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孝贤,书中也有一定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学家说,处于丧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现人际关系不协调,常无故指责别人。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会理解他的痛苦,总觉得别人对他的关心同情不够。当人们不能理解或感到厌烦时,他们的情绪就会出现强烈的波动。皇帝在极度悲痛中,无法控制自己,不加节制地释放自己内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皇帝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本文来自半壁江图书频道
但是,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皇帝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矩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乾隆帝起居注》)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侦破的重大盗案多达116起,已经破获的,也多是拖延着没有判决。乾隆生气地说:“可见从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处理,以致积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废弛,盗风何时能息?”(《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