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的祖父华南圭是20世纪初被送到法国留学的中国人。父亲华揽洪在上世纪50年代在法国当过建筑师，他们都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的首都建设规划。而华新民现在的一个重要工作是保护北京的胡同。他们一家三代的奋斗史，几乎是一本北京的建筑历史。

北京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

父亲华揽洪的法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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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岁的华新民在法国巴黎

华新民：怀念我的父亲——建筑师华揽洪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2年12月25日；作者华新民，写于2012年12月22日，巴黎
　　人物简介
　　华揽洪（Leon HOA），著名建筑大师，1912年9月16日生于北京，1928年去法国生活。大学在巴黎土木工程学院和法国国立美术学院就读。毕业时获得国家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双重文凭。1937年至1951年在法国执业，有五十多个建筑作品和规划作品。1951年抛弃在法国的事业，回到中国参加祖国建设，1951年至1954年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1955年以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曾主持设计建造了北京儿童医院、幸福村街坊等建筑。1977年退休后在法国定居，2012年12月12日在巴黎逝世，享年一百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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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在十天前走了，在夜里睡着觉的时候。两个多月以前，我们刚刚给他过了百岁生日，在巴黎的寓所里。我此时在整理着他的遗物，无法适应他的不在。遗物中的那些画设计图的各种尺子，看着最令我心酸。卧室墙上贴的图片，显示着他一生中的最爱：建筑与爵士乐。
　　父亲是中国与波兰混血，这是单指血统，但在生活和文化背景上，其实完全是中国与法国的结合。我祖父华南圭上世纪初在法国留学时，是在巴黎认识的波兰祖母罗琛，他们之间是用法文交流。当祖母随祖父回到中国后，家里使用的只是中国话和法国话，话题也基本围绕这两个国度。
　　父亲1912年9月16日出生于北京，先有的法国名字——Leon，然后再音译成了揽洪。Leon是祖父就学的巴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Leon Eyrolles的名字，祖父崇拜和感激他，所以以此名给儿子命名。父亲长到十六岁时，乘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来到巴黎，在这里上了高中和大学。
　　父亲是抱着小提琴上火车的，他本来的梦想是做音乐家，后来改做了建筑师。他先后上了两个大学——在巴黎土木工程学院取得了建筑师和土木工程师的双重文凭，又在法国国立美术学院取得了建筑师文凭。这种学历令他既通晓建筑设计也通晓结构，获得了最佳的功底。
　　父亲的第一个设计作品是在学生时代的1937年，是位于巴黎郊区的一所宠物医院。他在一本未出版的自传中描述了整个过程，讲述了看到图纸上画的房子一点点在地面上变成真的形体时的兴奋。他写道：“在昨天还只是精神层次的墙、立柱、地板和窗户，现在眼看着它们真实地出现了，随着时间——一天接一天，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逐渐成形。此前我参加实习时，在不同的工地上，也多次看到别人的纸上的东西如何演变成现实。但这回不一样，因为此时在眼前逐日显露的这些形体是我本人已经见过的，在自己的脑海里面。虽然在日后的第二十个或第三十个工地上，每一次我都会有同样美妙的感受，但这‘第一次’则是最强烈的了。”父亲并且把这成型的过程拍摄了下来，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同时这所宠物医院也是他的第一个体现现代主义建筑观念的作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现代主义，以线条简练、实用和与周围环境的沟通更新了以往的建筑观念。
　　在设计宠物医院时，父亲已经结婚了，和他在夏令营里认识的一位巴黎姑娘，叫做伊兰。1939年，我的哥哥克劳德出生了。不久后，随着战事的发展，他们被迫离开巴黎，来到当时属于非敌占区的马赛。父亲就是在这里开始正式执业的，先是在他美院老师博端的工作室里，参与了一系列建筑设计和规划项目，随后又自己独立挑梁。战后，他在马赛自己家里开办了建筑师事务所，接揽的主要是战后重建的工程——二战中法国有大量建筑被炸毁。同时他也经常参加设计竞赛，和他那一圈同样持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好友一道。在这些朋友当中，就有创办国际建筑师协会并且随后长期担任秘书长的瓦格先生。
　　在这个时期里，父亲还做了教育和医学领域里的一些设计，其中有一座在马赛南郊依山建起的Marseilleveyre中学。项目在一开始时只涉及到此地的一座古堡，建筑不动，但把内部的功能 改换成教学使用，形成一所身处大自然并且应用“新式教学法”的“野外学校”。但之后这个独特的学校引起了法国教育部的兴趣，它决定在这里围绕着古堡兴办一所大型的实验中学，交给父亲设计。“由于在未来课程的安排上，传统的主课将被大大缩减，这就需要在教室旁边安排其它各种活动场所，如科学实验室和手工作业室等。另外还有按简易家庭宿营场所构思的学生宿舍，以及一处望楼式的大型食堂。这一切都依Marseilleveyre山而建，分布在一片片松林之间的空地上。”（摘自父亲九十年代后期写的自传，未发表）。父亲当时对这所学校注入了很大心血，但在六十年后才看到实物，因为交了图纸不久后他就做出了回中国的决定。
　　除了建筑师的身份，父亲还是一名拥有中国国籍的法国共产党员。他在二战当中参加了游击队，同时也入了共产党，认同了社会主义的理念。影响他的是一连串的个人，在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中：最早是在少年时代，通过在法国接触过早期共产党的波兰母亲所讲的浪漫故事，然后是大学里一位从苏联来的同学，最后就是战争中结识的一些具有崇高品质的共产党员，被他们牺牲自我的某些行为所深深感动。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则是通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因此到了194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父亲便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人生价值了。他想来想去，最终觉得自己应该回到北京，觉得那里最需要建筑师，需要他去施展所能。父亲于是提笔给此时已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工程师的祖父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却被泼了一头冷水。祖父回信说父亲太理想主义，说他不可能适应这里艰苦的物质生活，劝阻他不要回来。在1910年回国后长期担任铁路工程师和市政工程师的祖父心目里，他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有着对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怎样都可以，但儿子是不同的。
　　但父亲已经下定了决心，便自己另择途径。结果是一位在法国生活的中国生物学家——孟雨先生，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他伸出了援手，向中国政府转达了他想回国参加建设工作的意愿。不久以后，北京市政府对父亲做出了邀请，并寄给了他一笔旅费。
　　他的生命历程自此完全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