸裸的发问——为何允许世间种种暴行的存在。陀氏作品的复调性，即平面式地呈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声音，与贝多芬整个生命动荡不安的二重性格、交响性的思想可谓是伟大的巧合。陀氏揭示出人类希望作恶的本性和企图超越宗教甚或千百年的道德习俗的野心，毫不掩饰地质问“为什么一定要做道德高尚的人？”，对自由与理性的不可相容性发问，他对恶在人心中进行深刻剖析，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之口道出他与上帝和解的重要原因——无辜受难者的存在，布行在大地上的恶无法得到及时惩治的事实，并最终指明一条出路（这正与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的启示不谋而合）：要消除世间和人心的恶，依靠任何暴力都是不可能的，只能通过苦难，只能通过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循着滴血的足印才可能找到幸福、美好、和谐的天堂。也就是说，恶在人心，恶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应该首先认识到自身的罪，并从内心深处理解他人的罪，在苦难中净化自己，让爱来清洗世界的恶。
从怀疑中生出的信仰才是最坚定的信仰。贝多芬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的信仰都是浮士德式的，即思考魔鬼将以什么方式引领人类走向上帝，人类以最大的骄傲承担起上帝给予的自由，并把这自由用于对上帝的反叛和背弃，他才可望在失去信仰的地狱中永胜村的毁灭来证明“人不能没有上帝”这样一个异常明晰的真理。不论是贝多芬早期与中期的“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作品，还是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弑父之罪，都完成了艺术家本身在反叛中归向上帝归向爱与救赎的过程。正如《欢乐颂》中所颂唱的那样：“一切人们不论善恶都蒙自然赐恩泽”“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大家相亲又相爱！朋友们，在那天空之上，仁爱的上帝看顾我们。”对贝多芬而言，欢乐不是上帝的赠品，而是要通过启发人身上的神性，完成人类的精神复兴才能得来的。
“在酒神的魔力之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了，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着这彩车前进。一个人若把贝多芬的《欢乐颂》化作一幅图画，并且让想象力继续凝想数百万人颤栗着倒在灰尘里的情景，他就差不多能体会到酒神状态了。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合为一体了。摩耶的面纱好像已被撕裂，只剩下碎片在太一之前瑟缩飘零。”
——尼采《悲剧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