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念脉络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王赓武、周南京、廖建裕、陈志明等著名学者对华侨华人研究概念的建构讨论与普及，居功至伟。[2]纵观华侨华人历史，笔者以为，至少五组核心概念，应该予以厘清：其一，“华侨”与“华人。其二，“中国”与“中华”。其三，“中国人”与“华人”。其四，“华裔”与“离散华人”。其五，“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日常语境中，人们对这些概念比较模糊，常常交替使用，不予区分。在专业学者看来，这些概念虽然相互关联，却不尽不同，有时甚至界限分明，非常敏感而重要。从五组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迁以及相应的知识背景观念的调整是如何影响华侨华人本身和华侨华人研究的。兹略分述如下。

1、“华侨”与“华人”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海外中国移民被负面地称为“流民”、“弃民”、“奸贼”、“海盗”、“海外孤儿”，长期被中国政府所抛弃。[3]与南洋当地欧洲同行竞争对手不同，他们在海外需要自力更生，完全靠自己独立打拼，是“没有帝国为后盾的商人”。[4]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其形象开始正面，被称为“华侨”，开始融入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发展的大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在海外，则被称为“华人”。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划分，“华侨”与“华人”是不同的称呼，用法也不一样。“华侨”是指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为已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华侨”应为“Overseas Chinese”，这里“Chinese”，主要指其国民与政治法律的属性；“华人”为“Chinese Overseas”，这里“Chinese”， 主要指其族群与血缘文化属性。“华侨”的“侨”指“侨居”，意味着“暂时性”的客居，其移民的本意，不是落地生根，而是落叶归根。近年来，中国大陆对华侨、华人的称谓在政治、法律上的界定是很明确的，但往往倾向与二者连用，以致海外有关人士不以为然。对此，周南京教授的解释很明确、很全面：
“我们认为，华侨与华人虽然具有共同的血缘、文化传统和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但时至今日，二者已经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凡仍保留中国国籍的旅外侨民称为华侨，而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有华侨则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他们应称为华人或外籍华人或华裔。目前，据一般统计，世界上3000余万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约90%的人已转变成为华人，只有约10%仍然保持华侨身份。在东南亚各国，保持华侨身份者的比例可能更低。与此同时，由于从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不断有新移民移居国外，这些移民在加入所在国国籍之前具有华侨身份，因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华侨这个名称是不会消失的。华侨是华人的前身，华人是从华侨转变过来的。二者具有历史继承关系。我们所以将华侨、华人两词连用……只是因为历史不可能割断，是承认华侨与华人在历史上、血缘上、文化传统上和经济上存在的千丝万缕的现实，而丝毫无意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5]
简单地说，华侨、华人泛指移居国外的中国人，所以，也常常被称之为“海外华人”。“海外华人”是指在中国大陆、港、澳、台之外的华人。当下，中国大陆倾向于“华侨华人”并列使用，是兼顾了历史发展与当代现实。海外则倾向于“华侨”“华人”区别使用，并坚持认为应称为“华人”。需要指出的是，“华侨”的视角既是与“中国中心论”相对应的，也是与华人移民在海外历史发展相联系的产物。“华人”的定位实际上是海外中心与当代定位的视角，立足于当代华人在海外政治发展与身份认同的现实；是相对于中国中心的与历史的视角“华侨”而言的。“中国中心论”强调中国中心、中国社会、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视角，把华侨华人研究纳入中国研究的一部分，彰显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的轴心背景下华工移民血泪史、华侨爱国爱乡与友好创业史等等。“海外中心论”则主要关注华侨华人在居留地国家与社会互动轴心背景下的同化与适应，把华侨华人研究纳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方法论的个案研究或者典型的社区研究等等。[6]

3、“中国人”与“华人”
同中国与中华的概念一样，“中国人”与“华人”也是一对相互关联、有明显不同的概念。由于英文Chinese一词, 非常包容、含糊，既可以指中文，有可以指中国人，还可以指华人，日常话语中两者非常容易混淆。“中国人”，严格地说，是一个明确拥有作为中国公民的、明确的政治疆界的法律属性概念。在国内，除了汉族外，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海外，当然包括留学生、华侨以及驻外人员等。而华人则不同，广义上有时候也包括政治法律属性意义上的中国人，但狭义上却另有专指，是针对华侨与海外华人而言的，更多的是族群性、文化性的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无中国政治属性的、去政治化的概念。举例说，在国外，当老外问一个新加坡华人：Are you Chinese（你是华人吗？）回答是：Yes, I am. 但通常会马上补充一句：I am a Singaporean Chinese. 当然了，另一种比较激进的回答是：No，I am a Singaporean（不，我是新加坡人）。
必须指出的是，与“中国人”和“华人”这组概念相对应的是当今国际上比较流行使用的另一组概念，即“中国性”与“华人性”。在英文表达里，虽然“中国性”与“华人性”都是同一个词“Chineseness”。这是一个后现代性的、西化的外来概念，当下在国际上很流行，也开始为部分国内学者与媒体所接受使用。在具体的语境中，“Chineseness”有很多种涵义，而且视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对此，近十多年间国际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毋庸多言。简言之，与华侨华人相关联，这里有两大点需要明确：其一，中文“中国性”与“华人性”的不同表达，明显地体现了其中的差异：前者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和一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维度，后者强调华人作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族群文化的维度。其二，以中国国家政治经济为焦点参照的“中国性”，主要是西方把中国作为“它者”而建构的话语与范式，是与西方的“现代性”或“现代化”范式模式相对立的，是关乎中西之间不同“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一元论”（西方）与“多元论”（中国）争议。以“华人”族群和文化为焦点参照的“华人性”，则主要侧重于华人个人与华人族群相对于异国他乡与祖籍国文化之间时空错位的身份认同，主要强调是个人对国家、少数族群对多数族群、边缘对中心、移民与同化过程中的多元性、差异性与复杂性的对立统一。[7]所以，这里笔者把他们单独挑出来作为一组来讨论。

4、“华裔”与“离散华人”
“华裔”的概念，相对比较好理解，主要有两层涵义：其一，严格地说，“华裔”是指那些虽具有华人血统，但通过异族通婚，或其他同化手段，已经融入其他种族，不再自称为华人的群体，文化上比较融入异族社会，政治上倾向效忠外国。换句话说，华裔是其文化与族群意识的主体不再是华人，虽然他们具有中国血统。其二，华裔的另一个涵义可以理解为“中国移民的后裔”，在这种意义上，“华裔”的概念可能等同“华人”的概念。所以，在海外日常生活中，华裔与华人的概念很多时候相互替代使用。
“离散华人”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外来概念，对应的英文是“Diaspora Chinese（亦称“Disaporic Chinese”）,或者“Chinese Diaspora”,其使用视具体背景不同而不同。“离散”的概念，即diaspora,历史上本意指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尤其是犹太人在国外的散居地。起初，无论华人社会还是华人学界都对与“离散”的概念相关联在一起，都很警惕，认为是不明智的[8]，甚至是排斥的、抵制的。“离散”的概念至少强调三方面的特征：其一，与“家园”、“故乡”或“祖国”的概念相对应，突出表现为被迫离散、散居、流浪的特征。其二，与“宗教”的因素密切相关，突出表现为遭受迫害、被排斥的宗教情结。其三，与“少数族群”要素相对应，突出表现为作为“散居者”在居住国主流族群支配背景之下自身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动力。然而，这个概念在国际学术界近二十年却比较流行，这是因为许多对diaspora概念的借用与界定，开始越来越剥离了原来的含义，更关注全球化现代化新背景下，迁移所造成的转变和位移，更代表多样性、流动性、混杂性、现代性的混乱，或后现代性与后殖民主义的失去中心的构造特征，更能揭示移民时空错位、政治文化认同分离的特定跨界状态。另一方面，在跨国主义与全球化背景下，就如何解释海外华人经济成功与社会文化动力问题上，“离散华人”这一概念较能正面强调家族纽带、血缘亲情、关系网络等儒家文化价值观。所以，这是一个很符合华侨华人基本特征的概念，而且非常富有兼容性，可以用来对比世界其他各个地区各自主要的海外移民族群，进而推动“离散”移民族群研究向一个更深、更广的学科高度发展。

5、“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这同样是一对与华侨华人密切相关的、非常容易混淆的概念。这组概念，虽然是以文化为包装，但是与华侨华人联系在一起，却非常具有政治的指涉性。“中国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楚，比较专门，容易理解。笼统而言，“中国文化”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悠久的、地广人多的、拥有世袭封建王朝与庞大帝国支撑的、以中华民族为融合主体的、以中文语言为主要媒介工具的、以家庭制度为第一重要社会生活要义的、以儒家伦理为传统价值观的自成一体的东方文化系统。
“文化中国”的概念，则不然，比较绕口、模糊；也因为如此，很多时候，令人耳目一新，显得新颖迷人而时髦。实际上，细究起来，则不然，其出笼的知识背景具有专门的历史与政治的涵义。“文化中国”当然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是基于中国文化这一共同核心纽带的概念，但却绝然不等同于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国”概念的出现，既迎合了文革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知识化、专业化的文化热潮，又规避了当时依然存在某些政治意识形态的敏感禁区。在海外，“文化中国”的概念是杜维明教授在90年代初期提出的、或者说是1989年之后海外出笼的、具有政治针对性的、质问中国大陆应该作为中心而不能作为中心的意味非常强烈。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与华侨华人有何关联呢？
“文化中国”是一个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国家相对应的文化与族群概念。从文化与族群的双重视角，“文化中国”主要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有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等华人为主要族群的居住区。第二个层次包括全球的海外华人社区。这些社区，除某些国家外，如马来西亚华社，一般地华人人口很少有超过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第三个层次由非华人组成的学者、教师、新闻从业人员、作家、商人和企业家等非华人（即外国人）个人精英组成，他们是文化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载体与使者。杜维明认为，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作为华人集聚地的第一个层次是“中国”的中心，中国大陆尤其是中心的“核心”；但若从全球视角上看，却成为“边缘”。相反地，在“中国”的边缘，儒家文化却得到了发扬与继承，成为文化中国的“中心”。[9]“文化中国”的概念出笼以来，在华人世界里引起很大回响和热烈争论，但是在中国大陆几乎却是一个不加审视的、时髦概念，主要是与敏感性政治相分离、却又迎合了改革开放后对文化的渴求。而今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背景下，杜维明自然早已以自己的行为矫正了当初自己理论的政治议程，而“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交织在一起，在海外华人社会则更多的表现的是个人与族群的身份认同问题。
综上所述，从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脉络看，大致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主要流行的是“弃民”的概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华侨”概念，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主要是“华人”的概念，“文化中国”的概念主要是八十年代华人圈内流行一时的概念，“离散华人”则是九十年代后全球化背景下流行的概念，而“华人性”则是最近一二十年开始流行，尤其是在海外流行的概念。“华侨”的概念在海外虽然过时了，但由于新移民的关系，在中国大陆依然继续在繁衍传承。所以，“华侨华人”概念在中国大陆一直并列使用，即兼顾了历史与现实的平衡，国内与国外的平衡。在海外，“华人”、“离散华人”与“华人性”则交替使用，但并不意味着“华人”的概念过时了，而是分别赋予了“华人”概念新的内涵与新的时代烙印。概而言之，从“弃民”到“华侨”，到“华人”，到“新移民”，再到“离散华人”，直到今天的“华人性”，这些新概念的使用、普及与替换，既代表着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的变化，又代表着海外华人的身份地位的变化。当然，更代表着华侨华人与现代中国互动关系的变化，也代表着华侨华人研究学科方向的变化。

二、 文化关怀
文化是一个耳熟能详却经常模糊不清、包容性非常大而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仅定义便多达二百种，因人而异，依具体的背景指涉不同而不同。如果非要定义，文化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上所学的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这应该是狭义的文化定义。文化也同样存在广义之分，无所不包。文化还可以分为高雅文化与风俗文化，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或者精英文化与下层文化。为帮助理解，举梁漱溟的话如下：
“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农工生产。农工如何生产，凡其所有器具技术及其相关之社会制度，便都是文化之一大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活，必依靠于社会之治安，必依靠于社会之有条理有秩序而后可。那么，所有产生此治安此条例秩序，且维持它的，如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 道德习惯，法庭警察军队等，亦莫不为文化重要部分。又如吾人生来一无所能，一切都靠后天学习而后能之。于是一切教育设施，遂不可少；而文化之传播与不断进步，亦即如此。那当然，若文字、图书、学术、学校，及其相类相关之事，更是文化了。”[10]
需要澄清的是，这里单独突出文化的关怀，不是说将来政治经济的视角不重要，而是说过去对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视度很不够，很不对称。对于本文的讨论而言，华侨华人文化，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关系：其一，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二，与外国文化，即所在国本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特别是西化的关系。在此前提背景下，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如下几点对我们的讨论主题密切关联：其一，更广阔层面上，相对于过去一直强调华侨华人政治与经济层面的作用与贡献，文化的关怀既是一种适时的积极调整，又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其二，更专门层面上，相对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主要功能作用而言，文化的关怀是指需要强调华侨华人重要的历史贡献与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产，不仅强调华侨华人文化遗产保留的中国传统要素，而且强调华侨华人海外生存适应中吸收的外国元素。其三，相对于中国文化传统，对华侨华人而言，文化的关怀，不是指中国高深的文化经典（即今日称之为国学）的，而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习俗与行为价值观，尤其是中国闽粤农村的乡土风俗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习俗，最具有连续性与完整性的地区，当属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华人社会，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大陆文革对文化传统的摧残。同时，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海外，其中华文化习俗主要是从久远的移民先贤代代相传下来的，因而是一份绵延不断、很珍贵、很古老的中华文化传统习俗，特别是其中很多在中国大陆如今都很难寻觅了。其四，文化的关怀，不是静态的、大一统的、单向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而是动态的、双向的中华文化如何在海外社会与当地文化交流互动，而且是要在华侨华人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具体而言，对华侨华人宗教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认同文化等独特华侨华人文化动力的研究，将是拓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非常具有现实与学术价值。那么，华侨华人独特文化遗产的中国元素与外国元素的涵义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到底该如何界定和认识华侨华人文化呢？

首先，华侨华人文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传统风俗、传统价值观的表现形式，而非呈现出祖籍国中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那样的完整性、多样性与制度性。华侨华人文化当然是一种中国移民文化，一方面是以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为重要的关联参照，另一方面受移民历史、侨乡地域文化、移民社会阶级背景的深刻影响。历史上，早期华侨文化，由于华侨大多来自闽粤两省，对早期华侨而言，祖籍国中国主要是闽粤侨乡地域文化。由于这些华侨大多是目不识丁的、贫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对他们而言，那些属于宫廷、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的正统文化，太遥远了，根本不感兴趣。正如王赓武认为，“对华侨而言，当时存在两种文化中心：一种是由官员体现、代表朝廷认可并对少数文人有用的首属中心；另一种是为多数人直接提供行为规范的次属中心。除少数成功商人可能有心提升其子弟地位，因而有志于加入官绅阶层，多数海外华人都满足于他们各自家乡的地方中心。”[11]所以，对华侨华人而言，中国文化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风俗文化、行为习惯和传统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例如，饮食、节日、婚葬习俗、信仰、家庭婚姻伦理观念等等。
其次，华侨华人文化是一种融合型、适应性、开放性的多元文化，在不同的移民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适应的程度与性质不一样，因而，需要考虑到早期华侨文化、现代华人文化与新移民文化的分野和差异。其一，文化多元性，不仅是针对祖籍国中华文化的一元性而言，而且是针对华侨华人文化吸收了所在居留地的各种不同的外来文化元素，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适应性。所以，各大洲、各地区、各国、各地，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华侨华人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其二，文化多元性，表现在不仅中国大陆是华侨华人的首要文化中心，而且台北、香港成为很重要的华侨华人的文化中心，并且新加坡正在成为东南亚地区，加州尔湾、温哥华、多伦多等成为北美，以及悉尼和墨尔本成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的华侨华人文化中心。[12]其三，文化多元性，还表现在华侨华人的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分离的、流动的、变化的和不固定的。

一般地，早期华侨文化，中国文化的色彩和性质较浓较重，与中国关系较密切，政治上认同中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基本合一。现代华人文化，本土色彩和性质较浓较重，与中国关系较疏远，政治上认同居留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分离。新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较密切，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分离，但视新移民来源地的不同而不同。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与中国大陆联系较密切，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的西方新移民与各自输入地联系较密切。无论是早期华侨，现代华人，还是新移民，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族群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其族群认同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移民或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当地人眼中都是“ethnic Chinese”。关于华侨华人的文化适应程度，据研究，一般受语言、人口规模、教育程度、异族通婚、社会经济地位、国家同化政策、代际更替等因素的影响。其基本规律是：华人人口越少、居住地越分散的地方，本土化越高，反之则越低。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比受非中文教育的华人、城市华人比农村华人、族内通婚华人比异族通婚华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华人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华人，中华文化的元素要多，反之本土化色彩要少。在居留国移民历史越悠久、落地生根时间越长，居留地国家强迫同化政策越严厉，本土化色彩较浓，与中国联系较疏远，中国文化色彩较淡。[13]
再次，华侨华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重商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这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海外华人社会是由中国传统社会衍变而来，但又极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是正常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海外华人社会则主要是工、商两极社会，虽然在稍后的时期数量较少的士阶层也有涌现，但性质与影响力并不太重要。王赓武教授最早提出“工商”两极结构，颜清湟教授后来补充修正为“三级”结构，应该还需要加上“士”绅阶级。但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士”却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是补充性的，是依附于商人阶层的；而且是非正式的，不是官方制度性的。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移民的主体是商人和苦力，所谓苦力也即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并不加入到移民的队伍中。所以，王赓武认为，海外华人社会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工和商。其二，海外没有科举考试，挣钱发财，由工变商，便成为社会地位升迁的主要管道，“商”也取代“士”，成为占据海外华人社会顶端的统治集团。其三，华人移民海外，就不再受中国官僚系统的管束了，随其外迁的是传统的社会组织。西方殖民地当局的政策是“以华治华”，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统治阶层的华商，便通过数目众多的社会组织来管理海外华人社会。其四，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成为海外华人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所以，华校、华报、华团等华社三大支柱的后台老板都是商人。重商、经商构成华侨华人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之一。[14]

一般地，早期华侨文化，中国文化的色彩和性质较浓较重，与中国关系较密切，政治上认同中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基本合一。现代华人文化，本土色彩和性质较浓较重，与中国关系较疏远，政治上认同居留国，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分离。新移民，与祖籍国的联系较密切，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分离，但视新移民来源地的不同而不同。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与中国大陆联系较密切，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的西方新移民与各自输入地联系较密切。无论是早期华侨，现代华人，还是新移民，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的族群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其族群认同都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移民或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在当地人眼中都是“ethnic Chinese”。关于华侨华人的文化适应程度，据研究，一般受语言、人口规模、教育程度、异族通婚、社会经济地位、国家同化政策、代际更替等因素的影响。其基本规律是：华人人口越少、居住地越分散的地方，本土化越高，反之则越低。受中文教育的华人比受非中文教育的华人、城市华人比农村华人、族内通婚华人比异族通婚华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华人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华人，中华文化的元素要多，反之本土化色彩要少。在居留国移民历史越悠久、落地生根时间越长，居留地国家强迫同化政策越严厉，本土化色彩较浓，与中国联系较疏远，中国文化色彩较淡。[13]
再次，华侨华人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重商的、资本主义的文化。这是华侨华人社会的性质特点所决定的。海外华人社会是由中国传统社会衍变而来，但又极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是正常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而海外华人社会则主要是工、商两极社会，虽然在稍后的时期数量较少的士阶层也有涌现，但性质与影响力并不太重要。王赓武教授最早提出“工商”两极结构，颜清湟教授后来补充修正为“三级”结构，应该还需要加上“士”绅阶级。但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士”却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士”，是补充性的，是依附于商人阶层的；而且是非正式的，不是官方制度性的。这是因为：其一，中国移民的主体是商人和苦力，所谓苦力也即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并不加入到移民的队伍中。所以，王赓武认为，海外华人社会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工和商。其二，海外没有科举考试，挣钱发财，由工变商，便成为社会地位升迁的主要管道，“商”也取代“士”，成为占据海外华人社会顶端的统治集团。其三，华人移民海外，就不再受中国官僚系统的管束了，随其外迁的是传统的社会组织。西方殖民地当局的政策是“以华治华”，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统治阶层的华商，便通过数目众多的社会组织来管理海外华人社会。其四，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成为海外华人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所以，华校、华报、华团等华社三大支柱的后台老板都是商人。重商、经商构成华侨华人社会最重要的动力之一。[14]

三、 比较视角
华侨华人研究的出路与方向应该在于比较的视角。应该指出的是，比较的视角，首先必须是在整体性把握的基本前提之上，才会更有意义。还应该强调的是，比较视角不仅仅是总结或总论式的、观察性的，而是在深度厚实的经验个案研究基础上的比较，才会更有意义。比较的视角是跨界多维的，有跨学科的、跨文化的、跨族群的、跨国界的、跨地区的、跨时段的等等。比较起来，需要问的重要问题会有很多，比如：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与世界其他地区，如北美、澳大利亚、欧洲和日本的华侨华人相比，其不同特征表现在什么地方？从世界移民史的视角，华人移民与欧洲移民和其他地区的移民的特点有什么相同与不同的地方？从中国移民史的视角，旧移民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移民有什么异同之处？鉴于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对外闭关，那么，从1949年至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前期间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再移民进程表现出什么样的不同特征？为什么？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方面的比较视角很重要。

首先，全球移民的视角。华人移民史不仅仅是中国孤立的现象，一直是近代世界移民史的重要进程。长期以来，欧洲、非洲、与亚洲其他国家都一直向外大规模移民。据研究统计，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非洲有1500万至1600万人被贩卖到美洲，形成世界移民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1650-1900年期间，欧洲约有3000万人移民新大陆；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欧洲有6000万人移民美洲、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00-1915年，欧洲国家平均每年有150万人外迁，是19世纪中叶年平均数的4倍。[15]1846-1940年间，前往美洲的移民约计5500-58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主要来源为欧洲，其次约250万人来自印度、中国和非洲；前往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移民约计4800-5200万，其中大部分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南部，其次约400万来自非洲、欧洲、中东和东北亚地区；前往中国东北、西伯利亚、中亚和日本地区的移民约计4600-5100万人，其中大部分主要来自东北亚和俄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往欧盟的合法移民每年平均有120万、非法移民40-50万人，前往美国的合法移民每年为86万、非法移民30万，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每年分别为30万，前往波斯湾和以色列的每年各为100万，前往其他地区的移民每年至少达200-300万，每年全球难民申请月为50万件且不包括在移民人数统计内。 这样，全球每年的移民人数估计平均为700-800万人。考虑到45-45% 的移民回流率，1990-2003年间，全球的移民总数至少达5500万人。[16]

其次，与欧洲移民比较。与欧洲移民的比较研究，将是拓宽华侨华人研究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一百多年前，就有华人学者对此做过很好的尝试。欧洲移民前往世界各地，主要是美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等地，华人移民则限于某些特定的地区，如东南亚等。欧洲移民所从事的职业包括社会的各个行业，如教师、商人、工人和农民，华人移民则主要充作劳工，虽然也有经商，但却是以后发展的结果。欧洲移民，不分男女老少，一齐移民，华人移民则主要限于单身青壮男性劳力。欧洲移民成为居留地的公民，归化为美国公民，华人移民则基本上不在乎归化，也不在乎当地的风俗习惯与穿着。欧洲移民在居留国受到最优厚的待遇，华人移民则受到立法与舆论的种种限制和歧视。欧洲移民哪里最能淘金便涌向哪里，华人移民则总是投奔能够找到亲朋好友最多的国家。在移民的动机与特征方面，与欧洲移民相比，在人口压力与追求更好的经济条件上，华人移民是一致的，但华人移民的动机并非仅仅限于这两方面。欧洲移民的背景有追求政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动机，华人移民却根本不存在欧洲天主教徒对新教徒那样的宗教迫害。[17]再比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西方学者很早也就把东南亚的华商与欧洲的犹太人相比较进行研讨，不过鉴于这种特殊比较的敏感性，华人学者纷纷对此举持保留态度。除此之外，非洲裔移民与华裔移民的比较视角，应该为北美华人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养分。当然了，在亚洲，印度移民与华人移民的比较视角，更具有关联性，不仅因为两者都是亚洲最大的移民输出地，而且两者在移民输出地区都有很多交集。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具有研究操作上的可行性，令人期待而兴奋。
最后，华人海外移民自身的比较。这里时空两大维度的比较很重要：其一，空间的维度。譬如，东南亚与北美地区华人的比较，两者都是华侨华人集居的最重要的地区。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人口最多，来自闽粤侨乡和五大方言群，移民历史最悠久，经济财力最雄厚。北美地区早期华人移民大部分都来源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华人移民长期遭受政府种族主义极端歧视与排斥。同样惊人相似的是，北美地区华人出国的背景和来源地以及种族主义歧视政策内容性质、出笼、甚至修改的背景，都基本相似。而且，与东南亚华人社会不同的是，北美华人经济与社会地位长期处于社会底层，被孤立、被排斥，最直接的结果和最经典形象是西方的唐人街与华人男性洗衣工。这与当下北美新移民高科技专业人士、高收入、国际化的背景迥然不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八十年代始，北美的华人分量日益加重，不仅成为新移民的重点输出地，而且是华侨华人最重要的、最先进的高科技人才宝库，成为中国新移民居留的首选地区，日益成为挑战东南亚华社传统重要地位的另外一极。[18]再以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会为例，与东南亚、北美比较的视角同样引发很多有趣的问题，将会丰富我们对华人移民历史这一整体性课题的理解深度与高度。地缘政治上的原因，东南亚人特别是东南亚华人，对澳大利亚并不陌生。澳大利亚的历史地位与加拿大类似，都是英联邦成员，都是白人为主的西方社会，都是移民社会，但主要以欧洲移民为主，首先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其次是美国人和德国人。历史上政治的地位处于大英帝国与英属殖民地之间自治领的位置，历史上两国与美国一样长期奉行反华排华的种族歧视政策，20世纪70年代后两国由于地广人稀都转向奉行多元文化、多元族群的国策方针。有趣的是，与美、加两国华人移民境遇相同的是，早期成千上万的华人移民涌向澳大利亚，同样是为了淘金，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首府墨尔本以及周围主要金矿区因而被称为“新金山”，与美国加州三藩市以及周围矿区的“旧金山”遥想呼应与区别。[19]值得欣慰的是，从全球的比较视角，关联中国移民与华侨华人研究，廖建裕教授对此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尝试。[20]

其二，时间的维度，即新旧移民的比较。譬如，从纵向的视角，令人高兴的是，庄国土教授已经对历史上东南亚几次大的中国移民潮作了很好的长时段考察与梳理。[21]与中国新移民相比，旧移民主要是农村农民和城市破产工人，文化程度极低；新移民则以留学生为主，文化程度较高。旧移民主要来自闽粤地区，新移民则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旧移民大部分主要前往南洋，新移民则主要涌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地区。当然，最新一波的新移民很独特，他们主要是投资移民，即一批新贵富豪大批向海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移民。鉴于这批中国对外移民的特殊性，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将来以什么身份回国，以及对中国的侨务政策带来何种影响，值得各方仔细观察与认真应对。鉴于这批人身份与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殊性，尤其是如何应对他们转变身份后再进入中国所带来的法律课题，以及他们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幌子下直接或间接通过相关利益集团影响中国涉侨政策法规牟利课题，更是一个非常值得各方认真研讨的外交与内政双重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