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清朝时期，北京话虽然已经与满语一道成为宫廷用语，但作为官话语言标准，它在全国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却十分有限，即使到了19世纪末的晚清时期，也仍未获得广泛认同。其时，人们所崇尚的是一种渊源更深、历史更久的复合官话通语形式，就如清代李汝珍在《李氏音鉴》中所呈之音系。
20世纪初期，一种与之相似的复合官话形式曾一度成为中国之“国音”，即所谓的“蓝青官话”，其音系杂糅五方，兼具多地官话方言特征，尽管这正是它的创设初衷，却终因不似京音（即北京音）标准纯粹而饱受诟病。
复合官话标准的演变和发展，不仅为我们揭示了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中国人的语言态度，也为标准汉语的界定以及共同语标准的制定问题提供了诸多启示。
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开始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新国音”，至此，作为官定语音标准，北京音开始逐渐获得广泛接受。但与此同时，新国音还受到了一种名为“拉丁化新文字”的混合方音正字方案的有力竞争。直至20 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宣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之后，北京话的基础地位才得以最终稳固确立下来。
关键词
北京音 北音 官话 国音 南音 普通话 通语

1 导言
20世纪初期，欧洲等地出台的国家语言标准，极大地促发了人们对于建立中国国家语言标准的强烈要求。
1912年，在清王朝覆灭仅仅一年之后，创建伊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即召开委员会，研究语音标准的统一及其注音字母的采定问题。
最终，妥协于地域方音之争，大会提出了一个折中的语音标准。
这是一种混合语言，后称为“蓝青官话”，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它兼采了数种官话方言的不同特征，如入声和尖团分立等。①
“蓝青官话”的混合特质意味着这是一种非自然的语言，从而也便注定无法作为当时的国家语音标准加以施行。

比较二者，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蕴含其中的那种人们对于能够包含官话方言中必要的共同语音特征，同时也不排斥方音变体中彼此相异的成分，但整体却不见于任何单一方言口语的混合标准音系的青睐。
清代（1644—1911）的官话（包括南音和北音）及其备受贬抑的嫡亲“蓝青官话”，从广义的角度看，本质上均属于典型的通语（koiné）。③
下文，我们将对《音鉴》及“国音”音系进行详细考察，并重点分析二者共同的异质语音成分。我们发现，尽管两个音系所代表的均是一种人造的、高度理想化的语音系统，但却也为我们了解19世纪至 20 世纪早期的这种由文人创制的官话系统提供了实证。从中可以窥见，一种非自然的语言却被用作大众所使用的跨地区的共通语形式。
详细考察之前，我们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北京话作为权威官话标准的发展历程。④

① “蓝青官话”至今仍用于指称夹杂方音的不标准的普通话。“蓝青”字面义指“既非纯蓝，亦非纯绿”，喻指不纯粹。用“蓝青官话”来描绘杂糅方音的官话，在鲁迅20世纪20年代作于舟船之旅的一封书信（《海上通信》）中就曾出现过，作为一名通晓“蓝青官话”的吴语使用者，鲁迅这样写道：“同舱的一个是台湾人，他能说厦门话，我不懂；我说的蓝青官话，他不懂”（鲁迅，1927）。
②李汝珍生平简史参见 Hummel（1943-1944：472-473）。
③通语（koiné），是一种社会认定标准，又称超地域共同语，是具有一定联系或互通的某种语言的两个或多个变体 / 方言通过接触而产生的白话口语形式。通语使用者通常并不放弃自己的土语方言，而是将通语用于跨地区交际。因此，通语与混合语及克里奥尔语不同，后两者的使用有明显的地理范围且已成为使用者的母语。关于通语及克里奥尔语的讨论，参见 Kerswill （2004）、Leonhardt （2013：26、45、50）、McWhorter（1998）、Siegel（1985）、Thomason & Kaufman（1988：147-166）、Trudgill（1986）。
④部分内容基于Norman（罗杰瑞，1997、2004）、Coblin（2000）及 Simmons（2015a）。

2 京音标准的演进简史
尽管很多人认为北京话成为口语标准已达数个世纪，但实际上，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标准语言，人们对它的认定及普遍接受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可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北京话的国家标准地位才得以最终正式确立。
相对而言，官话口语及书面语标准的形成时间则要久远许多，二者均成形于宋（960—1279），通行于明（1368—1644），很早便已约定俗成，建制完备，但它们的基础方言都不是北京话。
宋代，北京尚未成为一国之都，那时，开封话、中原之音为天下正音，其势在南宋（1127—1279）迁都杭州后仍持续不减。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地区），北京话的地位开始逐步上升，但始终与备受文人青睐的前朝遗音处于竞争态势，其时，后者业已南移，并占据长江流域南部的江南地区。
后来，随着朱元璋（1328—1398）击退蒙人，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南方官话（即老中原官话）的正统地位又重新得到了巩固。

至今，人们仍普遍认为，在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不久，北京话的重要地位便很快得到了恢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南系官话自始至终都占据着优势地位，直到20世纪20年代，受制于现实需要的冲击，这种局面才最终瓦解。
1924年，民国教育部正式指定北京语音为国音标准，但这一新标准直至30年代才通过教学得以广泛推广。
而当时，一套名为“拉丁化新文字”（以下简称“新文字”）的语音方案与它形成了强有力的竞争，该方案由瞿秋白（1899—1935）等人创制，自1929年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广泛使用，“新文字”实际上也是一种不以任何单一方言为基础的多元混合系统。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终于落下了帷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重申了北京语音的国家标准音地位，官话的多元性局面至此结束。
1955年10月23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①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响应该决议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汉民族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②
紧接着，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并对普通话的定义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为其增加了语法标准的界定：“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在就该指示进行说明时，周恩来总理将这一全新语言标准的各项要素总结为一句话，即“汉语的统一基础已经存在了，这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周恩来，1956：151）

该定义一经提出便确立了标准地位，并成为目前中国通行的国家语言标准的最通用定义。
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③
至此，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基本要素均已齐备，并得到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北京语音的基础地位最终确立。
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对北京标准音的迅即采纳，与之前民国政府在此问题上所经历的纠结与痛苦相比，全然不同。
民国政府首先要解决晚清官话的各种遗留问题：旧制惯例、概念定义、南北音之争，等等。而其工作的第一项成果便是“老国音”标准的制定，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相对升级版的清代官话，即用现代元素将其重新加以诠释后得到的产物。
然而，当人们发现这种重构版的通语根本行不通时，中华民国的语言委员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要建立一种基于单一自然方言的语言标准，而这种方言的最佳选择便是北京话。
此后，中华民国教育部一直致力于这一理念的施行，这也为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改革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下面，我们将讨论清代官话传统的承继以及“老国音”的由来问题，并对二者进行比较。
另外，我们还将简要回顾一下单一京音标准的最终确立过程。
同时，对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在寻求制定全国性的口语标准以及建立官定语言标准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语言问题，我们也将一并讨论。
①该项决议是基于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所做大会报告《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而提出的。报告刊发在1955年12月的《语文学习》上。报告题目写入决议第4条。
②引自《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重刊于195511月的《语文学习》。
③ 《汉语拼音方案》的具体通过情况参见林焘（2010：477）。

3 明清官话通语
正如上文所述，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北京话自1421年明朝移都北京时便成为了中国的权威方言，而南音的影响则在1644年满人入关后彻底消失。①
但柯蔚南（South Coblin）认为，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北音，较之于以南京官话为正统的南音，历来居于次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Coblin，2000）。
白莎（Kaske，2008：41）后亦指出：“在语言实践中，北京方言直到18世纪的乾隆年间才开始真正与南系官话相匹敌，而非明朝。但由于允许两系官话并行，北京方言始终无法取得正统地位。而南系方言则因保留了很多北系官话中业已消失的语音特征，从而能够以古音嫡传的优势，挑战北京方言的权威。”
早期北京方言的这种声望较低的情况至今仍有迹可循，比方说，含有基于更具优势的南音发展而来的语音层次，以及随着南京移都而带入的一些惯用法等等。其中南音层次，可以从一些入声字的两读现象反映出来，例如“色”有 sè和 shǎi两种读音，前者即来自南音，它是作为一种更具文读色彩的语音形式吸收进北京话的（耿振生，2003；王洪君，2006）。

受中国文人推崇南系权威官话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前的来华西方人在学习所谓的“官话”时同样也以南音为正。
这种情况在他们编写和使用的各类官话材料中的声调系统里表现得最为清楚。
官话南北音之间最清晰的差异在调类，北系官话有四个调类，南系官话有五个。
两系官话都包含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分别对应以北京音为基础的现代汉语标准语的四声——第一、二、三、四声。②但除此之外，南系官话还有一个声调，这就是在北系官话中已经消失的入声。
这种五声调系统，至今仍见于江苏、安徽等地的江淮官话方言中③，是明清官话通语中较为权威的声调系统。

南系官话范式以及上述五声调和附加符号系统，在17至19世纪西方学者及传教士创制的各式罗马字注音系统中广泛采用，其中包括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万济国（Francisco Varo，1627—1687）、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马若瑟（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和甲柏连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等。⑥
19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其所编的一本关于汉语文法的小册子中也记录了这种带有附加符号的五声调官话系统，但由于深受传统四声调类（一个平声，另加上声、去声和入声）的影响，他在所作字典中，只标上、去、入，平声未标记，也不分阴阳。⑦
总之，西方学者们广泛而热烈的推崇，真实地反映了五声调南系官话在明清两代的正统地位。
尽管到了19世纪中期，西方人的兴趣开始转向北京话，但中国人自身对于南系官话的热情却始终不减，清朝灭亡后亦是如此。

这种情况在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文献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曾晓渝（1991）考察了18种明代韵书、韵图，发现其中仅一种反映了北京语音的四声系统，其余所有材料，包括平声二分的，均保留入声。
清朝同样如此，从1716年《康熙字典》所载的早期官话韵图，到后期山东刘维坊的《同音字辨》，五声系统均占据着主导地位（曾晓渝，1991：71-72；耿振生，2003：200）。
① 参见 Elman（2000：373-374）。
② 阴平亦称上平或清平，阳平又称下平或浊平。
③参见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1960：2）、Simmons（1999：8）、Yang（1989：218）。
④ Witek（魏若望，2001）提供了该版辞典的全彩影印本。
⑤ 参见 Brockey（2007：249）、Klöter（2011：36、103）、Yang（1989：208-218）。
⑥ 参见 Coblin（2000：26）、Klöter（2011：103）、罗常培（1934：表 3）、Yang（1989：221）。
⑦参见 Morrison（1815：20）、Morrison（1815-1823：I.I，xvii）、Meadows（1847：61）、黄灵燕（2008）。

乾隆时期（1736—1796）结束后不久，李汝珍于1805年完成了韵书《李氏音鉴》的写作，其中也同样呈现了一种五声调的官话语音系统，尽管作为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事实上，他所说的是地地道道的四声调北京话。
有人认为李汝珍的韵图记录了北京时音，但实际上《音鉴》音系是一个复合音系，兼列了南北两系官话，即南音、北音中广受认同的时音成分，其中的南音元素某种程度上来自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地区）板浦方言（杨亦鸣，1992：45）。
李汝珍20岁时迁居板浦，在那里，他与当地文人许乔林（生卒年不详）、许桂林（1778—1821）兄弟及其家人结为挚友并与二许的姐姐成婚，随后便长期定居于此。①
我们知道，明朝时期，北京地区的大部分文人就已经对南音中的典型特征非常熟悉了，而进入清代，由于江南籍文官的数量十分巨大，南系官话在清都北京也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声望（Simmons，1999：xii-x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