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只吃了点燕麦粥，然后就穿上牛仔裤和齐膝高的橡胶防雨靴，扣上风雪大衣，拉紧了兜帽，踏着泥浆穿过雨水四溢的小路朝更加阴冷的车库走去，我的巴罗库塔此时正泡在六寸深的水里，它拒绝启动。
　　“呆在家里，”罗莎琳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要求政府雇员都呆在家里，除非他们的部门必须。”
　　“这就是说不让我呆在家里。”
　　她让我别挂断，过一会声音回来了：“是的，除了你，亲爱的安娜。”她继续往下说，压低了声音，“SAC高罗威刚刚来过，他让你过来。”
　　一个小时以后唐纳多开着他的小车沿着狭窄的辅助路缓慢移到了我的阳台外，按着喇叭。他一定是使劲纠缠守卫才得以进到住宅区内部来。倾盆大雨来得如此猛烈以至我刚从门廊出去就被它浇了个透湿。
　　我跳进车里，“砰”地拉上了车门。
　　“这么说，巴罗库塔已经彻底完蛋了。”
　　“她没有完蛋，她只不过是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湿。”
　　“你怎么喜欢开这种破烂？”
　　“因为她罗曼蒂克。”
　　“花同样多的钱你足以弄到一辆称心的旧马自达车了。”
　　“每个人都开马自达。但没有人开巴罗库塔，他们那份浓墨重彩的工作就像那些老**一样。”
　　“这正是我担心你的地方。”他递给我一纸杯热咖啡。忽然间我感觉自己又已完全饿了。一“怎么闻到一股面包房的味道？”
　　“我给你带了点‘赞恩’松糕。”
　　“真的吗？”
　　“赞恩”松糕是紫浆果和植物纤维混合做成的大面团，经常是我午餐时的唯一食物。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找到它们并且拿在手里。咖啡诱人的香味，模糊的车窗外的瓢泼大雨，我们湿漉漉的外衣——他不会真正地看我一眼——同样使我心神激荡还有那个相同的不正当的欲念，我在波士顿坐在车里等着进隧洞时产生的那个非分之想，唐纳多和我是真正的情侣，每个时刻都能在我们自己特殊的虚构世界中一起度过。
　　但是在下一刻，以另一个方式震荡的却是自己的醒悟：不可能。这只能叫作“蠢笨”，就像外公说的那样。
　　“我可能会更经常性地离开这里。”我带着一种苦涩的滋味观察着他。
　　“好的，我会想念你的屁股的，它现在正坐在一个极具魅力的任务上。”
　　“我们得面对这点：我确实富有魅力。”
　　他的眼睛并没有看我：“尤其是戴着那顶兜帽。”
　　我故意把它扯开：“我从波士顿给你带回来一个炸肉团子，但是留在橱柜里了。”
　　“很有意思。”他现在被分散了注意力，小心地倒着车，压过被雨水冲洗得发亮的冬青树皮质的黑叶子，“我来是想警告你，高罗威正伸着鼻子到处嗅血腥味。”
　　“谁的？我的？”
　　“某人的。”我们已经到了住宅区的出入口，面对着一盏红色交通信号灯，一闪一闪地，失去了控制。五六辆车犹豫着停在那里，雨水冲刷着它们的顶篷。“关于那医生，我希望你在波士顿拿到了充足的资料。”
　　“没问题。”我自信地回答，脑子里出现了克劳迪娅·凡·何文在公园里擦拭眼泪的情景。
　　“最好是比充足更充足。最好是大丰收。”
　　“已经是极致了。”我厉声说、有点儿惹恼了，“这是***最好的证据，在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FBI特工做到这点。为什么高罗威要揪人小辫子，随随便便毫无道理？”
　　“他被古巴人事件搞得心烦意乱——那个小女孩在哪儿死的？”
　　我盯着雨看。古巴人事件是我们地区分局的人搞得最砸锅的一次；与公众关系的全面倒退，其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相反我深受鼓舞。”
　　唐纳多破水前进，抢过了十字路口。
　　罗伯特·高罗威在其职业生涯中比硬汉还要坚韧。他曾经向唐·玛菲——黑手党先生挑战，他曾经在肯尼迪机场和卡车司机面面相对，也曾在曼哈顿码头的海洛因交易中充当内线。在他作为对付有组织犯罪的专家的最后一年中，因为接连不断的死亡恐吓威胁着他们，迫使他不得不把家庭从布鲁克林搬迁宾西法尼亚。最后，由于和十几岁的孩子分离过多，他不得不勉强接受了升职，到洛杉矶，尽管他仍旧保持了作一个纯粹的纽约人。他，我猜想，仍然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会得到丰硕的果实。

　　高罗威是个记忆不够的人，不适于躺下安心养神，这点没能使他在面对压力时做出最好的选择。相反却使他在应付古巴人事件这类事情时犹豫不决，就像其他官僚一样没有作第二手准备。高罗威觉得自己好像不得不如实地回答如下的问题：
　　为什么FBI没能把一位来自依阿华的二十四岁前选美王后从她的古巴毒贩子男友手中拯救出来却让他用一把八寸长的厨房用餐刀将她连刺三十刀致死而同时他们在好莱坞的公寓却能二十四小时置于我们的监控之下并且整个犯罪过程竟得以一次喘息接一次喘息一次呼叫接一次惨烈的呼叫地记录在我们的磁带录音机上？
　　“高罗威昨天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进行得不顺利。”
　　我们乘坐电梯往上升，大约到了五楼，我的胃里因为有了咖啡和松糕已经感觉暖和多了。
　　“他告诉他们实情了吗？没有人听到过那份监视录音？”
　　“是的。”
　　“难以置信。”
　　“在那次他为‘吧协会’所作的关于‘对毒品的战斗在洛杉矶将会胜利还是失败’的大演讲之后，对高罗威而言这就已经只是个人的荣辱问题了。”
　　“我猜我们会知道结果。”
　　“你还能赌世界上的丢勒·卡特尔们仍会像德国的短毛狗一样死死咬住高罗威的脚后跟，”唐纳多耸耸肩，“我今天早晨淋浴时还对帕姆金说，没有人能希望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里都有效地对每件案子进行监视。”
　　当我们走过甬道时两人都沉默了。
　　“结婚十五年了你们仍然在一起淋浴？”
　　唐纳多给了我一个可爱的苦笑。
　　“她正在盥洗台旁漱口，行了吧？”
　　我们刷过卡，走进“特工专用，非请莫入”的那扇门。
　　“呀。我真有几分喜欢你穿着拖鞋，满身肥皂泡的样子。”
　　“可不要玩什么花招。”唐纳多对我说。
　　丢勒·卡特尔的门开着。他和别的两个家伙正在把尼夫球扔进篮筐里。
　　“波士顿怎么样？”丢勒叫我。
　　我当然不会说在停车灯前被几个顽童抢劫的事。“棒呆了。”我对着他狠劲咧了咧嘴，又做了一个翘拇指的手势。他也还了我一笑，好像我们倒成了最好的伙伴一般。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几乎还没有在位子上坐正。是简娜·玛森。
　　“他们搞到了我的奶头的照片。”
　　“我的上帝。谁做的？”
　　“‘国民调查者’，‘妇女家庭旅游’，我怎么知道到底是谁？”
　　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爽快亲密地传进我耳朵里，就像看见她突然出现在“牛栅”里一样——浑身震颤着，没有人像她这样的震怒过。”

　　“他们是怎样搞到照片的，玛森小姐？”
　　“昨天，如果你记得，在开始下那鬼雨之前，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天气，我裸着身子在池边晒日光浴，一架直升机从头顶上飞过来。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随后干了些什么？”
　　“直升飞机上有什么标记吗？”
　　“上面写着：KTLA！”
　　“是一家电视台。”
　　“当然是。”
　　“所以你认为KTLA将在六点钟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些裸体照片。”
　　“请尊重我的智慧。”我听到杯子里冰块摇动的声音，“所有的摄影师在这方面都是自由行动的人，他们去拍那次交通堵塞时顺便飞过一些完全无辜的女演员的屋顶，然后拍下几张偷偷摸摸的小镜头，想象一下，他们轻而易举便可拿到一万美元。”
　　我“嘘”了一声，带着嘲笑地口吻低声问：“真的？他们真这么做？”
　　“驾就轻熟。”
　　我只得承认。现在她的意思大约是让我帮她解决胸部的问题。她是因为它们衰老了干枯了而感到尴尬呢，还是因为它们依然生龙活虎、漂亮坚挺却只值一万美元而感到震怒？
　　“我想让FBI插手这件事。”
　　“我们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只调查联邦犯罪。像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权限之外，我建议你和当地警方联系一下。”
　　“但是你是我的FBA特工。”
　　“事实上，我受雇于美国政府，夫人。”
　　“噢，见***鬼？”她大发脾气，挂断了电话。
　　我所知道的下一件事是，高罗威，穿着腥红色的高领衫，几份卷宗纸从手里飞出来，雪茄咬在牙齿间，抓住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里拖出来，然后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里。
　　“玛森那件案子你到底找到些什么该死的东西？”
　　噢，孩子。
　　“我找到了依口哈特大夫的前病人，克劳迪娅·凡·何文，她宣称医生曾给她开过过量的止痛药，让她上了瘾，跟简娜·玛森一模一样，
　　“她会来作证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要搜查令。”
　　他去拿电话准备打给美国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我认为我们还该等等。”
　　“为什么？”这个时刻有些沉闷。高罗威不耐烦地大嚼着烟头。那样做是很容易的：让他打电话，召集人马，然后案情成立，我只需要处理我那一部分，完成在波士顿的使命……但是这将是不负责的。也许他只是一时冲动而误入歧途，那么我必须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那个人。我们都不可能避免有仓促行事的时候，也不可能永远不犯错误，就像我那位可怜的银行劫犯，丹尼斯·希尔，他迟早会悔悟那天在停车坪拿着满把钞票和上膛的手枪，红着眼全身因吸毒而虚弱，内心被魔鬼支配时犯下的过失。
　　“我们什么时候才需要搜查。”
　　“我正在等波士顿地方分局的一个电话。”
　　高罗威放下了电话。在他身后雾气蒙蒙的窗玻璃上，雨水像小瀑布一样从顶棂上挂下来。
　　“我知道你的确需要这件案子。”
　　“简娜·玛森不是一件案子。简娜·玛森就像古巴人事件一样，是一个快要撑破的该死的复杂的政治形势。”
　　他靠在咖啡桌上，是一副大受挫折的姿势。
　　“你的幸运皮带扣在哪儿？”
　　“飞了。”
　　他没有拿起遥控器，而是走过去直接接下了开关，然后粗鲁地按着一个个频道按钮。

　　与他的情绪相吻合，本地新闻正在播放救援直升飞机的现场新闻报道：一辆五十尺长的野营车辆被泛滥的洪水扫出了已是一片洪荒野地的公园并随着洪水的狂奔而卷腾翻滚，铁路桥已被冲毁，七零八落的残片甚至被冲进了海里。我们带着极大的兴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个缓慢的但是无可逃避的毁灭。
　　高罗威烦躁地向椅子走去：“局长在踢我的屁股，新闻界在踢我的屁股，地方检察官在家等我的电话——”
　　“简娜·玛森刚才打电话来。”
　　“什么事？”
　　“有架直升机从她的屋顶上飞过去，她想让我们帮忙做点事。”
　　这几乎把高罗威的鼻子都气歪了。
　　“在它失去控制之前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件事。”他抓起一把黄色的电话留言纸，“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已经接到三个电话，玛森的私人经纪人打来的。”
　　“我听说她动用了许多私人影响。”
　　高罗威作了一个苦相，嘴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嘘”声。
　　“看来你不知道事情的这一半而我却不知道你的那一半。”
　　“你知道的那一半是什么？”
　　“我有一份关于玛格达·斯脱克曼简历摘要。我可以跟你说，在我们接手这件案子的时候由总局办公局提供的原始资料。她是一个强悍精明的又铁石心肠的女人。1957年匈牙利事件之后逃到这个国家来，在马克西先驱广场找到了一份卖唇膏的工作，结果发现些窍门，不久便自立门户了，在马笛逊开了一家独霸一方的漂亮商店，跟一些著名的百老汇女影星们往来密切，直到后来成为她的经纪人。”
　　“那么政治影响在哪点上呢？”
　　高罗威在嘴里含着雪茄：“她在华盛顿的有趣的亲戚们。”
　　“这么说她还没有脱离——”
　　高罗威点点头：“她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又不止这些，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所以她到美国来——”
　　“新来的淘金者。”
　　于是我们一起点头。
　　“了不起吧？”他咧着嘴就像一头食肉动物，“我有这个共和党的宠儿做后盾就可以驾驭其他所有的关于古巴人事件的废话。”
　　“局里的日子看来不好过呀。”
　　突然间他不再听我说话，注意力全部被电视屏幕上那个穿着蓝色外衣里面惊心动魄地露出一截花边小背心的女新闻播音员吸引住了。
　　“有一堂课必须要上，”他若有所思，我知趣地等着他说，“好莱坞。”
　　我适度地点点头。
　　高罗威从电视机那个方向转过脸来，表情镇静自若。
　　“也许在玛森这件案子上我该再投入些人力。”
　　一阵冰凉的感觉掠过身体：“为什么？我能够应付。”
　　他说得很含糊：“我希望你***没有让我想起我十四岁的女儿”
　　“我不是你十四岁的女儿。不用担心——我不会怀孕。”
　　高罗威笑了，或者至少他紧张的肩松弛了下来。他将和我达成共识。为了这一刻。
　　“那么你怎样置办那位医生？还有什么别的资料能够拿出来探讨或是要继续保密？不能容忍这家伙的邻居，不满的佣人，园林工人，邮差，桃色事件，还有什么？”
　　“只要有，我就会把它找出来。”
　　画面上又回到了风暴报道现场。一个掉队的消防队员正被大水围困在一间房屋的平台上，一只手抓住一根桩子，一个步话机在另一手里。
　　“到下周末为止，我要有最有力的证据，如果他有罪，我们就把他抓进来。”高罗威简直咆哮了。

　　“行！
　　他的眼睛回到电视上那个水已淹到胸口的男人。
　　“可怜的家伙。”
　　“不用担心，直升飞机会把他拉起来的。”
　　但是高罗威的表情看起来并不那么肯定。
　　第十三章
　　我回到我的办公桌，和“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讨论的结果是，当务之急首先要完成对克劳迪娅·凡·何文的背景调查以确认她成为有效证人。为此，我必须先和波士顿地区分局的“野嘴”联系上。
　　顺着高罗威的思路还要去找几个医生身边的人，他们要有动机愿意交谈。我重新翻阅了档案，并又向电话公司索要了几份复印资料。在最近几个月期间从依贝哈特家打出的大量电话都打给了一个当地号码454，这个电话属于西奥多·费茵。从记录来看，事情非常明显，费茵女士和依见哈特一家人通过各种方式存在着联系：有时仅仅是一周内就有二十次热线。
　　“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和我用相同的波长工作，我们一致同意，因为这些电话是在白天从住处打出的，所以最有可能打电话是那位妻子，也许是给一位女朋友，也许是她在加利福尼亚唯一的朋友，愿意倾听这位从波士顿来的无事可干的护士抱怨她在第二十街是多么的孤独如同置身于当代的地中海中被彻底隔绝一样。
　　西奥多·费茵无疑就是高罗威所要的那一类信息源。但是如果我立即打电话找她，她可以很轻易地回过头就告诉她的闺中密友，FBI正在调查她的丈夫，从而可能使整个操作告吹，并且把我捧回值班室。
　　为了保险，我应该找一个熟知西奥多·费茵和依贝哈特家关系的人聊聊。谁知道呢？
　　在街上转个圈就会明白，蒙塔娜以北的社会是个双重结构，上中层的白人和劳动阶层的拉丁人共存在一个平行的世界里，当白种女人不在场的时候，你就可看到女佣们聚拢在繁华的住区街道的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有成堆的手推车和婴儿，用西班牙语传播着各种流言蜚语好像这里不再有明天一样。这一注赌会是安全的，我向“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解释说，这些流言大多是对付白人妇女的，她们付多少工酬呀，她们怎样支使佣人呀以及谁的婚姻不幸，谁和谁两个相好一类的。
　　如果西奥多·费茵和克莱诺·依贝哈特关系密切，那么对她们的女佣，维奥莱塔·奥尔瓦多来说，是完全有机会知道其中的一切的，维奥莱塔会和她的好朋友谈起这件事，古特瑞丝夫人是住在这幢房子里的年长女人，并且也是从萨尔瓦多来的，还帮她照看孩子；这是一个不仅了解而且关心她的人。
　　我拨通了古特瑞丝夫人的电话，说我有些关于我堂妹的问题。哪种问题？她想知道。哦，关于她的生活，她怎样到美国来的。对我显示出这样的对我自己家族的兴趣感到满意，古特瑞丝夫人同意我们在星期天再见面。
　　当然关于维奥莱塔的那一套是撒谎，我真正想得到的是她的雇主的情况。我沾沾自喜地向吊在那里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瞥去，但是感觉它在责难我：它知道我只不过是在对自己撒谎。
　　星期天下午雨停了一会儿。尽管还是阴云密布，气温只有华氏五十度，我仍然抓住这个机会把巴罗库塔开了出来，扎着胶底鞋，穿着飞行皮夹克，戴上飞行员的太阳镜，一顶道吉棒球帽帽舌向后反戴着。当我把车停到维奥莱塔·奥尔瓦尔多的公寓楼楼前时，古特瑞丝夫人已经带着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在外边等着我了。
　　我跟他们说哈罗时孩子们几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以为在他们坐上来以后至少会对我的篷车发生一点兴趣，而他们仍然什么也没说。风吹着他们蓬乱的黑色头发，但他们的脸仍是苍白的。
　　古特瑞丝夫人和我在前座简单地交换了几句话，关于明天是不是会继续下雨。当我沿着落日大街加速行驶时，她从胸口里掏出了一个很大的白**式手袋。撑开成尖屋顶状反扣在头上，似乎是为了防上弄乱她光亮的头发样式。
　　现在做什么？是不是试着说几个西班牙问题使谈话继续下去？用拉丁美洲人的身份？他们会喜欢这样呢还是可能觉得受到了侮辱？这种拘束的沉默已经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了，所以我只好推给某种古老的方式，退回到我自己的空间里——我的车，我的星期天，我的音乐——只花了二十多分钟，开上高速公路又开了下来，开进格里非斯公园的“旅行城”里。
　　在好莱坞·希尔的这一侧，潮湿，雾气弥漫的空气中有雪茄烟和铁锈的味道，尽管天气阴晴莫测，但停车坪上还是半满着，我们从一些显得脆弱的桉树底下走过，穿过大门，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微型火车站里，那里有列微型蒸汽火车正在行驶。
　　“他们想去坐一坐吗？”我问古特瑞丝夫人。
　　特瑞萨摇着她的头，不。她的弟弟只是拉着她的手，他穿着一件新的“菱佳海龟”毛线衣。
　　我注意到几张露天的餐桌：“他们饿了吗？”
　　“他们吃过午饭了。但也许他们还想吃点。”
　　我们组成了一支奇怪的小分队，我裹在我的皮衣里，戴着棒球帽；古特瑞丝夫人套着青绿色的花布护腿，穿了一件尺码大得像圆桶的红色毛线衣；还有两个孤儿。
　　我买了微波炉烤的热狗和饮料。我们四周的人全是在参加生日派对，大部分是拉美人。待瑞萨和克里斯多巴吃得很慢很仔细，似乎他们已经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眼睛却盯着那些包装礼盒，一个彩饰陶罐藏进树枝里，一个便携式烤架上挂满着冒着烟的腌肉和长长的整根的大葱，散发出炙烤的大蒜和欧椴的风味。每一伙似乎都包括了十至二十个家庭成员，幽默、轻松。生日蛋糕部是从商店买来的精心制作。特瑞萨看着他们却并没有妒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眼睛看得出来的感情变化。

　　“妈妈！”克里斯多巴突然叫了起来，兴奋地，用手指着。
　　“他认为那位小姐看上去像他母亲。”古特瑞丝夫人抚摸着他的头，“Pobrecito。
　　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她可能的确很像是从我看过的那些解剖照片中复活的死尸，正坐在那边抱着一个婴儿，一面剥着盘子里包裹水果的锡箔纸。她微笑着用她的鼻尖蹭着孩子，而孩子则抓注垂落在她腰间的波浪型黑长发。
　　“克里斯多巴懂不懂得……”我不知道如何说下去。
　　“他知道她的妈妈不会回来。”
　　克里斯多巴使劲拉着他姐姐的胳膊，但她仍旧无动于衷就像他指着的不过是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而已。
　　“你记不记得维奥莱塔是否曾经跟你谈起依贝哈特先生家的一个朋友，名字叫作西奥多·费茵的？”
　　“你是指特迪小姐？”
　　“可能是。”
　　“哦是的，克莱诺小姐和特迪小姐关系非常密切，而特迪家的女佣，雷娜，也和维奥莱塔十分亲密。”
　　“所以她们四个经常在一起？”
　　“那倒不会。”
　　“不？”
　　“特迪小姐和克莱诺小姐在一起时非常疯狂。”
　　“那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但是维奥莱塔后来很不高兴，因为她再也见不到雷娜了。还有那两个小姑娘也喜欢在一起玩。”
　　“发生什么事了？特迪和克莱诺打了一架？”
　　“哦是的。她们相互间不再说话。”
　　这倒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接近西奥多·费茵。我们交谈的时间很长，这个下午已经快结束了。我站起来伸了伸腰，发现玫瑰园里的花朵上已星星点点地洒上了好些在不知不觉中落下来的小雨点。我懒散地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来很有礼貌地问古特瑞丝夫人：
　　“依贝哈特大夫把支票寄给你了吗？”
　　“是的，他寄了。我给孩子们买了些新衣服。”她有几分自豪地向着克里斯多巴鲜绿色的毛线衣点点头，“然后我写信给老祖母问她想怎么办。也许是她来这儿，也许是孩子们回萨尔瓦多和她以及他们的兄长生活在一起。”
　　“维奥莱塔有别的孩子？”

　　“当然，你在照片里见过他的。老祖母抱着的那个，是维奥莱塔的长子。她扔下他才来到了这个国家。”
　　“她怎么能扔下这么小一个孩子呢？”
　　“为了创造好一点的生活。”古特瑞丝夫人解释道，在她的眉间明显表现出挖苦的神情。“她工作，然后把钱寄回家照顾儿子和老祖母。在内心，”——她拍了拍她的心脏——“她想念她的妈妈。”
　　她打开她的随身手袋，取出一卷薄擦面纸。手袋里则散发出浓郁的香粉的气息。
　　“现在那孩子一定已经有八岁或者九岁了。他甚至还不知道他已经失去了妈妈。”
　　除了温和地溅落的几点雨滴外——落在我的头发上，长椅上，落在上百朵含苞的玫瑰上——我们之间再无话可说。
　　古特瑞丝夫人垂着头，用两张擦面纸在眼角压了压。像是格里夫插到了我们中间，站在冰冷水泥地上，两只长满青苔一样的胳膊圈在我们肩上。我几乎觉察不到他的重量。我的心因为同样感到亲人的丧失而抽紧了，时时听到噗噗的响声，似乎在一瞬间就要将你推倒一样。在我内心，它依旧保持着神秘性，这是一种毫无根源的隐密的躁动。
　　“使家庭团圆是维奥莱塔的梦想。”
　　“特瑞萨和克里斯多巴是在这个国家出生的吗？”
　　“是的，”古特瑞丝夫人说：“父亲走了。”
　　她对那父亲嗤之以鼻，“啪”地把手袋关上。
　　“如果他们出生在这里，他们就是美国公民，受美国政府的监护。这即是说政府将会照顾他们。”
　　古特瑞丝夫人像混凝土浇筑的桌子一样一动不动：“那不对。”
　　“这不是只针对我们。这是法律。”
　　“法律是错的。”
　　我呷了一口酸甜的柠橙汁。我不想陷于情绪比的争论当中。我是一个联邦政府的特工——理所当然我相似的社会有义务、有同情心去关心我们中像特瑞萨那样失去了亲人，受到了伤害的人，她幼稚的脸现在就像石头雕刻的一样呆滞。蒙蒙小雨已经飘过了，一缕阳光刺穿一块厚厚的乌云洒在远方。我能看出，对特瑞萨来说，虽然仅仅是离开了那所公寓里她的秘密场所一小会儿，但是坐在这里仍然是痛苦的，她怀着孤独，毫无戒备地瞪视着这个世界。
　　“哪天是你的生日，特瑞萨？”
　　她看了看古特瑞丝夫人，什么也没说。
　　“跟我说吧，你一定知道你的生日。”
　　她低声说了一个日期。
　　“你想要什么作你的生日礼物？”
　　“我想要一张床。”特瑞萨毫不犹豫地说。
　　“你没有床？你在哪儿睡觉？”
　　“厨房的桌子下面。”
　　我抬起头来，目光投向了那条遥远的光线，心里想尽管太阳眼镜能够最好地遮蔽紫外线的照射，但是透镜本身却不是黑的——根本不够黑。
　　特瑞丝的眼睛还盯在她的空盘子上。
　　“想再要一只热狗吗？”

　　我并未完全说出我的意思。我有些紧张，尽管天气阴冷，但汗水已将我浸湿了。我并不想拿走他的小汽车，我根本就不想到这儿来，但是我曾经为我的堂妹的孩子们，这些无父无母，心灵受到创伤，生活在不快乐中的孩子们许下过诺言，要带他们到这个“旅行城”来度过一个下午。而旋转小木马还在前头。
　　第十四章
　　晚上另一场风暴又入侵了。星期一早晨天空白扑扑的，光线则显出棕褐色。我穿过紧密的不间歇的雨瀑直接开向特迪·费茵的房子。我没有选择绕到第二十街的依贝哈特的家宅或者第十二街的外公的老房子的弯路，而直接去走了主干道，圣维森特大街。虽然这里行进缓慢，交通拥挤，到处是被阻塞的车辆，许多棕榈树叶被吹到了大道中来，几棵脆弱的珊瑚树被风暴连根拔起，须根抓向天空，生命已彻底结束了。
　　在第七街我打了右转灯朝圣莫尼卡峡谷方向开去。下山的时候后置发动的福特几次打滑，失去牵引力好几秒钟，后来两只轮子都陷入了泥淖之中，只好搁下了一块“停车”的交通标志。我竭尽全力想把车子推回路上，但是我的手臂力量不够，撑着方向盘的手也酸痛不已。我站在那里，喘着气。如果我打电话叫一辆拖曳车可能会太麻烦，而且会费大量的时间。正在这时，我的脖梗后面一阵刺痛感，有什么东西从后边迅速地接近过来。但是，这辆兰奇罗威并没有减速停下来，相反，在它飞速经过的时候，故意转弯辗过一个小水坑，向我的车窗溅去一大片胆汁色的泥水，还伴有一声鹅卵石的脆响，那个司机，戴了顶棒球帽，没有回头看一眼。
　　一块碎石击中了刮水器，并且在玻璃上留下了一个令人寒心的弧形的刮痕，就像是谁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下的那样。我咬牙切齿地用鸡毛掸把蓝色挡风玻璃拾摄干净，回到车里轧住了调速档。
　　第一档和第二档之间进退都很容易，我增加了马力试图使汽车有所松动，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飞速旋转的轮胎上，小心地操纵着，最唇发觉轮胎重新咬住并拉回了路面。我快速穿过了峡谷弯道，一路咒骂着那辆该死的兰奇罗威。似乎当一个人驾驶一辆价值四万五千美元的机车时，他们就有这种癖好，要溅你一脸的泥。
　　圣莫尼卡峡谷是介于蒙塔娜之北一块升高的平台和太平洋岩壁的南段陡岸之间的一个小型峡谷，离依贝哈特的住屋两英里。峡谷口和海平面持平，但被沙滩所阻割。一年四季往谷口里灌着的海风，只是苦于被两侧的峡壁所束缚。于是在这里营造了自己的小气候，出现了难得的晴日、峡谷中深深的阴影和新鲜的带着盐味的空气。对律师们和那些经常在电视中抛头露面的人来说，这里就成了一处高级的住宅区，不过，这里最奢华的建筑却是特迪和安德鲁·费菌在圣罗伦佐街的尽头靠着山边修建的房屋。
　　它是一幢巨大的都铎时代的官邸，棕色方石饰面的木混结构，汽车入口是一个常春藤覆盖的拱顶，房屋是双披屋顶，有三个中世纪风格的烟囱，高大的凸窗全部镶着钻石形状的窗格玻璃，会使你不由自主地想到白雪公主会不会从里面飘行出来。实际上，如果你没有看到在这个雨天横在道口的几株瓜德罗普棕榈树，这幢房子完全会给你一种置身于英国来斯特郡的良好印象。
　　打开那扇熟铁大门，我沿着一条碎石路往里走，这条路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条急流通道。特迪·费首出现在短柱廊里，一个很有魅力的苗条的女人，穿着黄色的高跟鞋，拿着一个拖把。当我解释说是从联邦调查局来的，想问她几个关于她的熟人，依贝哈特先生和夫人的问题时，她的眼睛一下子明亮起来，示意我进屋谈。就像那位兰奇罗威的司机一样，她似乎更不介意溅起泥浆，也许能把泥水溅向别人的机会确实是不多见的。
　　我跟着她走进厨房。
　　“你相信这个吗？你能不受它影响吗？”
　　我们涉水而过，在橡木地板上，竟然积起了半时深的雨水。这场令人吃惊的小洪灾的源泉是一间堆杂物的小房间，雨水或是从灯闸处灌入，或是从墙头像瀑布一样的流进来。一个穿着白色紧身短衬裤的年轻女孩正在有条不紊地把这个小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搬到别的房间去。扫帚、真空吸尘器，一堆湿的破旧衣服、清洁剂、花盆、网球拍，以及一个当女孩把东西一件件转移时堆在柜子上的幻灯片放映机。
　　有别于女孩细致缓慢的移动步伐，她的主人则以每分钟上千转的高速率奋力搏击。
　　“我看过这样的电影，谢天谢地，我不需要再看一遍。”
　　她脚踢着水，手上徒劳无功地把桶朝墙上掼去。

　　“也许他开销也很大？”
　　她不屑一顾：“他开的可是一辆阿库拉。”
　　“你看见过他吸毒吗？”
　　“从来没有。”
　　“他曾经向你提供过毒品吗？”
　　“我不碰那东西。”
　　“也许他只是为了帮你们的忙，当作催眠药给你或你的丈夫开过某种药丸？”
　　“从来没有发生过。”
　　“给我讲讲他的个性特征。你是否能说他是那种追求个人成就的医生？”
　　“阮德尔？”
　　她笑了起来。她像饭店里那样，娴熟地调制着咖啡。
　　“我第一次遇见阮德尔·依贝哈特时，他只穿了一条长运动裤，沿着大街跑过来，手里晃着一块猪排。”
　　蒸汽从咖啡器里冒出来，她连忙把手缩回去，咕哝着：“差点儿烫死我。”然后，又继续去摆弄她的机器：“我正过去想带克莱诺出去吃午饭，刚刚下车，就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举着一块很好的猪排沿着大街跑过来，跟在一条狗后面。那条狗曾在他们的后院出现过，是只可怜兮兮的小侏儒，阮德尔叫它‘无家可归的狗’，因为它眼睛里面那种空荡荡的神情就像你在无家可归者眼里看到的一样，他一直无法靠近，把排骨喂给它，到最后它还是跑掉了。旁边就是一位他不认识的女士，穿着一件阿玛尼礼服，从阿达姆来刚刚走出一辆麦西达斯，而他却赤着身子追赶一条流浪狗，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所以我那时就想，这是一个可爱的家伙。”
　　咖啡器发出咯咯的响声，随着黑咖啡倾倒到两个很大的白色咖啡杯里，一股浓郁热烈的芳香飘散开来。
　　“事实上．我无法想象阮德尔怎么会和你们FBI扯上瓜葛。”
　　“你说呢？”
　　“呀，那也许是因为他在六几年吸过毒吧。”
　　我给她一个伪善的微笑。
　　“你说过，在他妻子和你断绝关系之前你们俩非常亲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特迪·费茵皱着眉，她没有从我这儿得到她想得到的东西，自己却重陷往事。看来她想把戏再演得久点。
　　“我第一次和克莱诺见面就是在那个堆放杂物的小房间里，就像现在一样那时候它就在漏水。”她用沾满了牛奶泡的茶匙很不满意地指指那边。
　　“泥石流经过以后天还在继续下雨，我们只得找了些塑料篷准备把那小山盖住，以免它继续坍塌下把房子给埋了。我们需要人手，那时是早晨六点钟，我让雷娜打电话找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甚至包括我女儿在学前班的同学。”
　　特迪·费茵穿着胶底鞋，走过溜滑的橡木地板，把冒着热气的咖啡杯放在了橱柜上。
　　“克莱诺·依贝哈特是唯—一个到这儿来的那个班的同学家长。”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丈夫的亲戚们都帮我们，还有一些是我丈夫从五金店前边那家酒吧里临时雇来的人。我回来给人们做饭时发现了一个陌生女人，长长的黑头发，扎着丝绒的束发带，穿着‘费尔埃尔’绒线衫，正在试图把那小房间里三英时的积水舀出去。我问她我们是否见过，她告诉我她是学前班同学的母亲。我们几乎打电话叫过笛德尔班上每个同学的父母，这些人我们在生日聚会听、游艺日呀、电影呀、晚餐呀什么的都见过面……”带着显而易见的某种痛惜，她继续说道，“我那时甚至不认识克莱诺·依贝哈特，但是却只有她一个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事情跑到这儿来帮助别人。我完全被她感动了，迷迷糊糊地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开始哭了。她是个护士，她能很好的安慰人。于是我们就坐在这儿，吃着热的五香熏牛肉三明治，成了朋友。”
　　我啜了一口咖啡，太淡了，又太甜。
　　“我真的是想帮助克莱诺，她到这里来以后有点不知所措。她的丈夫赚了许多钱，而她不知道怎样处理它们。我告诉她去找个佣人，对小孩子不要太操心。但事实是，她是被阮德尔拴住了。彻底地依靠他。护士和医生，彻头彻尾。”
　　“她顺从了你的建议？”
　　“噢，一切都结束了。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每天要给我打十次电话！连我们的佣人都是朋友，我们的孩子也在一起玩——但是现在我却对她如此恼火。”
　　“为什么？”
　　“她只是不再给我打电话了。就像蓦然打的冷枪，恰好就在笛笛的四岁生日之后。突然她开始制造借口，又四次跟我吵闹。你最好的朋友毫无理由就中断了与你的来往，那会是什么感觉？是伤害。”
　　“你问过她发生什么事了吗？”

　　“她说她很忙。”特迪·费茵摇着头说，“我也忙呀。我放弃我的星期六去和她一起逛商店。她在‘勒雪’买了大批的东西，几乎每一样都要买回家。现在抱怨什么？”
　　特迪·费茵像个小女孩一样用手托住下巴，仍然被抛弃所刺痛。
　　“克莱诺被阻止不能回马萨诸塞。阮德尔在加利福利亚已经是事业兴旺。”
　　“那又是为什么呢‘！”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她扬起了眉。我弄明白了什么？“我们谈话的时候少有顾忌。阮德尔离开时一直调子很低，但他是被逼迫的。我是指，你瞧：他们搬到这边来不到两年，他已经是这个城市的顶尖红人之一了。”
　　门转开了。待迪·费茵似乎紧张起来。她在自己的厨房里也被惊吓住了？
　　一个小女孩闯了进来。
　　“这是笛德尔。看着水，小心。”
　　笛德尔穿了一件宽大的罩衫和一双米老鼠鞋，有一头漂亮的齐肩短发，带着一点小小的派头。
　　“很高兴见到你。”她活泼地说，下巴微微朝上扬着，我在想，当她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特迪·费茵在这个家里就不大会有发言权了。
　　笛德尔后面还跟着一个年岁稍大的女人。
　　“雷娜说我们可以到水坑里面玩。”小姑娘宣称道。
　　“嗨，那只是开玩笑。”特迪·费茵嚷了起来，轻轻摇晃着她的女儿把她弄笑了。她把我介绍给雷娜，雷娜握了握我的手。丰满，也许有六十岁，雷娜明显有比其他佣人更高的身份。她说话不带口音，穿着一件用腰带扎住的棕褐色外衣，低开领，头发染成棕色，戴着一副镀金镜框的时髦眼镜。
　　“雨都快停了，笛笛在屋里已经玩腻了。”
　　“好借口。”
　　我喜欢雷娜稳重的支配能力。我喜欢她抚摩笛笛的头发的方式。
　　“去拿一双我的鞋，”特笛·费茵建议说，“雷娜和我穿同一个码子。”她说话的时候嘴角轻轻往上挂，似乎在她们之前有一种不可显现的联接桥梁足可以消除她们间的所有隔阂和差距。
　　在雷娜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谢谢你。来吧，笛笛，我们去找一双雷娜能穿上的妈妈的鞋。”
　　她牵起孩子的手，帮她从母亲的膝上滑落下来，离开时对我们有礼貌的一笑。
　　我很高兴我的堂妹在美国曾有一个像雷娜这样的朋友。
　　雨已经变小了，轻得就像一层薄雾一样，只要有勇气的人，都可以钻去闹一通。空气的湿度已经达到了饱和，绿叶全都一动不动，只是因为承接着雨水的重量而低垂着。
　　顺着墙根流进杂物室的水流已经减退了，那个少女还有更多的湿盘子、碟子和餐用碗需要擦干净。
　　“依贝哈待和简娜·玛森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
　　“当简娜成为他的病人以后这就已经是个大新闻了。她很喜欢阮德尔，每件小事都听他的。这甚至使他没能来参加笛笛的派对——因为简娜得了流感他不得不赶到马里布去。”
　　“克莱诺妒嫉吗？”

　　上天知道，在边疆，梦想每天都在顽固地生存下来，但是温尼斯却是我们最悲痛的失败；尽管在长滩“派克娱乐公园”衰落下来被海岸开发者所占据后，温尼斯就成了一个更为辉煌的象征，但是运河的建造却实在是很差劲，无论是因其无知还是贪婪（在《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历史》中可不会讲这些，这是我从《玻利》中看到的），而且几乎立即海水就开始向它们侵蚀过来。阿伯特·金尼的水路文明逐渐被淤泥充填，直到它们变成了一个呆滞的废水潭子。到了二十年代，它们被宣布成为疫病的源薮，因而大都用沥青封埋起来。
　　沃伦·思佩克的黄色小平房建在少数保留下来的运河的河沿上。今天河水表面有一层五彩的油膜覆盖着，河岸上挤满了鸭子，绿草在拼命躲开鸭嘴的啄食戏弄。路的那边是大量的高档公寓套房，但是在运河的这边却是一排平房，它们一定是阿伯特·金尼那个年代修建的，一直在顽强抵抗着发展神话的掠占。从朽败的木质和剥落的表面涂层以及古怪的装饰，还有后院荒芜的园地来判断，它们一定是属于哪个执拗、疯狂的地主。像思佩卡的小屋，窗户和门都安装上了防护栅，这种安全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它的古典型的魅力。
　　我循着震耳的广播电台的声音把车开到了停车道上，这里停有一辆丰田4X4，发动机在轰鸣着，一个穿着破旧的工作裤和牛仔鞋的男人正背着他的工具箱，拉上房门。
　　“思佩卡先生？我能和你谈两分钟吗？我是安娜·格蕾，FBI。”我向他出示了我的证件。
　　他去把引擎关掉，当他钻出司机室的时候，目光却掠过我肩头朝后面望去，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突然抓住了他的注意力。我连忙转过身子，以为可以看到什么新奇的事物。
　　“那是一辆1971年的普利茅斯·巴罗库塔吧？”
　　他一边说，一边朝我走过来。
　　“确切地说是1970年。”他打量这辆车的时候我们站在街道上。
　　“漂亮的油漆活儿。这是你的车？”
　　“是的，是我的。”
　　他井不显得吃惊或与此相关的任何表情：“你到这里来需要什么？一个44O四缸？”
　　“我只是不能使空气调节达到良好状态。”
　　沃伦·思佩克走到他的运货车旁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最近一期的《电机新闻》杂志。我情不自禁地接过来，心跳加快了。
　　“我的爱好中包括阅读。”他已把它翻烂了，所以我看到的每一页几乎都是翻卷折角的。
　　“我也是。”
　　“这么说我们上床的时候也可以谈这些东西了。”他的目光在我的胸部一溜而过，然后带着一丝挑逗和坦白的好色的神情盯住我的眼睛。“一加仑汽油所行的平均里程是多少？”
　　“十三英里。但这并不是你愿意拥有这种车的原因。”
　　“我理解。”他完全理解，他灰色的头发被剃成军人式的短平头，柔和丰厚的嘴唇带有一道性感的曲线，面颊沾满了风霜之色，眼睛眯成缝躲避着阳光。他的唇印倒很像在《青春的小鸟》中的保罗。纽曼，也许就是这一点常使他侥幸做成他在高等学校中曾侥幸做成的事儿。这嘴唇发出顽固的邀请，邀请别人去亲近它，并进而打破一切的禁忌。

　　“保养精心吗？”
　　“总算不是太坏。交流发电机在前两天的雨中曾经出了点毛病。电池也失效了。诸如此类的事情。”
　　“但是我敢打赌它能够每小时开上六十五英里。”
　　“在晚上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曾经达到过一百英里。”
　　沃伦·思佩卡用手指摸了摸放在驾驶座上的红色皮衣：“顽劣的女孩。”
　　“那是一次高速追捕，穿越了五个县，最后以武力解决而告终。你该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吧。”
　　他笑了：“就像电视里演的警察——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开着一辆这样的车？”
　　“曼尼克斯。”
　　“跟你这辆一模一样？”
　　沃伦·思佩卡看看我，又看看车，缓缓地点了点头：“我印象深刻。”
　　“是啊，我印象深刻。”我喋喋不休地说，相信我正领着他走向花园小径，“你是我遇上的人中唯一知道曼尼克斯开着巴罗库塔的。”
　　“六十年代我曾看过大量的电视片。也经常做其他一些事情。”
　　“你和克莱诺·依贝哈特？”
　　他的眼睛保持着平静：“克莱诺怎么了？”
　　“你们一起去高等学校的时候，我能看见你们俩喝啤酒、吸食无论何种东西、溜出去看电视……”
　　他的手插进了衣服的前口袋里：“是啊，后来，***怎么样呢？”
　　我知道他迟早会像这个样子，所以我只是平静地呆在那儿。
　　“我们对你们以前做过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想知道的是你现在是否还和她有联系。”
　　“为什么？”
　　“对依贝哈特家的例行背景调查。”
　　他等了一会儿，在我脸上力图寻找到点什么东西。明显地我流露出来了因为他开口道：“我不这么认为。”然后就走回停车道上他的运货车里。
　　“有什么问题吗？”我发觉我自己跟着他在走。
　　“没问题。这么好的一天，我还不想和你谈。”
　　他把丰田车倒了出来。
　　“顺便说一句，”——他上身探出车窗外——“曼尼克斯开的是一辆赫米，库塔。”
　　“我知道的。”我说，脸颊却红了。
　　他竖起起一根手指，责备式的摇了摇，沿着大街开远了。
　　我知道我会捉到沃伦·思佩卡的。他不可能来非难我，也不可能远远跑开。
　　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在想凯茜护士在潜水艇商店里跟我讲的话。她说过，沃伦曾经“遇到些麻烦”，但她并没有告诉我是些什么麻烦。我打开了电脑，准备搜寻一下犯罪记录。结果，在我喝完第二杯安息咖啡之前，我们需要的所有信息已整整齐齐地出现在屏幕上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到九点钟准备在他回家时捉住他。他拾起话筒沉闷、轻率地嘟嚷了一声：“哈罗。”
　　“哈罗，沃伦，我是安娜·格蕾，FBI。”
　　“我知道你会打电话。”
　　“你想找个日子约我出去。”
　　在这一瞬间我放弃了其他可能的反应：“实际上我打电话是要谈关于你非法拥有大麻和可卡因，意图散布而被加利福尼亚州定罪的事。”
　　“陈年旧账……那又怎么啦？”
　　“我可以打赌你在申请你的州承包商执照的时候隐瞒了这个事实，你是个重罪犯。”

　　这句话突然使我陷入一阵忧伤的情感浪潮之中，但是我很快把它推到一旁：“我父亲来自萨尔瓦多，我母亲是美国人。”
　　那是这张桌子以外的事情，而且也并不见得有那样糟糕。
　　“哪很快被证明是件重要的活儿，费茵夫人迫着我赶快完成，所以我在周末就开始工作。那天她正为她的孩子举行一个盛大的生日派对，来了一百多号亲戚朋友，我拿着断路器站在人群的外边。这时候，那两扇法国式样的门“哗”地撞开了，克莱诺·依贝哈特却飞了出去。我是说飞。那是两扇摆摆样子的门而已，从来就没打算要用的，但是克莱诺怎么知道呢。所以她就飞进了一道明沟里。我扶她站起来，才认出她就是萨文希尔的克莱诺·麦卡锡。她增加了一点体重但我的判断仍是毫无疑问的。她很尴尬，感到这件事确实也搞得很糟糕，所以没有认出我来——毕竟，已经十五年了——我就让她离开了。
　　“后来，我走进厨房，她也正在那儿，面向朝着派对那边的窗户，像一朵墙上长出来的那种黄色草花——克莱诺以前从来就不是一朵草花——眼泪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淌。她看见了我就试图把眼泪擦掉掩饰过去。
　　“‘克莱诺·麦卡锡’，我说，‘你在擦什么？告诉我你没有认出我。’”
　　“最终她还是认出来了。‘我不能想象你怎么会在这里呢，’她说，‘现在我记起来了我给过特迪你的电话号码。刚才在外边大出洋相的时候你怎么什么也没说呢？’”
　　“‘不想让你太难堪。”’
　　“‘我看起来一定像个疯子。”’
　　“我走过去：‘不，你只是受了点惊吓。”’
　　“于是我问起她老是饮酒过度的父母的情况，我们俩就聊了起来。我告诉她我现在有工作要做，我不饮酒，这牵动了她的心事。为了逗她开心，我指着外面的一个胖家伙，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和一件汗衫，他的身价是六千万美元，说：
　　“‘设计一个电视节目吧，现在他可有六千万家产，过去逗弄逗弄他，也许不愉快就过去了。’”
　　“‘你去逛他吧。’”她说。
　　“‘我试过了，但是他不感兴趣。嗨，为了六千万我可愿意做任何事情。’”
　　“‘不，你不会的。’”
　　“‘你是对的，我不会。我还能关心什么？只有钱。’”
　　“但是克莱诺盯着所有那些人看，又开始变得眼泪汪汪的了，她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她的女儿已经成了人群中的一分子，而克莱诺却知道自己永远不会适应。
　　“‘那是我的女儿，劳拉，她是今天过生日的那个女孩最好的朋友。她爱加利福尼亚。’”
　　“橱柜上放着一个大得不可思议的生日蛋糕，所以我就用我的手指，”——他在桌子边缘做了一个示意动作——“在它周围抹上一圈，然后把刮起来的巧克力糖霜送进嘴里，我对克莱诺说：‘你不能对这些人太认真。’”
　　“她看着我，然后从蛋糕上摘下其中的一朵糖花，扔进了她的嘴里，我知道是时候了，我们又将会在一起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