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连皇帝都朝不保夕,更何况百姓?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唐朝政府实际控制面积连南宋都不如。“公元764年。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唐代宗时期的户口数锐减,从唐玄宗的八百九十多万户下降到了二百九十万户,证明安史之后,唐朝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公元787年。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唐德宗裁剪官员,李泌要求恢复,唐德宗说现在天下的户口只有天宝前的三分之一,唐朝能管辖的人口面积缩水严重,天宝5千多万人口,现在只有一千多万了。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乾元到元和六十几年时间也就能控制1千多万人口,仅是天宝的四分之一。唐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
“公元811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唐朝那么点税入养一万多官员都不冗官,宋朝上亿的税入养一万多就冗官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安史之乱后唐朝是“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互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长安城中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杀人越货者,而官吏不敢过问,政府已经基本瘫痪了。
《新唐书·兵志》“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旧唐书·田弘正传》:“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旧唐书·田承嗣传》“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
唐朝大部分时期实质就是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唐朝藩镇有如下特点:一、自行委派官吏。 二、不向中央交赋税。三、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四、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藩镇割据,战乱频繁,他们相互之间,时而彼此火并,时而联合反对唐朝廷。在所辖区内,横征暴敛,战乱之中,掳掠抢劫“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潼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这种生灵惨遭涂炭的藩镇割据局面,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唐朝不仅没有凝聚中华,而且疏散中华,使汉民族分裂没有民族认同感,使中国四分五裂。以后侵略中原的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蒙古都有大量的汉族,直接加入对中原汉族的撕杀中。唐给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后果,难以估计。
“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唐高宗时期巡幸洛阳,居然有随从饿死,这唐朝穷到这份上?
“公元803年,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都说宋朝富裕只是开封,那大唐连长安都不富该穷成啥样?又怎敢称盛唐?而韩愈说实话就被因言获罪贬去做县令了。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的各种杂税层出不穷。“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陆贽《论“两税”七弊》:“非法赋敛,‘急备’、‘供军’、‘宣索’、‘进奉’之类,既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又复并存,此则人益困穷。”
“公元787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唐朝的苛捐杂税让百姓“愁苦如此,何乐之有”?
上面的事情,司马光是这样认为的“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皇帝不闻天下事,天下百姓早就穷苦不堪了。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至大历元年(766年),诏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
唐代杂税苛取造成的人民苦难的历史记述笔笔皆是,其致农民死困的效果远远超过北宋任何一个时期,甚至超过南宋战乱之时。唐德宗时监察御史韩愈在《上论天旱人饥状》中指出:“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
唐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理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高利贷),大乏则鬻田庐。剑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没人买),或缢死道途。”
《旧唐书杨炎传》记载:“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
《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
唐代中后期最大的问题是中央对地方掌控力下降,各地藩镇擅自增收许多种税种,中央政府即使有心罢黜,也难以实施。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多少,皆在牧守裁制”,这和宋代完全不同。唐各地藩镇在其辖境内可以擅加税目或税额,五代各国之千奇百怪的杂税显然与唐代地方藩镇有直接关系。安史之乱以前杂税造成民间贫困,安史之乱以后的杂税造成民间家产已空,人民都己经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唐朝政府到末期的税源已经面临断绝的地步,这样的剥削程度,宋朝何曾达到过?
唐朝灭亡后五代有三个是外族人建立,唐朝使华夏文明再一次大面积断代。
“公元787年。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唐德宗裁剪官员,李泌要求恢复,唐德宗说现在天下的户口只有天宝前的三分之一,唐朝能管辖的人口面积缩水严重,天宝5千多万人口,现在只有一千多万了。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乾元到元和六十几年时间也就能控制1千多万人口,仅是天宝的四分之一。唐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
“公元811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唐朝那么点税入养一万多官员都不冗官,宋朝上亿的税入养一万多就冗官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安史之乱后唐朝是“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互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长安城中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杀人越货者,而官吏不敢过问,政府已经基本瘫痪了。
《新唐书·兵志》“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旧唐书·田弘正传》:“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旧唐书·田承嗣传》“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
唐朝大部分时期实质就是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唐朝藩镇有如下特点:一、自行委派官吏。 二、不向中央交赋税。三、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四、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藩镇割据,战乱频繁,他们相互之间,时而彼此火并,时而联合反对唐朝廷。在所辖区内,横征暴敛,战乱之中,掳掠抢劫“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潼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这种生灵惨遭涂炭的藩镇割据局面,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唐朝不仅没有凝聚中华,而且疏散中华,使汉民族分裂没有民族认同感,使中国四分五裂。以后侵略中原的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蒙古都有大量的汉族,直接加入对中原汉族的撕杀中。唐给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后果,难以估计。
“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唐高宗时期巡幸洛阳,居然有随从饿死,这唐朝穷到这份上?
“公元803年,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都说宋朝富裕只是开封,那大唐连长安都不富该穷成啥样?又怎敢称盛唐?而韩愈说实话就被因言获罪贬去做县令了。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的各种杂税层出不穷。“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陆贽《论“两税”七弊》:“非法赋敛,‘急备’、‘供军’、‘宣索’、‘进奉’之类,既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又复并存,此则人益困穷。”
“公元787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唐朝的苛捐杂税让百姓“愁苦如此,何乐之有”?
上面的事情,司马光是这样认为的“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皇帝不闻天下事,天下百姓早就穷苦不堪了。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至大历元年(766年),诏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
唐代杂税苛取造成的人民苦难的历史记述笔笔皆是,其致农民死困的效果远远超过北宋任何一个时期,甚至超过南宋战乱之时。唐德宗时监察御史韩愈在《上论天旱人饥状》中指出:“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
唐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理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高利贷),大乏则鬻田庐。剑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没人买),或缢死道途。”
《旧唐书杨炎传》记载:“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
《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
唐代中后期最大的问题是中央对地方掌控力下降,各地藩镇擅自增收许多种税种,中央政府即使有心罢黜,也难以实施。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多少,皆在牧守裁制”,这和宋代完全不同。唐各地藩镇在其辖境内可以擅加税目或税额,五代各国之千奇百怪的杂税显然与唐代地方藩镇有直接关系。安史之乱以前杂税造成民间贫困,安史之乱以后的杂税造成民间家产已空,人民都己经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唐朝政府到末期的税源已经面临断绝的地步,这样的剥削程度,宋朝何曾达到过?
唐朝灭亡后五代有三个是外族人建立,唐朝使华夏文明再一次大面积断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