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据说而已，并无证据。[1]没人知道他当时怎么想，也没人解释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焦土中找到纣王的尸身，并把他的脑袋割下来。这就正如没人知道埃及女王克娄帕特拉在跟屋大维打得不分上下时，为什么会突然撤出自己的舰队，抛下情郎安东尼，匆匆忙忙回到王宫自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失败者就像水里的鱼，即便流泪也没人在意，更不会留下痕迹。我们只知道，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皇天上帝和列祖列宗秉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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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郑庄公的，是祭仲和子封。祭仲又叫祭足或仲足，原本是一个小官，官职是封人。封人的任务，是负责边境线的植树和封土，所以叫封人。祭仲管理的地方叫祭，位于郑州市东北。后来郑庄公把他调到朝廷为卿，把现在河南省中牟县的祭亭封给他做采邑，所以仲足以祭为氏，叫祭仲或祭足。终庄公一朝，祭仲都是朝廷重臣。庄公去世后，他甚至有了废立国君的势力。叔段在京邑大兴土木时，祭仲是提醒过庄公的。祭仲说，先王规定，一个国家的其他城市，最大也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否则，将会成为祸患。现在京邑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法定的尺度，将来君上恐怕会不堪承受。庄公说，老夫人要这样，没办法嘛！祭仲说，我们这位老夫人，哪里会有满足？不如早做安排，免得变生不测。疯狂生长的野草尚且难以尽除，何况国君的宠弟？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先等等看吧！等等看的结果，是叔段开始膨胀，居然命令郑国西部和北部地区听命于自己。这时，子封说话了。子封说，一个国家，实在无法忍受一国两君、政出多门。请问君上到底想要怎么样？如果打算让位，请允许下臣现在就去效忠；如果无意禅让，请现在就去除掉他。总不能让民众三心二意，不知所从，产生其他想法。庄公又说，别担心，慢慢来。慢慢来的结果，是叔段恶性膨胀，不但把郑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都变成自己的采邑，而且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廪延。子封说，可以下手了，否则尾大不掉。庄公却说，不怕。不义之人得不到人心，膨胀得越快就垮得越快。别看他现在实力雄厚，到时候一定土崩瓦解。于是任由叔段折腾，不闻不问。表面上看，庄公糊涂，实际上却是老辣。他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老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武姜为叔段讨要的封地，原本不是京，而是制。制，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境内，又名虎牢关。看看地图就知道，制邑比京邑离新郑要远。叔段如果在那里搞分裂，庄公未免鞭长莫及。京，则在控制范围之内。可见庄公对于未来，其实心里有数，只不过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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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什么？时机。的确，叔段虽为心腹之患，彻底根除却需要时机。毕竟，此人是自己的亲弟弟，老妈的亲儿子。仅仅因为他违规违纪就大动干戈绳之以法，情理和情面上都说不过去。有这层关系在，下手就不能太狠，顶多只能把他叫来训一顿，再挪个地方。不过，此人既然有武姜这个大后台，治理整顿的结果便可想而知。就连教训和移封，都未必能够实现。因此，不能治标，只能治本。治本的办法，是一次性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将叔段和武姜都打入十八层地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再也别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但，这需要一个罪名。这个罪名，就是谋反。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有此大罪，无论如何处分，都不会有舆论压力。只不过，谋反并不容易，一要有心，二要有胆，三要有力。心和胆，叔段和武姜都有，缺的是力。有力，才能壮胆，也才会铁心。庄公一直按兵不动，对祭仲和子封的劝阻不予采纳，对叔段也一忍再忍，就是为了让那母子二人王八吃秤砣，铤而走险，以便治罪。为此，庄公隐忍了二十二年，他真是很有耐心。
郑庄公也很有胆魄，他其实是在押宝。第一，赌叔段和武姜必反；第二，赌他们谋反必败。这才决心姑息，以便养奸。养奸当然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如果叔段和武姜不反，他就满盘皆输；如果谋反成功，他就死无葬身之地。这是一场豪赌。现在看，庄公是赢家。赢家让史家左右为难。我们知道，周人的执政理念和政治主张，是“以礼治国”，即“礼治”。依礼，郑庄公可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他是嫡长子，武姜反对他继位，是武姜不对。他是国君，也是兄长，叔段跟他叫板，是叔段不对。叔段分庭已是非礼，更何况犯上作乱？当然灭他没商量。然而谁都知道，叔段的贼心和反叛，是郑庄公姑息养奸养出来的。可惜，又谁都无法指责。因为庄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解释为对武姜的“孝心”。他如果后来没跟武姜翻脸，谁都奈何不了他。庄公城府之深，毋庸置疑。礼治之尴尬，则可见一斑。尴尬的史家只好用“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来记录历史，表明态度。据《左传》的解释，这种表述方式既指责了叔段不像弟弟，也指责了庄公不像哥哥，还暗示了叔段之罪实为庄公养成。此即所谓“春秋笔法”。据孔子说，这对违背礼法之人是有震慑作用的。可惜这种作用似乎收效甚微。相反，站在郑庄公的立场，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正当防卫，而且未雨绸缪。因为春秋已非西周。君位被人觊觎甚至夺取，并非没有可能。事实上就在三年后，便有一位国君被他强悍的弟弟谋杀了。这个强悍的弟弟，叫州吁（读如需）。
～同上

州吁是叔段的同类，甚至同伙。司马迁就说，叔段刚逃到共，州吁便主动提出跟他做朋友。实际上他俩当时都流亡在外，只不过叔段是因战败而逃亡，州吁则是被罢官而出走。但想灭了哥哥自己上台，则一模一样。因此，州吁在外招降纳叛，结成团伙。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三月十六日，蓄谋已久的州吁带领这伙人偷袭国都，杀死同父异母的兄长，自己当了国君。5这是春秋的弑君第一案。以后，还有其他国君接二连三被干掉。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不是身败，便是名裂。弑君而自立的，也为数不少，比如第四卷提到的夏姬之子夏徵舒。但始作俑者，则是州吁。那么，州吁是什么人？州吁是卫桓公的弟弟。卫，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弟弟康叔封。到第八任国君顷侯，由伯爵晋升为侯爵。到第十一任国君武公，晋升为公爵。武公的儿子，是庄公。庄公的正妻，是齐国的公主。齐国是姜太公之后，姓姜；卫国是周文王之后，姓姬。这又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之一例。所以，齐国这位公主后来就被叫作庄姜。庄，是卫庄公的谥号；姜，是她自己娘家的姓。这跟郑庄公他妈叫武姜，是同样的命名方式。庄姜是一位美女。《诗经》中的《硕人》，就是她的赞美诗。但是庄姜没有生育能力，便领养了庄公一个侧妃的儿子，视如己出。这个儿子名叫完，也就是后来的卫桓公。至于州吁，则是卫庄公另一个宠妾的儿子，年纪也比桓公小。这就是州吁一案与叔段的不同。叔段和庄公同父同母，都是嫡子。州吁和桓公同父异母，都是庶子。只不过桓公被庄姜认领，在名分上是嫡长子。更重要的不同，是后台老板。叔段的靠山是老妈，州吁的却是老爹。州吁其人，从小就调皮捣蛋，胡作非为，还喜欢舞刀弄枪，琢磨兵法。这其实很危险。但尽管庄姜厌恶，大臣劝谏，庄公都听之任之，地地道道的教子无方。由是之故，庄公去世、桓公即位后，州吁更加骄横跋扈，全然不把当国君的哥哥放在眼里。桓公无奈，只好罢了他的官。州吁则逃出国都，在外拉帮结派，并与叔段不清不楚。这样，经过十四年的经营，州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便推翻了桓公的合法政权，自己也成为卫国的僭主。然而不过半年，州吁也身首异处。这又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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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为他自己作孽。州吁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打郑国。这并不奇怪。第一，卫和郑，是世仇。伐郑，可以标榜自己继承先君遗志，政治正确。第二，可以帮他哥们叔段出口气，运气好的话没准还能翻盘。第三，可以讨好某些诸侯。由于当时郑国发展迅速，羡慕嫉妒恨的很是不少。更重要的，是州吁得位不正，人心不服。对外发动战争，可以转移视线，缓和国内矛盾。这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所以《左传》说州吁此举，是“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凑巧的是，这时宋国正好有一个君位的争夺者在郑国避难。于是州吁便联合宋国，再加上陈国和蔡国，组成联军伐郑，把郑都围了五天。这是鲁隐公四年春天的事。秋天，这帮人又去了一趟，抢光了郑国田野里的庄稼。这下子，州吁坐稳屁股了吗？没有。州吁虽然发动了两次战争，还小有收获，卫国却依然人心浮动。对此，他自己不安，他的一个死党也着急。这个死党叫石厚，是石碏（读如却）的儿子。石碏是前朝元老，此刻告老还乡，赋闲在家，退休已经十六年。石厚就去见他爹，问州吁怎样才能稳住君位。
石碏说，朝见天子即可。这是有道理的。这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过气，却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如果接见了州吁，其他诸侯就得认账，州吁的君位也就稳当了。于是石厚又问：怎样才能见到天子？石碏说，通过陈国。陈君是天子的宠臣，又是我国的盟友。请陈国出面，天子一定赏脸。州吁和石厚都以为然，决定照办。俗话说，天作孽，犹可说；自作孽，不可活。州吁和石厚都忘记了，石碏原本十分厌恶州吁。庄公在世时，他就曾力劝君上对州吁严加管教。石厚跟州吁鬼混，他也强烈反对，只不过屡禁不止。州吁和石厚找他拿主意，岂非有病？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石碏为了国家，竟会大义灭亲。事实上，就在州吁和石厚兴冲冲奔赴陈国时，石碏的密函已先期到达。石碏的信上说，卫国弱小，而老夫朽矣，无能为力。这两个人，是大逆不道的弑君者。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请贵国匡扶正义，将其拿下！结果，州吁和石厚在陈国境内被就地正法。当然，人是陈国抓的，却是卫国杀的。按照当时的国际法，对这样的罪犯，卫国不必引渡回国，但要派员行刑。为此，卫方派出了两位监斩官。监斩州吁的是卫国的右宰，监斩石厚的是石碏的管家。此后，卫人另立公子晋为君，是为卫宣公。持续半年的卫国内乱，到此结束。
～同上

卫国内乱后不久，又有两位国君死于非命。6第一个是鲁隐公。鲁，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之一，姬姓，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伯禽，国都曲阜。从伯禽到隐公，共十三君。春秋，就是从隐公元年开始的。隐公是惠公的儿子。据《左传》，惠公至少有两个儿子，两位夫人。这两位夫人，都是宋国的公主，一位叫孟子，一位叫仲子。子，是她们娘家的姓；孟和仲，是排行。孟就是老大，仲就是老二。孟子是没有儿子的。她去世后，惠公又娶了仲子。仲子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鲁桓公。惠公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叫声子。声子的儿子，就是隐公。隐公的年纪比桓公大很多，却不被看作嫡长子。由此推论，声子应该是陪嫁，而且是孟子的陪嫁。7陪嫁女的地位，当然很低。隐公自己，也很谦卑。惠公去世后，由于桓公年纪太小，就由隐公摄政。隐公自己，也清楚只是代理国君。这跟叔段或州吁，是相反的。看来鲁国毕竟是周公之后，礼教的作用不小。然而恰恰是这种谦恭有礼的态度，让隐公招致杀身之祸，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在鲁国大夫羽父。羽父是一个野心家，也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家伙。公元前719年，州吁联合宋国、陈国、蔡国伐郑。宋国因为跟鲁国有婚姻关系，便拉鲁国加盟。鲁隐公不想去蹚这浑水，婉言谢绝，羽父居然硬是带了队伍去凑热闹。后来，羽父的权势越来越大，很干了些举足轻重的事，野心也就膨胀起来。于是羽父提出，他可以去暗杀隐公的弟弟，交换条件是让他成为卿相。羽父有这想法，并不奇怪。野心家总是会以为别人跟他一样有野心的。事实上，按照宗法制度，担任鲁国国君的，原本确实应该是隐公的弟弟，因为他是嫡子。嫡子年幼，庶兄摄政，是可以的，但嫡子成年后要把政权还给他，除非他已不在人世。因此，如果隐公贪恋君位，他就会同意羽父的阴谋，或者暗许。可惜隐公并无此意。鲁隐公说，我代理君位，只因为弟弟年幼。现在他长大了，我正要还政于他。我连养老的地方都安排好了。这当然让羽父大出意料，也胆战心惊。他一方面在隐公的弟弟、后来的桓公那里倒打一耙，诬陷隐公，另一方面则找机会下手，要置隐公于死地。碰巧，隐公是个迷信巫术的人。他为了祭祀巫神，进行斋戒，住在一位大夫家里。于是，羽父便趁机派刺客谋杀了隐公，然后栽赃于这位大夫，杀了他们家几个人了事。鲁隐公和这位大夫的家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桓公甚至没有按照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葬礼。所谓“善有善报”，现在看来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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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隐公被弑，是在卫桓公被杀后七年，即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十一月。一年多后，宋国国君也被谋杀了。宋，同样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子姓，始封之君是殷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都商丘。从微子到武公，共十二君。武公的女儿是仲子，即鲁桓公的母亲。武公的儿子，载入史册的有两个，一个叫力，一个叫和。武公去世，力继位，这就是宋宣公。宣公去世，却不传位给太子与夷，要传给弟弟和。宣公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这是天下的通义。于是，和三让而继位，是为宋穆公。其实，周的规矩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则是商的。所以，宣公只是在继承殷商的传统。但同时，穆公也欠了哥哥一个人情。因此宋穆公临终前，便不肯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冯，要将君位还给哥哥宣公的儿子与夷。宋穆公请孔父嘉做顾命大臣，也就是新君的辅佐，自己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孔父嘉，是孔子的先祖。宋穆公说，先君舍弃了与夷，让位于寡人，寡人一天也不敢忘记。如果托大夫之福，寡人能寿终正寝，在天上见到先君，那时，先君问起与夷来，寡人该怎么回答？因此恳请先生拥立与夷为君，寡人虽死无憾，永垂不朽。孔父嘉说，群臣都主张立冯。宋穆公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先君让国于寡人，是认为寡人贤惠。如果不能让国，那就辜负了先君的厚望，怎么能说是贤？我尊敬而亲爱的先生，请务必发扬光大先君的美德！孔父嘉只好让公子冯出国，住到郑，然后拥立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可惜宋殇公不争气。他在位十年，倒打了十一次仗，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宋国的太宰华父督（华读如化）便在民众中散布流言蜚语，煽风点火，说战事频仍的罪魁祸首，就是管军事的孔父嘉。造足舆论后，华父督发动兵变，杀了孔父嘉。宋殇公闻讯震怒，华父督干脆连殇公也一起杀了，把公子冯从郑国迎回宋国，立为国君，是为宋庄公。华父督为什么要攻击孔父嘉呢？据说是因为有一次他在路上，与孔父嘉的妻子不期而遇，立即魂不附体，必欲夺之而后快。这事当然真假难辨。可以肯定的是，孔氏从此家道中落，最后不得不移民鲁国。孔子算是鲁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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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的弑君案，揭开了春秋的序幕；而鲁国和宋国的内讧和内乱，则便宜了郑国。鲁桓公即位后，立即与郑国成为合作伙伴，史称“修好于郑”。华父督迎回流亡在郑国的公子冯，当然也是向郑国表示友好。宋国原本是郑国的死敌，常常与卫国联手对付郑国。鲁虽然要算中立国，但羽父是带兵参加了宋卫联军伐郑的。现在宋和鲁都转变立场，郑国就牛起来了。志得意满的郑庄公，便耗子腰里别了杆枪，起了打猫的心思。这只猫，就是周桓王。
周桓王是自己送上门去挨打的。8这事照理说原本不该发生，因为周与郑关系非同一般。郑，是西周最后一个封国，始封之君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周宣王封为诸侯，是为桓公。桓公是郑国的国君，也是周王的大臣，在幽王的时代曾经担任周的司徒。那时，西周王室已经衰落，西方的戎狄却很强大。桓公要勤劳王事，又不想国破家亡断子绝孙，便听从王室史官史伯的建议，从原来的受封之地迁到新郑，国土疆域大约是今河南省北边半省的中部。这就是春秋时期的郑国。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讲到的夏姬，就是在那里长大的。这样看，郑应该效忠周。同样，周也应该善待郑。因为东周王室能够存活，主要靠的是两个大国，这就是晋和郑。晋在黄河北岸，郑在南岸。晋国护卫着周的北面，郑国护卫着周的东面。西边的屏障，是虞和虢（虞在今山西省平陆县，虢在今河南省陕县）。南边，则是申和吕（均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境内）。这就是东周初年的形势。后来晋国分裂，自顾不暇；楚国兴起，南方不保。周王室的藩篱，就只剩下郑和虢。矛盾，由此而生。虢，是周文王弟弟虢仲的封国，也叫西虢。另外还有东虢，是周文王弟弟虢叔的封国，后来被郑国所灭，所以西虢就叫虢。东周初年，虢君似乎已经晋升为公爵，郑君则是伯爵。但郑国的综合国力，显然超过虢国。始封之君桓公，则在西周灭亡时殉难。所以郑的第二任国君武公，第三任国君庄公，都一直担任平王的卿士，作为王室重臣而大权在握。这时，是周与郑的蜜月期。然而不知何时，郑庄公发现周平王对自己并不那么信任，很可能会把一半的权力分给虢公。这让庄公十分不快，平王则信誓旦旦地表示绝无此事。为此，周和郑交换了质子。周的王子狐被送到了郑国，郑的公子忽则到周。
～易中天中华史

国与国之间，不再势均力敌。平衡打破了，社会开始动荡。动荡的社会需要有人摆平江湖，而维持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原本是周王的义务。可惜此时，周天子也由活菩萨变成了泥菩萨。长葛之战，就证明他是纸老虎。根本原因，当然是周王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导致经济实力不断下降。长袖者善舞，财大者气粗。王室如果处处捉襟见肘，甚至要靠诸侯接济，又怎么硬得起来？至尊已非至强。能保全最后一点脸面，就不容易。当然，周王的脸面，在春秋早期还是维护得很好。因为这脸面是旗帜，也是旗号，可以做虎皮，也可以当枪使。公元前714年（鲁隐公九年）和第二年，郑庄公伐宋，给出的理由便是“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见天子）。此即所谓“以王命讨不庭”，当时的舆论认为很正当。13其实，宋殇公固然没把天子放在眼里，郑庄公又何尝真正尊王？六年前，他不是派兵割走了周王的麦子和谷子吗？用不着揣着明白装糊涂。谁都知道，再好的脸面，也不过自欺欺人。真正管用的，是实力；说了算数的，则是大国。于是大国崛起，小国站队。小国需要的，是保护伞；大国想要的，是领导权。拥有号令天下的实际指挥权，成为国际社会的江湖老大和带头大哥，这就是“霸业”。成就了霸业的诸侯，是“霸主”。霸主之道，是“霸道”。霸道不是王道，霸主也不是共主，所以还得周天子在那里支撑门面。所有的霸主，也都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但谁都心里清楚，他们真正寻求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王室的脸面，不过是遮羞布。遮羞布并没有权威，哪怕再好看。一言九鼎的，将是相继崛起的超级大国。霸主即将诞生。王权时代结束，霸权时代开始。华夏大地上，又将演出怎样的戏码？
～同上

管仲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对面这个人，将会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那人自己，当然也没想到。还好，射中的是衣带钩。1被射中衣带钩的人叫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当时是齐国的公子，齐襄公的弟弟。齐，跟鲁、卫一样，也是周代最早的封国，姜姓，始封之君是姜太公。从姜太公传到齐襄公，已是春秋。襄公是个荒唐的家伙。他跟他妹妹，大约很早就有了性关系。后来妹妹嫁到鲁国，史称文姜，丈夫是鲁桓公。十五年后，桓公携文姜访齐，那兄妹二人居然再次上床。2忍无可忍的桓公痛骂了文姜，文姜则一状告到她哥哥兼情人齐襄公那里。襄公的处理，竟是罔顾伦理道德和国际关系，派人谋杀了既是妹夫又是友邦元首的桓公，然后杀掉犯罪嫌疑人了事。
齐，原本就在黄河下游称霸一方。但真正成为超级大国，却得归功于管仲。管仲是春秋第一位大政治家。后来担任齐相的管仲，原本是齐襄公弟弟公子纠的师傅。子纠的师傅还有召忽，小白的师傅则是鲍叔牙。子纠和小白是兄弟，管仲和鲍叔牙是朋友。鲍叔牙早就看出襄公做事荒唐，齐国必有内乱，便提前护送小白去了莒国，纠则在内乱后逃到了鲁国。鲁庄公八年（公元前686年）十一月七日，齐襄公被堂弟公孙无知谋杀。第二年春，篡位的公孙无知也被国人杀死，齐国出现权力真空。于是，鲍叔牙陪着小白，召忽和管仲护着子纠，回国争夺君位。管仲那一箭，就是他和小白狭路相逢时射出的。
～易中天中华史

君位之争的结果，是子纠失败被杀，召忽殉主自杀，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小白胜出，回国即位，齐国进入了桓公时代。齐桓公可不像他的妹夫鲁桓公。鲁桓公窝囊，5齐桓公雄霸。他不但不记管仲那一箭之仇，反倒委以重任。管仲也不负厚望，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四个方面厉行改革，终于让齐大国崛起，一举成就了桓公的霸业。那么，管仲的霸术是什么？军政一体。管仲的政治策略，是先安内后攘外，先定国后称霸。治国方略，则是全国一盘棋，先区分士农工商，再区分国都郊野。国都住士和工商，郊野住农。但无论是士，还是农工商，都必须严格按照行业和身份居住，不能杂居，也不能迁徙和变更职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户籍制度，还是最严厉和最不讲理的。住在郊野的农民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有司。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帅。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帅。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帅。十县为一属，每属一位大夫，一位属正。属的下级是县，县的下级是乡，乡的下级是卒，卒的下级是邑。邑，是最基层的政权。邑由有司管理，向卒帅负责；卒由卒帅管理，向乡帅负责；乡由乡帅管理，向县帅负责；县由县帅管理，向属大夫负责。属由大夫管理，属正监理，直接向国君负责。全国五属，五位属正，五位属大夫，是国君的问责对象。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一个中央集权层层问责的金字塔管理体系，便建立起来了。国都则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安置工人和商人，叫“工商之乡”。另外十五个住士人，叫“士乡”。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这十五个士乡，国君和两位上卿（国子、高子）各管五乡。他们的问责对象，是乡大夫。每乡一个，共十五个。国君和国子、高子管理的十五个乡，都是士人之乡，所以每家要出一个人当兵。当兵在春秋，是士人的义务，也是士人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特权，堪称责无旁贷。因此，士乡的行政建制，很容易就能变成军事编制：五家为轨，五个战士，这就是伍，伍长即轨长。十轨为一里，五十个战士，这就是小戎（战斗队），戎长（队长）即里有司。四里为一连，二百个战士，这就是卒，卒长即连长。十连为一乡，两千个战士，这就是旅，旅长即乡大夫。五乡一万个战士，这就是军。十五个乡三万战士，这就是三军。三军军长，就是国君、国子、高子。国君将中军，国子将上军，高子将下军。国君和两位上卿，既是十五个士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来自这十五个乡之三军将士的最高军事长官。
～同上

这就叫“作内政而寄军令”，是管仲最重要的政策。按照这个军政一体的制度，卒伍一级的小部队在居民区内便可训练，军旅一级的大部队在城郊之外便可集结。何况管仲还规定，士人一旦划定居住范围，就不准迁徙。邻里之间，更必须守护相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仲认为，由此人与人相伴，家与家相依，打起仗来，就不但不会行伍错乱，而且能保证同仇敌忾。难怪管仲不无得意地对桓公说：君上以此精兵三万横行天下，请问哪个能够阻拦？6显然，这是一种保甲制度，也是一种军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霸道。尤其是不准人民自由迁徙和变更职业，很明显是在侵犯人权。但桓公既然要成就霸业，当然只能讲霸道。人道也好，王道也罢，都只能束之高阁。至于如何发展经济，充实战备，开展外交，便都不过技术问题。
～同上

解决技术性问题，管仲有的是办法。没错，管仲确实是管理天才和治国高手。他的方案，差不多都是统筹兼顾的。比如春秋两季的狩猎，就既补充了给养，又训练了军队，岂非一举两得？刑法的改革也如此。为了解决兵甲不足的问题，管仲制定了“兵器赎罪”的条款，价码是：重罪，一副犀牛皮盔甲，一柄戟；轻罪，一副普通牛皮盔甲，一柄戟；小罪，罚款；打官司，诉讼费为一束箭。7这可真是官民两利。以前，重罪要判死刑，轻罪要砍手脚，小罪要挨鞭子。现在，只要购买或打造兵器就可以赎罪，人民当然高兴。国家充实了兵备，节省了军费，也高兴。更何况，尽可能地减少杀人和动刑，还能博得仁慈和王道的美誉，岂非名利双收？经济改革的要点，也在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措施，是由国家统治经济。比方说，改革税制，免除关税，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盐铁管理，实行盐铁专营，增加国库收入；铸造统一钱币，对市场和物价进行宏观调控。当然，管仲也毫不客气地宣布了国家对矿山、森林、湖泊、海洋的垄断。但，他并不主张创办国营盐场或国营铁厂。他的政策是国有民营。生产和销售是民间的事，国家的权力和职能是垄断资源，控制价格，甚至为了控制价格而控制产量。8也许，唯独一个行业有“国企”，这就是色情业。有学者认为，管仲很可能是“国营妓院”的创始人。齐国的妓院叫“女闾”，分为七个门市部，每个门市部妓女百人。开设的时间，据说比古希腊的梭伦还早了五十年。不过，梭伦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性需求和减少性犯罪；管仲的目的，则可能是增加国库收入，笼络天下人才，甚至招待各国使节。总之，此例一开，诸侯纷纷仿效。难怪燕太子丹能“美女恣荆轲所欲”了，没准他自己就是“妈妈桑”。9当然，国际关系并不能靠妓女来摆平。管仲的策略，是“以恩惠换拥戴，以土地换和平”。具体地说，就是将过去齐国侵占的城邑归还各国，再加上频繁的请客送礼。据说，这样做的效果是“四邻大亲”。
～易中天中华史

管仲认为，有了经济、军事和外交的条件，齐国就可以出兵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威望。做江湖老大，当国际警察，不出兵是不行的。不教训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也是不行的。攻打的对象，当然首先是弱国。如果那邦国既弱小又不听话，更好。但公开的说法，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11称霸中原毕竟不是小混混打群架，岂能说“吃柿子拣软的捏”？师出必须有名。要想成就霸业，比霸术更重要的，是霸道，是政治纲领。那么，管仲打出的旗号又是什么？尊王攘夷。实际上，尊王和攘夷，原本是同一件事。因为王室不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夷狄太强。起先最强悍的，是犬戎，他们在商代叫鬼方。西周灭亡，就因为犬戎攻陷镐京，追杀幽王于骊山之下。定都洛阳的平王无力收回失地，便把沦陷区封给他的一位西垂大夫。这位大夫也不辱使命，果然收回王畿的西半，并把那里变成了秦国。他自己，则成为秦国的第一任国君，是为秦襄公。这件事情对中原各国的刺激，是相当大的。这些国家大都是夏商周之后，自称夏、诸夏，也称华、华夏。华，就是光，也是美；夏，就是大，也是雅。华夏，就意味着文明；夷狄，则意味着野蛮。文明人，是羞与野蛮人为伍的，更不要说甘拜下风。攘夷，应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愿望。何况进入东周后，夷狄屡屡进犯，诸夏不堪其扰，只不过入侵者不是戎，是狄。据统计，公元前662年至公元前595年间，受狄人侵略者，齐七次，卫六次，晋五次，鲁两次，邢、宋、温、郑、周各一次。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卫，被迫两次迁都。次为邢，迁都一次。周也惨，成周沦陷，天子出逃。后来卫和邢，都靠齐桓公出手相救，才幸免于亡国。周襄王则靠晋文公出手相救，才得以复国。霸主的意义，这样一说就很清楚。12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同上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14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象麟虫”，15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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