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等法院点燃的抗议之火

1643年5月，国王路易十三因骑马落水引起的肺炎病逝，王后安娜被任命为摄政。为了让巴黎高等法院取消其先夫立下的遗嘱，安娜曾许诺说以后将多多倾听它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巴黎高等法院因此大受鼓舞。随后，巴黎高等法院多次进行密谋活动，其目标有二，

一是要拆散太后安娜及其儿子路易十四同儒勒·马扎然的关系；
二是要把权力转归贵族。

然而，这些密谋并未获得成功，太后安娜依旧将儒勒·马扎然当做依靠对象。为了向摄政太后安娜施压，巴黎高等法院开始抵制政府制定的新财税措施，而这些新措施是由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MichelParticelli d'Emery）于1644年和1645年制定并逐步实施的。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原先是财政监督官，后来，从1647年起任财政总监一职。按照原有的体制，王室制定新的征税计划之后，必须将之交由巴黎高等法院登记，而巴黎高等法院又有权对之提出异议并拒绝登记。为了避开这一制约机制，王室开始越来越多地直接下派税务专员。
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的这些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此前享有赋税豁免权之人的，如在王国政府中任职的捐纳官员，还有那些在巴黎城墙(toise）外围建有房屋的业主，根据这些法令，他们都必须纳税。在此之后，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对进入巴黎的商品提高税率。在拖了一年之后，巴黎高等法院才无可奈何地登记了上述法令。与此同时，市政厅发行的那些债券开始不断贬值，法国政府已无力向债权人支付利息，司法官员们的薪金亦被削减。
由于巴黎高等法院消极抵抗，儒勒·马扎然被迫把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法令中的某些内容删除或者对其中某些条文作了软化处理，此后，巴黎高等法院才对之进行了登记。然而，1645年3月23日，巴黎高等法院准备召集一次大会，以图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行动。而且，它已确定了参加会议的具体单位，其下属的8个普通法庭全部参加，巴黎高等法院的其他一些单位也将参加，其中包括“大法庭”（Grand'Chambre）、5个审査法庭(enquête）以及2个诉状审理法庭（requêtes），与巴黎高等法院平级的其它各省的高等法院也将出席会议。不过，这次会议被太后安娜下令禁止。此后，儒勒·马扎然和巴黎高等法院之间展开了一场“游击战”，当然，不论采取什么行动，儒勒·马扎然总是让太后安娜站在前台，而自己则居于幕后。1648年年初，这场“游击战”进入了高潮。这一年的1月15日，太后安娜不计后果地召开一次独裁式的“司法会议”，会议主题是准备新设12个可以买卖的高级法官职位。此类每个售价是18万锂，其拥有者的职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审査官”（Master of Requests），他们有权主持诉状审理法庭的工作。实际上，安娜原本准备新设24个这样的职位，是儒勒·马扎然将之削减到了12个，而现有的审查官已达72人。两天之后，巴黎高等法院登记了王室这一设官法令。然而，现有的审査官则联合起来，要求对这一登记行为进行重新审议。

1648年1月15日的这次“司法会议”在形式上仍是由皮埃尔·塞吉埃（Pierre Séguier）主持。和1643年那次“司法会议”一样，国王路易十四又把介绍会议程序那几句话给忘了，面对如此困窘的局面，他哭了起来。能够被历史忠实记录下来的只有掉眼泪这一事实，至于掉泪的原因，历史则无法作出可靠的记录。不过，他之所以哭，不大可能仅仅是因为临阵怯场，因为他早已习惯于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另外，王室曾提出一些方案，比如说，要求人们不要在马车上搞那些奢华装饰，但是，那些官员却当面予以拒绝，路易十四及其母亲安娜为此勃然大怒、义愤填膺。可以说，路易十四之所以流眼泪，也不可能是因为上述这件事而导致的，他流的应该不是受挫之泪。
此时的国王路易十四虽然已经9岁半，但看起来似乎还是显得“很小，而且比较害羞、内向和沉默寡言”。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孩子在当时是处于极度慌张之中的，他之所以流泪，原因在于当时的情形非同寻常，从而造成他严重地缺乏自信。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巴黎高等法院的代理检察长奥梅尔•塔隆（Omer Talon）发表了他那著名的演说，而让路易十四感到惶恐不安的很可能就是奥梅尔•塔隆的这一演说。奥梅尔•塔隆指出“司法会议”本来是一个用于商讨问题的论坛，而如今却已被王室滥用，宫廷在花钱如流水地购买各种奢侈品，而农民却食不果腹，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家具都已拿去典当了。

总体而言，宫廷的巨额开支已被人们视为一个不可容忍的问题。例如，为了让太后安娜开心并为宫廷营造娱乐氛围，儒勒·马扎然把意大利的演员带了回来。在1647年的嘉年华会期间，这些意大利演员在罗亚尔宫上演了由路基•罗西（Luigi Rossi）配乐的喜剧《奥腓欧》（Orfeo）。在这出歌剧中，舞台背景的变换难以计数，为达到舞台效果而配备的装置亦极为复杂，仅这两项即花费40万锂，如果把酬金和差旅费等方面计算在内，开销将更为惊人。而且，光是搭建舞台背景，就动用了200个人。《公报》曾报道说：
“虽然这个娱乐节目长达6个小时，但路易十四还想看第三遍，不过，他应该很累，因为前一天他还办了一场舞会，而舞会的开场节目就是由他表演的‘库兰特舞’”。
在和王室对抗过程中，巴黎高等法院并非孤军奋战，诸如“审理法院”（Requêtesde l'Hôtel）、“大会议”（Grand Conseil）、“审计法院”（Chambre des Comptes）以及“税务法院”（Cmir des Aides）等最高等法院院系统都与巴黎高等法院结成了同盟。在1648年1月15日“司法会议”之后的3个月当中，王室曾把多项声明、政令和法令交给巴黎高等法院，并强令它予以登记，但巴黎高等法院要么拒绝，要么拖延。王室在把相关文件作了修改之后，巴黎高等法院会将之登记，但随后又会将之撤销，接着再设置种种障碍。而且，有人又将奥梅尔•塔隆1月15日的那份演说词作了修订，并将之印出来广为散发。正是奥梅尔•塔隆的这份演说词加剧了外省对王室的憎恨，荷兰人也因此认为：
法国政府即将分崩离析。

在路易十三时期，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通常会采取强硬措施来应对危局，他有神圣的王权做后盾，国王路易十三也非常明确地支持他。然而，无论是太后安娜还是儒勒·马扎然，他们在出身上都是外国血统，这就使得他们很难像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那样底气十足。而在现有情况下，能够在法国代表神圣王权的还仅仅只是一个9岁儿童。而且，这时的法国是以全体农民为代价来进行一场战争的，如果没有一套财税管理体制做保证，“三十年战争”就将无法维持下去，不过，正是这套财税体制已将革命之火零星点燃。
在英国，虽然议会要到1649年才把国王査理一世处死，但是，他的妻子法国的亨利埃特·玛利亚（Henriette Marie）却早已一身赤贫地跑到法国避难来了，法国王室把她安排在卢浮宫里居住。亨利埃特·玛利亚是法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亦即路易十四的姑妈。虽然说法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被克伦威尔式的宗教狂浪所支配，但是，在1648年，太后安娜对事关王室权威的一切事情都非常敏感。她心急火燎地找到尚有可能愿意把钱借给王室政府的那些人，并试图让他们相信，王室是值得信赖的，而且还将继续值得信赖。另外，她也清楚地意识到，英国君主制之所以受到威胁，议会是始作俑者。可以说，对于由黎塞留公爵——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建立起来的这一强大的君主制来说，安娜似乎不可能是它的救星。
王室提议增加“审査官”的人数，现有的“审査官”们便以罢工相抵制。不过，在前一年的12月，有关缴纳“官职税”（paulette）的协议已经到期，拫据这一协议，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其它各省高等法院的官职占有者（即捐官）每隔9年需要缴纳一次“官职税”，税额相当于其官职价位的1/60，缴纳此税之后，官职占有者便有权将之卖给他人，亦可以将之传给后人。这样的话，这类官职的任命权就不会重归王室政府，王室政府也就无法把它们拿来重新出售。

逼迫王室退却的“圣路易法院”宪章

1648年4月30日，王室颁布一项法令，其中规定：
除去巴黎高等法院的官员而外，其他所有捐官的官职税都将提高。至于巴黎高等法院的官员，只要他们在未来4年中不领工资，其官职税便不用增加。
在犹豫一番之后，巴黎高等法院拒绝了这一豁免。5月13日，各省高等法院自发作出“联合决议”（Arrêt d'Union），准备成立一个新的代表机构(不久将被称为“圣路易法院”Chambre Saint-Louis），并着手向这个新机构派驻各自的代表。太后安娜随即宣布该机构为非法，但对方根本不予理会。5月18日，王室下令废除4月30日的那一项法令。从技术层面而言，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
“对于那些虽然昂贵但却有利可图的职位，无论是想把它卖掉，还是想把它传给后人，目前都已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同样是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些职位目前都已出缺，而且都已归王室政府所有，然而，王室政府又并没有对这些职位进行重新任命。”

5月23日，王室再次宣布，根据“联合决议”设立的代表机构“圣路易法院”是非法的。5月29日到31日，王室先后抓捕了4位“高等法院”成员和2位“税务法院”成员。
尽管如此，到了1648年6月15日，王室最终还是被迫允许这一新的代表机构“圣路易法院”召集会议。在6月30日至7月9日期间，“圣路易法院”制定出一份宪章，共27条。
“圣路易法院”宪章把对王室政府的各种新仇旧怨一一列举出来，同时还提出一系列要求，如起诉金融家、处置包税人、取消督办官（intendants），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求对王室的赋税立法拥有否决权。

7月9日，儒勒·马扎然被迫采取丢卒保车之策，撤掉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的职务，然后让拥有元帅头衔的拉梅耶雷公爵——夏尔·德·拉·波特（Charles de la Porte, duc dela Meilleraye）出任财政总监。米歇尔·帕蒂赛里·德·埃梅里原来至少还能得到银行家们的信任，而如今的拉梅耶雷公爵——夏尔·德·拉·波特则纯属无能之辈。7月18日，王室政府下令，“取消督办官”；“对于每年都要向民众个人征收的军役税（taille），本年度的征收额降低12%”。不过，儒勒·马扎然让步越来越多，“圣路易法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7月31日，王室再次召开“司法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儒勒·马扎然和太后安娜被迫接受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司法官员们的基本要求。8月22日，作为由各省高等法院联合组成的代表机构“圣路易法院”开始对金融家发起进攻。在此时期，王室政府的年度赤字已经达到5000万锂，而且，根据7月18日的统计数据，法国政府拖欠的到期债务至少为8000万锂，甚至已经达到1.2亿锂。
事到如今，太后安娜、儒勒·马扎然以及那些传统贵族已不得不把珠宝拿出去兑钱，王室餐桌上的花样也开始变得单调。在此时期，蒂雷纳子爵——亨利·德·拉·图尔·德•奥弗涅（Henri de La Tour d'Auvergne，Vicomte de Turenne）在巴伐利亚的祖玛肖森市取得一场重要的军事胜利，这对儒勒·马扎然方面来说当然是件好事。然而，在法国的东北部，荷兰人本来是和法国军队并肩战斗的，但是，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文规定，他们开始撤离，而与此同时，法军又领不到军饷，其结果就是，法国军队在这个地方士气大衰。然后，到了8月22日，在西属低地国家率领法军作战的年轻的孔代亲王——路易二世·德·波旁在朗斯市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儒勒·马扎然盼望已久的大捷终于变成现实。此时的国王路易十四虽然还不到10岁，但他对这场军事胜利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当然，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儒勒·马扎然本人告诉他的。而且，路易十四还认识到，有了这场大捷，儒勒·马扎然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而面对这一结果，巴黎高等法院将是多么的沮丧！

幼王路易十四的估测并没有错，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场军事胜利，宫廷开始过分自信起来，结果点燃了内战之火。为庆祝“朗斯大捷”，1648年8月26日，王室政府在巴黎圣母院举行隆重的感恩仪式。儒勒·马扎然借此时机，下令封锁现场，以抓捕带头与宫廷作对的3名巴黎高等法院成员。这当中也包括广受人们尊敬的但官廷又根本收买不了的皮埃尔•布卢赛尔（Pierre Broussel），1645年3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曾派代表团去罗亚尔宫讲理，皮埃尔•布卢赛尔即是其中的一员。不过，由于有病在身，皮埃尔•布卢赛尔并没有出席8月26日的这场感恩仪式。到皮埃尔•布卢赛尔被人从病榻上拖下来的时候，整个巴黎就都已经知道宫廷在采取行动了，于是，巴黎陷入人声鼎沸的动乱之中。拉梅耶雷公爵——夏尔·德·拉·波特试图抓捕巴黎高等法院抗议分子的头目，也就在这个时候，巴黎助理主教让·弗朗索瓦·保尔·德·贡迪（亦即后来的枢机主教雷斯）听到了动乱的消息，随后，他便戏剧性地把拉梅耶雷公爵——夏尔·德·拉·波特救了回来，而且还把他送到正在罗亚尔宫的儒勒·马扎然和太后安娜那里。
在好几个技术性问题上，巴黎高等法院和其它各省高等法院的成员们做得都是毫无章法可言。比如说，他们声称要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权威之下采取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君主国从儒勒·马扎然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当然，这还不算是最无章法的。实际上，他们正在攻击的这一管理权本身就是从王权那里流溢出来的，也就是说，正是国王路易十四委托他的母亲安娜来行使这一管理权的，而法院系统的成员们又偏偏声称要在王权之下采取行动。这个问题并不是单靠迂腐的书生意气就能解决的。为了证明你所持的立场是正确的，你尽管可以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墨水去进行法律辩论。然而，合法性问题终究只是一张薄薄的一捅就破的纸片，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言，并不是说只有在得到这张纸片之后，它才会继续向前发展，当然，它最终需要的也仅仅就是这张纸片。他们并不一定知道，从政治组织结构来说，整个欧洲就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法国的管理机构亦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17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在英格兰、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以及乌克兰等地的起义和暴动也都是这个涟漪的组成部分。这一涟漪试图能够渗透到民族国家的管理方式之中，虽然说这一早期的尝试遇到过一次又一次的逆流，但最终还是汇成自由民主政体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