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4日晚，央视《新闻1+1》栏目，在白岩松连线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医药卫生学部主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视频中，张伯礼院士讲述了李文亮的同事获救的事迹：
三名患者是李文亮医生的同事，患者病情都比较重。之前他们医院的领导都觉得没多大希望，只是尽量抢救。北京刘清泉教授亲自去看诊三名患者，与张伯礼院士共同研究配方。患者喝了中药汤剂以后，情况好转。到现在已经用药将近十天，病人的状况大为好转。其中两个已经能完全复原了，从死亡边缘拽回来了。而李文亮医生一直采用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类药物和高流量吸氧治疗，没有中药介入，所以死亡了。中医抗疫是在抗击历史上500多次的瘟疫（有确切记载的300多次瘟疫）中成长起来的，它是能救命的。
2月19日，贵州省遵义市2名新冠肺炎患者，经中医药全程参与治疗，从确诊入院到出院时间仅用5天。贵州省新冠肺炎患者平均住院时间由纯西药治疗的16.1天下降到中医药介入后的10.2天，贵州的数据可以为中医药疗效背书。
张伯礼院士前不久参与的一项对照研究，也显示中医药的参与缩短了病程。

2月19日晚在同样的节目中，白岩松连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王辰。当白岩松问道：方舱医院轻症转成重症的比例高吗？王辰院士回答是2%-5%左右。张伯礼院士的回答则是：364名中医医护人员整建制接管江夏方舱医院，中医为主导的治疗中，近400名患者中无一例转重症，治愈50人。在中医药早介入、全程深度参与的广东省，重型和危重型病例大部分转轻症，有的则治愈出院，也可以说明中医药的疗效。

1956年石家庄发生乙脑（注：即流行性乙型脑炎，一种病毒性传染病）大流行，死亡率达30％。周总理让请教蒲辅周老先生。蒲老说可用白虎汤治疗。果然应用以后临床效果非常好，死亡率降到10％以下。蒲老先生治疗167例乙脑患者没有一例死亡。
后来流行性出血热，江西的万友生和江苏的周仲瑛所采用的辨证方法完全不同，但是都能解决问题。广州曾流行小儿麻疹，患儿死亡率非常高。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带领学生下乡，用中药治疗后患儿死亡率马上减少。所以说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有绝对的优势。现代医学和各国的传统医学无法与中医抗衡。

2003年广州SARS。邓老说：我同钟南山院士看法不一样。中医历来无“病毒”之说，不需要知道敌人长什么模样，只需把它当作“疬气”从人体里赶出去就行。
大家都知道有个叶欣护士长不幸患SARS死亡，追认为英雄并在二沙岛立了纪念碑。当时总院还有一位护士长也患了SARS。其丈夫是邓老的徒弟。他急忙询问邓老，邓老说你立即撤了西药，让她服中药。结果十几天后果然痊愈。叶欣同志不在了。而活着的这位护士长的先生4月26号在北京藏医院来报告时同我们讲：幸亏是听了邓老的话，给我的夫人服中药，这样我夫人才没有成为烈士。
广东省中医院一开始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SARS，用了一段时间的西药，邓老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广东省中医院就主要用中医的办法，所以后来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开始就用中医的办法，实现了三个零的奇迹：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这些应该能证明中医的治疗效果吧。可当时科技部徐部长让广州专家向SARS科技攻关组介绍中医治疗SARS疗效时，就有人说：“没有和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
2003年4月26号在北京开会请广州的专家介绍中医治疗SARS的效果，钟南山在香港答记者问说没有一个SARS病人是中医治好的，结果到了7月份他们医院的五个中医大夫写了一篇中医治疗71例SARS回顾，71例只死亡一个，钟南山是这篇文章的第八个作者。
另外，钟南山钟院士在2003年12月份的研讨会上说，患了SARS之后不进行任何治疗，93%的人可以自愈。就是说SARS死亡率是7%。因为有中医介入广东省的死亡率是3.8%。香港台湾新加坡SARS死亡率最低是13%，最高18%。香港紧挨着广东，广东死亡率低香港高说明了什么？!中医治疗病毒性传染病有绝对的优势，这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医学都无法比拟的。

傅彪的保健医生找过天津中医学院哈教授，哈教授说只须二三万元就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可是没办法，人家愿意花那二百万。现在用中医治疗一个癌症大概需要一两万元，西医光一个手术恐怕就需要二三十万，更甭说再放疗化疗了。所以说，中医确实简便廉验。而且如果人人都掌握了中医养生保健的方法，非药物疗法，可以说相当多人的疾病是不需要进医院的。这些就是中医的优势，我大致归纳出这几项，也不一定对。
非典西医对策：解热镇痛药、镇咳药、抗过敏药、抗病毒药、抗菌药、免疫调节剂、营养补充剂、氧疗、糖皮质激素。
负面效果：引起潜在性继发感染或加重感染、解热慢、多脏器损伤甚至衰竭、骨骼损伤导致长期不愈的骨质疏松，增加多关节骨坏死率，诱发或加重风湿性关节炎、免疫系统被抑制、抗过敏能力下降、抗炎能力下降、激活并扩散癌细胞、减少血细胞和淋巴细胞、抑制或破坏胃肠机能加重胃肠相关疾病、引起各种神经官能症如抑恐慌、躁郁、失眠、头痛，诱发或加重精神疾病、眼压升高、诱发或加重皮肤病、引起肢体水肿、尿潴留、促进动脉硬化、促进血压或血糖升降紊乱。
非典中医对策：观察个体症状，应用草药个性化组方按汤剂、丸剂、中药提取物注射液给药，必要时按需联用抗菌药、抗病毒药，不使用或短期、少次数、低于常规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
负面效果：在辩证准确的前提下应用符合《中国药典》的草药不会引起不良反应，愈后生化指标多在肝脏功能指标短期内失常。
在辩证失误的前提下治疗效果未知，会延长治疗时间，产生部分西医治疗的负面效果或者加重病情最终可能导致死亡。
开支：在CR的前提下对比不同方式在个体治疗方面的耗材，中医方式治疗费用没有高于1万元的记录，西医耗材量可查不低于十万元，重症治疗在40万元且难以治好，纯中药对重症治疗从治疗到康复多在三周内，费用不高于1万元。

　　1955 年秋冬，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患前列腺肥大症，尿流不畅，行前列腺摘除手术。术后呃逆不止达 47 天。除用西药、针灸以外，进中药旋复代赭汤、丁香柿蒂汤均无效。当时林老已 69 岁高龄，久病体衰，加之手术以后频频呃逆，不能进食，也不得休息和睡眠，生命危在旦夕，曾两次下过病危通知。周恩来总理十分焦急，亲自组织中医专家组抢救。到林老呃逆延续一个月左右时，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不久的章次公先生临危受命。
次公先生诊了脉象，查了病情。总理问道：“林老的病怎么样？”次公先生说：“没有想象的那么严重。”总理接着问：“根据什么？”次公先生答说：“从四诊分析，神不散，气不竭，脉不乱。”总理又问：“这病怎么治？”次公先生说：“呃逆不止，是由于胃气上逆。脾主升，胃主降。脾主运化，输布精微；胃主受纳，腐熟水谷。今胃气久虚，升降失常，呃逆频作，水谷不进，后天之本已衰。当务之急是养其胃气，恢复和增强胃的功能。但光靠镇逆不行，需扶其正气，徐徐调之。”于是拟方用别直参炖汁，少量频服。另用糯米熬成稀粥，嘱护士用小勺进于舌面让病人慢慢吞咽。
当晚，呃逆渐减。总理闻后大喜。第 47 天，呃逆止。 ( 陆广莘口述，诸国本整理 )
国本附记：
陆广莘教授是章次公先生的高足之一。陆广莘教授自 1957 年北医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人民医院工作。 1955 年秋章次公先生赴京就职，师徒过往甚密。但次公先生为人质朴，从不自炫，更守纪律。上述医案，是次公先生的挚友、陆广莘的另一位老师、当时参加林伯渠医疗专家组成员之一的徐衡之先生亲自向陆广莘讲述的。最近，查得佐证如下：
( 一 ) 据朱良春、李树仁、姚守诚、章鸿慈著的《中医学家章次公先生传略》记载：“他 ( 章次公 ) 调京不久，参加了林伯渠同志的抢救工作。林老呃逆月余不止，病情十分危重，总理责成他为抢救小组组长，组成了抢救小组。经他以大剂野山人参，并亲自煎煮治疗后，呃逆很快被控制，使林老病情平稳下来”。
( 二 ) 据《中华外科杂志》 1956 年第 12 号报道：患者“在腰椎麻醉下行耻骨后前列腺摘除术后第 36 小时开始发生呃逆，呃逆的深度及持续时间逐渐加重，每日呃逆次数曾多至 20 余次，最长延续时间达 90 分钟，影响睡眠。在呃逆发作最高峰时，每日睡眠仅三、四小时，并伴有呕吐。在呃逆发作的第 10 日呕吐物及大便呈黑色，潜血试验阳性。 7 日后症状不断加重，呕吐物中存在新鲜血液。 X 线钡餐检查，发现食管贲门部痉挛并有浅层溃疡”。“患者自呃逆发生以后，即由中西名医师与苏联医学专家等多人悉心会诊与治疗”。“特别值得提出的在呃逆延续到第 19 日，延请中医参加治疗时，中医专家首先决定以‘补中气'为主，兼用清热解毒与解除呃逆的药物”。“后一个疗程 ( 第 29 日至第 47 日 ) 由中医单独治疗——服药、气功疗法及针灸。此后呃逆的发作次数逐渐减少，每次呃逆的延续时间也逐渐缩短，直至第 47 日呃逆完全停止”。
这则病案刊登于《中华外科杂志》时，是在易子申 ( 江西省吉安专区人民医院 ) 写的《用中药治疗手术后顽固性呃逆一例报告》一文之后的“编者附志”中提到的。据文中交代，“编者中有几个同志在 1955 年间曾遇到一例手术后并发顽固性呃逆，特此附志如下”，可见这位编者必是当年参与林伯渠抢救组医生之一。文中所指患者，未提林伯渠姓名，显然是出于医案惯例并有所“不便”，可惜这位编者已无从查考。陆广莘教授于 1957 年读过这篇报道，至今印象犹深，并提示我去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查阅。次日果然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所提患者即林伯渠与所有的回忆完全吻合，次公先生于后期“单独治疗”也隐约可见。

中医和西医相比有不少优势。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医传入中国也就100多年的历史，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看病只能靠中医，中国人口能够占到世界人口的1/5，中医功不可没。历史上几次大的瘟疫流行，中国死亡人数较少。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美国死亡1.2万人，中国死亡人数不到800人，这些都是中医药的功劳。甘肃防治甲流有300万人服用中药，疫情很快就得到控制。张掖医专有5000名学生，疫情开始时，每天有几十人发病，学校按照卫生厅、教育厅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给每位学生服用了三服中药，一周之后学校再无一人发病。有的学校把预防甲流的中药放入开水炉，让所有学生服，很快控制了疫情。各大医院收治的重症甲流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疗，都收到了很好的疗效。
中医的一些哲学思想也值得西医学习。如“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天人合一”等。2008年一位患者来卫生厅投诉说，他的父亲原来有胃溃疡，后来患脑血栓在一家省级医院住院，医生用大量溶栓药引起胃溃疡大出血死亡。我们想西医如果学习点中医“整体观念”的哲学思想，治疗一个脏器的疾病时能考虑一下对其他脏器的影响，病人的生命就会更安全。2009年甘肃省开展了“西医学中医，中医学经典”活动，中国中医药报为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注：2009年3月25日中国中医药报一版《“西学中”推进构建中国新医学》），评论认为2008年双黄连注射液打死了不少人，而检查发现双黄连制剂本身没有问题，是不懂中医辨证给病人注射了双黄连导致死亡。
中西医结合有利于综合医院提高治愈率、减少住院天数、提高经济效益、减少医患纠风。卫生部的一位领导讲,北京一个综合医院中医科非常强,这个医院的手术后遗症患者用中医治疗平均每位患者只花了3000元就好了，医患纠纷很少。北京另一个综合医院没有设中医科，7个手术后遗症患者用西医方法治疗，平均每人花费300万元还没有治好，纠纷不断。对此，兰大二院张有成教授体会更深，他说以前做完脾脏摘除手术的病人术后由于发烧压床2-3个月，医患纠纷很多，后来他研究术前、术后用中药治疗，患者术后3~4天就出院了，床位周转快了，医患纠纷少了。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后有300多名伤员转入甘肃治疗。患者多数是骨折伤，卫生厅要求各医院能用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的一律不准开刀做手术，能用中医解决问题的一律不输液，对其他患者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卫生厅安排把省中医院、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的中药院内制剂免费提供给各医院治疗伤员，效果非常好。做了手法复位、夹板固定的患者半个月就能下床活动，用了中药消肿膏的一天半就消了肿，5名先兆流产的妇女全部用中药保胎成功，伤员非常满意，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陈资全来甘肃慰问伤员时高兴地说，甘肃创造了中西医结合治伤的奇迹，开创了一个中医灾难新医学学科。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7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　

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毛泽东在延安时患风湿性关节炎，痛苦难耐，吃西药无效。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为毛泽东切脉之后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
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中药，妙手回春。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的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不久，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长谈中医学，称章次公是“难得之高士也”。

　　在1894年之后，广东各地的鼠疫仍然经常发作，中医的治疗经验也不断成熟。新会中医梁镜泉在1894年用黄蜞吸血法配合散瘀提阳药治疗，效果一般，“惟是症初起医治无由，逼得借而用之，本非善法”。后来逐步总结经验，放弃了吸血法，单纯用中药重剂治疗，效果非常理想，经验收载于《疫核医最易》一书。而广东高州中医罗汝兰在吴存甫基础上也发明了新的更有效的治法，对鼠疫的治愈率高达90%，他的著作《鼠疫汇编》成为近代流传最广的中医治疗鼠疫专着。
　　广东中医罗汝兰采用取法吴瑭治疗温病之三焦辨证, 以王清任之解毒活血汤为基本方, 按症状加减用药, 治疗广东的大鼠疫，取得很高的治愈率。 史书记载：“惟其对症用药, 故能投无不效。他乡用之, 十愈八九。 是年见症几三百, 施药二百七十余, 共死四十余人, 除误医与不服药二十余人外, 尚救九成有余 。”广东中医对鼠疫患者的治愈率高达90%。
　

　　即便中医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大瘟疫之中，屡显神功拯救万民，但是命运却非常坎坷，1929年北洋军阀和汪精卫政府曾经试图以“不科学”为名，取缔中医。当时，汪精卫强烈反对中医药，甚至主张“凡属中医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当时中医的情况非常危急，中医的命运岌岌可危。适逢汪精卫的岳母患恶性痢疾，每天腹泻十几次，请遍了当时著名的西医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岳母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此时，有人向汪精卫推荐中医，刚开始汪精卫怎么也不同意，但为了治好岳母的病，汪精卫别无他法，只好请一位名中医施今墨来诊治。
　　当晚，施今墨便赶赴为汪精卫的岳母诊治。仅凭把了一下脉搏，便找到了汪精卫岳母的病症，说到她的症状时每言必中，使汪精卫的岳母心服口服，频频点头称是。
　　施先生当即为她开了10天的汤药：“安心服药，3天后痢疾就会停止，5天后胃口就会好转，10天后就痊愈了，不必复诊”。汪精卫的岳母疑惑到：“病了这么多天了，怎么可能一诊即愈呢？”汪精卫和岳母都半信半疑。可病情真的如同施先生说的一样，渐渐好转，10天后，汪精卫岳母的病果然痊愈。这时，汪精卫这才相信中医之神验。
　　为了答谢施先生的救命之恩，汪精卫特意亲自题字送牌匾，从此对“取消中医”的态度不再坚决。

这张画记载一段历史：欧洲使者从中国清朝皇帝得到了中医的天花人痘，传回欧洲，解决了欧洲的天花瘟疫。。。让欧洲少死几亿人口。。欧洲后来改良为牛痘。。。
当时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天花，百年来死亡了几亿人口，西医束手无策，社会经济文化停滞。。。借助中医的人痘技术，解决了天花瘟疫之后，欧洲各国才开始迅速发展，迅速步入现代文明社会
中国明朝末年已有天花，但是基本上都被中医控制在小范围。。。满清在关外时尚未受到很大影响，入关之后很多满族人传染上了天花，当时天花要种人痘，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定失败率），所以满清的皇族一般不敢轻易使用，但是在清朝建立政权后，每个省市成立了种痘局，对百姓推广接痘抑制天花。。。让中国从未发生大规模的天花瘟疫
当时欧洲的使者来到中国，见都中国竟然能防治欧洲西医无能为力的天花，简直膜拜无比，向清朝皇帝跪求赐良方，于是就有了上面的故事。。。中医的接痘治疗天花技术，拯救了中国人民，也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否则人类进入现代文明至少要晚上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