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他们——《我的团长我的团》观后感

写此文之前我得先说几句题外话。
《我的团长我的团》开播以后，我听说电视的收视效果不太理想，所以就花100元在新华书店的音像店里买了一套正版碟回来看。100元，相当于8.635斤五花肉，或是25.773斤鸡蛋，还相当于62.5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呢……
我不是想做物价调查，我只是想说：虽然《团》剧是文化产品，属于艺术范畴，但它既然摆上货架公开发售，那么它也就成了一种商品。作为消费者，我购买并使用了这件商品，那么我对这件商品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不为过吧？
另外，拍摄《团》剧的基本上是《士兵突击》的原班人马，而且《团》剧在宣传时也以此为一大卖点，至少，我买《团》剧的碟其实有一大半是因为《士兵突击》。所以，看《团》剧的时候我自然而然地不时联想到《士兵突击》。
在我看来，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编导的一些思想意识是一以贯之并愈发明显了的。
一、关于“那时”
《团长》主要采用的是剧中人孟烦了的视角，并以孟烦了的旁白作为对剧情的诠释和补充。说实话，由于《士兵突击》的教训，我对从《士兵》到《团长》沿袭下来的这种叙述方式是有所警惕的。
这种从某一人物视角展开的叙述方式往往既受限于该人物的社会背景、活动空间，又明显带有该人物的主观倾向性，所以对事件就难以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作全面客观的展现。其最终呈现的，往往是从叙述者的角度所见的那一面。
同时，对于读者或观众来说，这种叙述方式必然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很利于叙述者将广大受众的情感与思想倾向拉近己方，利于叙述者引导受众去反对与其对立的另一方。
也就是说，若剧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立面，那么无论该剧以哪一方为叙述者，该叙述者实际上就取得了在剧中的话语权，在与其他方对立时就获得了先天的优势。
例如，《士兵》一剧，是以士兵许三多的视角为切入点来表现军营的。从纯真到极致的许三多眼里看到的军营，真诚美好得如此纯粹，几乎把现实的所有阴影都摒弃于外，就像一个真空无菌的罐头盒子。所以与许三多相对照的，在现实的阴影下身负着现实重压的另一个主角——成才就因为没有相应的现实背景作为人物的支撑，而在剧内剧外被千夫所指。
同样，在《团》剧中，当编导有意或无意地用炮灰与精英作为对照的时候，炮灰团已经因其代言人孟烦了的叙述者身份而先行占据了有利地位。与炮灰们相对照的精英们，在编导吝啬的镜头里，在孟烦了对他们的贬损中，被抽空了他们厚重的历史内涵、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只剩下了一张张骄傲的皮囊。
同时，由于《团》剧是从炮灰团的视角出发，因此也就缺少更广阔的视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尤其在《团》剧的后半部分，其视线始终局限于禅达和南天门，却完全没有把这个怒江战线的一角放在西南战场甚至整个抗日战场来表现。

《我的团长我的团》中，整个故事开始于1941年秋。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的一个年头，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多事之秋。
自从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就基本上一直在败：
沪淞会战败了，徐州会战败了，武汉会战也未取得最终胜利；
被炸开的黄河没有挡住日军，黄泛区哀鸿遍野，流民千万；
首都南京失陷，那个人间地狱中惨死了三十万冤魂；
半壁河山沦丧……
当然，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英勇抵抗最终还是挡住了日军，抗战自1938年起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
1941年，正是这场对峙中的一年。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虽然早已于1938年发表，并被白崇禧将军概括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但是半个中国沦丧换来的一壁偏安中，目前还看不到一点胜利的曙光，反而在漫长的对峙中暴露出这个古老衰朽的国家的所有沉疴：

军队是fubai的。先不说国军最高层对非嫡系部队的paiji daya，指挥失当造成基层将士的无谓牺牲，只以军队内部的tanwu fuhua来说，就相当触目惊心。kekou军饷在当时的国军中基本上是公开的，饷银每经过一级军官的手就会被克扣一次，这种行为被士兵们称为“喝兵血”。

1941年，还是国共两党摩擦不断，“皖南事变”爆发，亲者痛仇者快的一年；是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协条约》，不再向中国提供援助，使中国的国际环境更加艰难的一年；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发动攻势，占领了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并密谋在年底发动了珍珠港袭击的一年——
总之，那一年虽有长沙会战一度鼓舞了士气，但还是让人看不到曙光的一年。
所以，《团》剧中那个1941年的收容站里弥漫的绝望与迷茫，并不仅是那群溃兵的个人情绪，也是那个时代情绪的流露。

因为《团》剧的镜头一直围绕着龙文章等炮灰，所以也就未能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展现出战争的进程对人物、对故事的影响。
比如，为什么张立宪会向小醉提出带她回四川？
《团》剧中，我们只能看到张立宪与小醉相遇在虞师与怒江西岸的日军对峙了一两年后，那大概是1944年左右。联系相关的史实，我们会发现：
那时，中国大陆的日占区因为敌后抗日武装等原因，对日本来说已经基本上没有生产能力；自从1942年的中途岛海战之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就开始失利；到1944年，日本的兵力不足与物资紧缺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从1944年3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就开始在缅甸向日军展开攻势并屡战屡胜；
1943年夏天，苏联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扭转了苏德战局，从此转入攻势；1943年7月，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同盟国在欧洲战场上开始反攻，1944年6月，盟军发起了诺曼底登陆；
总之，1944年，无论从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还是整个二战局势来看，日本及轴心国都已现败相，稍有头脑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必败了。所以，从九一八事变起就投笔从戎的张立宪，也开始憧憬战后的生活，想带着心爱的姑娘回日夜思念的故乡。

又比如，虞啸卿为什么会接到“攻击立止”的命令？
1944年3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展开缅北攻势。1944年5月，卫立煌将军指挥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开始了滇西反攻，并先后攻下了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了西南失地，并从云南西进，于1945年初与中国驻印军会合。
这次缅北滇西大反攻，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国际交通线的重新打通，使国际援华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钳制和重创了缅北、滇西日军，为盟军收复整个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此，如果只站在南天门的角度看，“攻击立止”当然是wuli的；但如果像唐基所说的那样，整个怒江防线甚至更大的战场要“大打”，那么南天门的战局是否应该服从于更高层面的战略安排呢？
一场大的战略反攻展开前要经过反复研究，反复调整，这其中肯定有利益的考量，但这种研究与调整就一定像《团》剧中所指责的那样仅是逐利吗？“攻击立止”从更高的战略角度来看，有没有合理之处？

《团》剧当然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不能以纪录片的标准来要求，但它既然标明了确定的时间，反映的是抗日战争这样一个严肃的题材，而且涉足了以前很少出现的中国远征军并因此引起了很多观众对这段历史的关注，那么我们自然会联系相应的史实来作为《团》剧的参照。
《团》剧选取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但剧中却始终局限于炮灰团、禅达与南天门，缺少一种宏大的时代背景，这是《团》剧的遗憾。

晕倒！百度居然把贴子吐得乱七八糟：有两小段不见了，最要命的是——第11楼本来应该在第6楼的后面。
因为最近事情挺多，所以这篇6月就开了头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写完，只能慢慢来了。
我很佩服康导兰编敢于去碰这样一个题材，也为全剧组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而感动，但我想，如果编导在主题上立意上……表现得更全面一点，那么这部作品是不是能够减少一点遗憾，是不是令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他们自己）的努力更有价值，是不是有助于观众更全面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

52楼的朋友：我从来没想过要“把自己脑中宏大历史背景的战争片的模式”，套在《团长》上去（老实说，我脑中也没有这种模式，我没看过什么宏大的战争片）。
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有很多种，有正面的表现，也有侧面的表现。我只是想，主创人员通过龙文章和虞啸卿之口介绍一下更广阔的战局，甚至通过老麦之口介绍一下当时的二战局势，应非难事。这样的侧面表现，并不妨碍故事的演绎，却实在有助于不了解那段历史的观众更好地理解剧中的人物与故事啊。


其实，我也很敬重康导兰编，但是，对他们的作品，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所以就说一说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一个观众对于文艺作品的正常反馈而已。
我甚至不敢说自己这篇是评论。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其要求是相当高的——客观、公正、有观点、有依据……最低标准也得是“可以有偏爱，不可有偏见”。
所以，我只说，我这是观后感，写一写自己的感想、看法而已。

只更了一点，可还是被百度审核了。
我也不知道这篇观后感会写多长，而且大家的讨论对我也很有启发，只要是理性的讨论，都很好啊。
我不会弃坑的，可是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其他坑在填，实在分身乏术。所以这个坑什么时候填完真不敢保证。

二、瞧这一家子——孟父孟母孟烦了
《团》剧中的孟家，现在看来颇有点怪异，但在过去的时代，还真的不怪。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是极为重要的，但正统观念对家庭的重视，往往是从礼教的角度而非情感的角度出发。没有一箪一瓢之家，则无千府万乘之国——“家”是作为国之基本而得到重视，并被当作一个基本环节纳入整个社会秩序中的。
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家庭关系就占了两项，此外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君如事父”等说法。但是，这些纲常伦理及相关论述，往往只见森严的等级秩序与严格的道德律令，看不到家庭在个人情感中的作用。
《论语》的记叙虽然简约，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与其弟子之间的融洽，而关于孔子与他儿子孔鲤的记载，仅有一条：孔鲤接受他父亲的庭训。
孟子只因见妻子“箕坐”就要休妻，后来虽因孟母的劝阻而作罢，但可以看出，在孟子的家庭里，“礼”是远远重于情的，“一日夫妻百日恩”都不抵一个不合乎“礼”的坐姿。
所以孟烦了一家所呈现的形态，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礼教下的标本般的家庭形态。
孟父爱着自己的儿子，从北平追着儿子的足迹万里迢迢地来到偏远的滇西，在儿子被张立宪等人羞辱时以老弱之躯不顾斯文地厮打，但在父子的日常相处中，他的爱却只会以一种因礼教的程式化而显得无情的方式表达。无论孟父多爱儿子，这个家庭的秩序都不可动摇，他必须占据着这个家庭等级的绝对高点。
这种秩序，束缚着孟烦了，束缚着孟烦了的母亲，也束缚着孟父。孟父走不进儿子的心，他的爱对儿子来说，是压抑，是扭曲，是带着温情的无情。
最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孟父并不是未经民主科学之风启迪的遗老。他是满清留洋学童，精通机械，也精通古籍，可谓学贯中西。

二、瞧这一家子——孟父孟母孟烦了
《团》剧中的孟家，现在看来颇有点怪异，但在过去的时代，还真的不怪。
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是极为重要的，但正统观念对家庭的重视，往往是从礼教的角度而非情感的角度出发。没有一箪一瓢之家，则无千府万乘之国——“家”是作为国之基本而得到重视，并被当作一个基本环节纳入整个社会秩序中的。
传统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中，家庭关系就占了两项，此外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君如事父”等说法。但是，这些纲常伦理及相关论述，往往只见森严的等级秩序与严格的道德律令，看不到家庭在个人情感中的作用。
《论语》的记叙虽然简约，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与其di子之间的融洽，而关于孔子与他儿子孔鲤的记载，仅有一条：孔鲤接受他父亲的庭训。
孟子只因见妻子“箕坐”就要休妻，后来虽因孟母的劝阻而作罢，但可以看出，在孟子的家庭里，“礼”是远远重于情的，“一日夫妻百日恩”都不抵一个不合乎“礼”的坐姿。
所以孟烦了一家所呈现的形态，其实是一个中国传统礼教下的标本般的家庭形态。
孟父爱着自己的儿子，从北平追着儿子的足迹万里迢迢地来到偏远的滇西，在儿子被张立宪等人羞辱时以老弱之躯不顾斯文地厮打，但在父子的日常相处中，他的爱却只会以一种因礼教的程式化而显得无情的方式表达。无论孟父多爱儿子，这个家庭的秩序都不可动摇，他必须占据着这个家庭等级的绝对高点。
这种秩序，束缚着孟烦了，束缚着孟烦了的母亲，也束缚着孟父。孟父走不进儿子的心，他的爱对儿子来说，是压抑，是扭曲，是带着温情的无情。
最令人觉得讽刺的是，孟父并不是未经民主科学之风启迪的遗老。他是满清留洋学童，精通机械，也精通古籍，可谓学贯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