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连皇帝都朝不保夕，更何况百姓？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唐朝政府实际控制面积连南宋都不如。“公元764年。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唐代宗时期的户口数锐减，从唐玄宗的八百九十多万户下降到了二百九十万户，证明安史之后，唐朝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公元787年。泌请复所减州、县官。上曰：“置吏以为人也，今户口减于承平之时三分之二，而吏员更增，可乎？”唐德宗裁剪官员，李泌要求恢复，唐德宗说现在天下的户口只有天宝前的三分之一，唐朝能管辖的人口面积缩水严重，天宝5千多万人口，现在只有一千多万了。
“初，乾元末，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才四之一。”乾元到元和六十几年时间也就能控制1千多万人口，仅是天宝的四分之一。唐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
“公元811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唐朝那么点税入养一万多官员都不冗官，宋朝上亿的税入养一万多就冗官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安史之乱后唐朝是“今师兴不息十年矣，人之生产，空于杼轴。拥兵者第馆互街陌，奴婢厌酒肉，而贫人羸饿就役，剥肤及髓。长安城中白昼椎剽，吏不敢诘，官乱职废，将堕卒暴，百揆剌，如沸粥纷麻，民不敢诉于有司，有司不敢闻于陛下，茹毒饮痛，穷而无告。”长安城中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杀人越货者，而官吏不敢过问，政府已经基本瘫痪了。
《新唐书·兵志》“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旧唐书·田弘正传》：“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
《旧唐书·田承嗣传》“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
唐朝大部分时期实质就是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唐朝藩镇有如下特点：一、自行委派官吏。 二、不向中央交赋税。三、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四、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藩镇割据，战乱频繁，他们相互之间，时而彼此火并，时而联合反对唐朝廷。在所辖区内，横征暴敛，战乱之中，掳掠抢劫“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入朝，以收华州为名，帅所部兵大掠，自潼关至赤水二百里间，财畜殆尽，官吏有衣纸或数日不食者。”。这种生灵惨遭涂炭的藩镇割据局面，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唐朝不仅没有凝聚中华，而且疏散中华，使汉民族分裂没有民族认同感，使中国四分五裂。以后侵略中原的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蒙古都有大量的汉族，直接加入对中原汉族的撕杀中。唐给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后果，难以估计。
“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唐高宗时期巡幸洛阳，居然有随从饿死，这唐朝穷到这份上？
“公元803年,监察御史韩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愈坐贬阳山令。”都说宋朝富裕只是开封，那大唐连长安都不富该穷成啥样？又怎敢称盛唐？而韩愈说实话就被因言获罪贬去做县令了。
安史之乱之后，唐代的各种杂税层出不穷。“自天宝以来，大盗屡起，方镇数叛，兵革之兴，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数，不能节矣。加以骄君昏主，奸吏邪臣，取济一时，屡更其制，而经常之法，荡然尽矣。由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盖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至于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榷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矣。盖愈烦而愈弊，以至于亡焉。”
陆贽《论“两税”七弊》：“非法赋敛，‘急备’、‘供军’、‘宣索’、‘进奉’之类，既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法之事，又复并存，此则人益困穷。”
“公元787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马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优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唐朝的苛捐杂税让百姓“愁苦如此，何乐之有”？
上面的事情，司马光是这样认为的“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难寤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泽壅而不下达，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于上而民不怀，民愁怨于下而君不知，以至于离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载之遇也。固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皇帝不闻天下事，天下百姓早就穷苦不堪了。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至大历元年（766年），诏流民还者，给复二年，田园尽，则授以逃田。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以国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每亩二十，通名为青苗钱。”
唐代杂税苛取造成的人民苦难的历史记述笔笔皆是，其致农民死困的效果远远超过北宋任何一个时期，甚至超过南宋战乱之时。唐德宗时监察御史韩愈在《上论天旱人饥状》中指出：“至闻有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
唐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直谏书》中指出：“今天下苍生，凡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债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理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人有五去而无一归，有八苦而无一乐。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增处邀赏而税数加，减处惧罪而税数不降。官司所储，唯给军食，凶荒不遑赈救。人小乏则取息利（高利贷），大乏则鬻田庐。剑获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犹莫之售（没人买），或缢死道途。”
《旧唐书杨炎传》记载：“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
《旧唐书懿宗本纪》记载：“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须，促期限则迫于贫苦。”
唐代中后期最大的问题是中央对地方掌控力下降，各地藩镇擅自增收许多种税种，中央政府即使有心罢黜，也难以实施。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多少，皆在牧守裁制”，这和宋代完全不同。唐各地藩镇在其辖境内可以擅加税目或税额，五代各国之千奇百怪的杂税显然与唐代地方藩镇有直接关系。安史之乱以前杂税造成民间贫困，安史之乱以后的杂税造成民间家产已空，人民都己经无法正常生活下去，唐朝政府到末期的税源已经面临断绝的地步，这样的剥削程度，宋朝何曾达到过？
唐朝灭亡后五代有三个是外族人建立，唐朝使华夏文明再一次大面积断代。

甚至有人用“盛唐”来代替整个唐朝，一提到唐朝就是“盛唐”。我们是不是对一个屡次被男人蹂躏四十多岁被人 弄 死的妓女说她十多岁的时候是纯洁的，她后来卖淫是二十多岁以后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用她十几岁时概括她的一生？唐朝这个在历代都评价不高的年代，近世被吹嘘得天花乱坠。至今仍然有大批愚昧的中国人，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唐朝强的时候只能是太宗与高宗初期，那时候和盛和富裕华丽没什么关系。盛唐是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那时的疆域已原远远小于唐朝强的时期。太宗时强而不盛，玄宗时盛而不强。唐朝真正的强盛从来没有在一起过。开元盛世只不过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用二十几年的时光能代替近三百年的时间吗？唐朝太监专政一百多年，用“太监唐”代替整个唐朝更用说服力“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把唐朝概括为强盛真是可笑！请理智看待唐朝，看待它的全部而不是一小部分光辉的岁月。
柳宗元《封建论》：“唐之藩镇，初非有取于封建之制。特自天宝之后，安史乱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以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庭，其与“春秋”所谓诸侯强而王室弱之患等。……唐之不能悉置守宰，而使强藩悍将为中国扰也。”
　　韩愈《原道》：今（中唐）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杜佑《通典》：“自天宝之始，边境多功，宠锡既崇，给用殊广，出纳之职，支计屡空。于是言利之臣继进，而道行矣。割剥为务，岐路多端。每岁所入，增数百万。既而陇右有青海之师，范阳有天门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剑南罗凤之凭陵，或全军不返，或连城而陷。先之以师旅，因之以荐饥，凶逆承隙构兵，两京无藩篱之固，盖是人事，岂唯天时。”
　　刘昫《旧唐书》：“天宝末，奸臣弄权于内，逆臣跋扈于外，内外结衅而车驾遽迁，华夷生心而神器将坠。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仆固怀恩为叛，尤甚阽危；郭子仪之能军，终免侵轶。比昔诸戎，于国之功最大，为民之害亦深。及势利日隆，盛衰时变，冰消瓦解，如存若亡，竟为手足之疥焉。僖、昭之世，黄、朱迭兴，竟为胸背之疽焉。手疥背疽，诚为确论。”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盟，以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庭。效战国，肱脾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怵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中衰，奸雄圜睨而奋，举魏、赵、燕之地，莽为盗区，挐叛百年，夷狄其人，而不能复。昏上庸佐，惟不知盗故也。引妖就暝，以夺厥明。唐承天命，遂臣万方。孰居近土，袭盗以狂？往在玄宗，崇极而圮。河北悍骄，河南附起。四圣不宥，屡兴师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妇织不裳。”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唐之治不能过两汉，而地广于三代（夏、商、周），劳民费财，祸所繇生。明皇一日杀三庶人，昏蔽甚矣。鸣呼！父子不相信，而远治阁罗凤之罪，士死十万，当时冤之。懿宗任相不明，籓镇屡畔，南诏内侮，屯戍思乱，庞勋乘之，倡戈横行。虽凶渠歼夷，兵连不解，唐遂以亡。《易》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无备。汉亡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
　　李攸《宋朝事实》：“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不复制，以及五代之乱。”
　　韩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七》：“玄宗开元十五年后，深居高视，倦於临御，内宠嫔嫱，外事征伐，连起诏狱，无辜诛夷，遂至大盗猖狂，中原板荡。”
　　欧阳修《丰乐亭记》：“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以胜数！”
　　李攸《宋朝事实》：“唐之亡，强者分其地，为国以十数。”
　　王应麟《困学纪闻》：“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
　　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于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血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而僧孺谓之太平，不亦诬乎！”
　　司马光《读史方舆纪要》：“唐得天下，一百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渔阳窃发，四海横流。肃、代以降，方镇跋扈，陵迟至于五代，朝成夕败，有如逆旅。”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
　　范仲淹《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唐）至开元末，听匪人之言，遂罢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至于丧亡。”
　　曾巩《读五代史》：“唐衰非一日，远自开元中。尚传十四帝，始告历数穷。由来根本强，暴戾岂易攻。嗟哉梁周间，卒莫相始终。兴无累世德，灭若烛向风。当时积薪上，曾宁废歌钟。”
　　苏辙《栾城应诏集》：“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泚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
　　何去非《何博士备论》：“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
　　叶适《兵总论》：“自唐至德以后，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任於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讳矣。然国擅於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於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於将，人皆知之；将擅於兵，则不知也。大历、正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
　　脱脱《宋史》：“唐自安、史之乱，藩镇专制，百有余年，浸成割据。及巢贼蹂躏，郡邑丘墟。”
　　方回《瀛奎律髓》：“想天宝，至德以至大历之乱，不忍读也。”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自肃宗以来，大盗内讧，夷蛮外扰，郊圻之间，衅孽屡作。”
　　尹氏《读史方舆纪要》：“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王夫之《读通鉴论》：“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
　　王夫之《宋论》：“及于唐，突厥、奚、契丹相仍内扰。及安、史之乱，河北叛臣各据数州之土以抗天子。”
　　赵翼《廿二史札记》：“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
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唐朝政权从763年一直苟延残喘到874年。……唐政权对755－763年灾难反应的各种改革，却未能阻止其最终崩溃。唐王朝于909年灭亡；后来王朝，统一中国的下一个统治王朝，直到960年才建立。事实上，统一政权的空白期从874年一直延续到979年，而且，中华帝国并没有完整地重新统一，它在四面八方都丧失了边缘领土。 ”
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帝国防卫日益依靠外国雇佣军和边境地区的“蛮族”部落；这些人远没有过去的自卫军可靠。所以，751年，中国军队在南部的云南和中亚的怛逻斯均遭失败。后一战役尤为重要，因为它使胜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够让曾是佛教的最早据点之一的广大地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唐朝皇帝又设法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但这是一个形势不断恶化的时期。京城不适当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朝廷虽得到了地方军事首领和边境地区各“蛮族”部落的援助，但这些人很快就摆脱朝廷的控制，无视皇帝的命令，为争夺注定灭亡的朝廷的继承权，相互之间展开了斗争……”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63年以后，唐完全处于守势，唐朝再也没有派出远征军企图征服任何一个邻国。甚至当9世纪50年代机会出现时，唐王室仍然谨慎小心地不打算收复丧失的西北各州。”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7世纪末叶，唐对边疆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从高宗初年起，从塔里木盆地到高丽，横跨亚洲的唐军逐渐退却，采取守势。……在680年前后，突厥再度强大起来，并开始重构其草原霸主地位。唐试图征服高丽的行动以惨败告终，在东北东部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震（后改称渤海）。”
《剑桥中国隋唐史》“伴随着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现的藩镇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导致了一切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在内地的消失。京师保持有一支军队，但其素质变得如此之差，以致成了人们的笑柄。”
“初，高昌既平，岁发兵千余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为：“圣王为治，先华夏而后夷狄。陛下兴兵取高昌，数郡萧然，累年不复；岁调千馀人屯戍，远去乡里，破产办装。又谪徙罪人，皆无赖子弟，适足骚扰边鄙，岂能有益行陈！所遣多复逃亡，徒烦追捕。加以道涂所经，沙碛千里，冬风如割，夏风如焚，行人往来，遇之多死。设使张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岂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终当发陇右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则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无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浑，皆不有其地，为之立君长以抚之，高昌独不得与为比乎！叛而执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存焉。愿更择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国，子子孙孙，负荷大恩，永为唐室藩辅，内安外宁，不亦善乎！”上弗听。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劝我复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看看唐朝占的那些沙漠有什么用？自己的大臣都觉得没毛用，不仅没毛用，还成了累赘，李世民自己都觉得后悔占领这些破地，不知道现代的匹夫们在自豪什么？匹夫们又有谁愿意去这些沙漠生活？
“先是，诸道皆有中使监陈，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唐朝才是宦官大过主将的朝代。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后世师之，用回纥以诛安、史，用沙陀以破黄巢，而石敬瑭资契丹以篡夺，割燕、云，输岁币，亟病中国而自绝其胤《读史鉴论卷十九》”唐朝真乃名副其实的汉奸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