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108条好汉中有明确年龄记载的14人（以第一次出场为准）。其中年龄最大的当属宋江，书上说是“年及三旬”，估计不会超过三十五六岁；以下是鲁智深、林冲、柴进，三十四五岁；然后是关胜、卢俊义、张顺，三十二岁；年纪最小的是史进，出道时只有十###岁；武松、施恩、孔亮、燕青的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四五岁；张青、杨雄、石秀的年龄记载也比较确切，分别是三十、二十九、二十八岁。这14个人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六岁，相当年轻，正是当打之年。有人会说了，拿14人代表108人，说服力不充分啊。的确，这14个人的平均年龄也许不能代表梁山108人的平均年龄。
那么梁山108条好汉的平均年龄大概有多大呢？
我们前面说一百单八将中宋江年龄最大，有什么依据？没有依据，只是笔者的一种感觉。在宋江行走江湖逃难的时候，所有遇到宋江的人都称宋江为哥哥，这是不是能说明宋江在这伙人中年龄最大呢？也许有人会说根据黑帮组织的规矩，坐第一把交椅的无论年龄大小，下面的人都要称他为大哥。大伙一致叫宋江哥哥，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问题是在宋江上梁山入伙之前，也就是他最落魄的那段时间，所有遇到他的人就已经称他作哥哥了，这恐怕就不是黑帮组织行规的问题了，而是宋江的年龄确实要比其他人大些。再说以宋江那脾气，没有梁山入伙之前，若是有人按黑帮规矩称呼他，想必宋江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
由此笔者以为，梁山108条好汉中年龄最大的应该是宋江，宋江每每与人结拜，年龄最大的总是他。保守一点，宋江也应该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物之一。宋江上梁山时的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六岁，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年龄又比宋江小，再加上有史进等一批二十来岁的小年轻，可以推断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平均年龄应该在三十岁左右，最大不会超过三十三岁。
平均年龄33岁，可见梁山集团领导层的年龄构成相当年轻，基本符合“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要求。30来岁的年纪，正是事业有成、干劲十足的年龄段，也是一个人事业发展的黄金年龄。仅从此方面讲，梁山集团是很有发展潜力的，最起码可以用朝气蓬勃、年轻有为来形容。
如果有人对108将的平均年龄有疑义，不要紧，我们也可以对梁山其他好汉的年龄做个大体推断：
比如曹正是林冲的徒弟，年纪应该不会超过林冲（三十四五岁）；李俊、童威、童猛与宋江结拜，认宋江做哥哥，年纪应在宋江（三十五六岁）之下；吕方、郭盛书中说是“少年壮士”，估计年龄不会超过二十五岁；孔亮二十四五岁，哥哥孔明应在二十七八岁左右（双胞胎另当别论）；张顺三十二三岁，哥哥张横应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张青三十岁，夫人孙二娘估计也差不多这个岁数；扈三娘梁山入伙时还没有结婚，以古代女子谈婚论嫁的年龄推算，扈三娘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岁；徐宁有一个六七岁的孩子，那么他的年龄应在二十七八岁左右；汤隆是徐宁的姑舅弟弟，年龄自然在徐宁之下，朱仝、雷横、戴宗、李逵、燕顺、花荣等等很多人，一开始就称宋江为哥哥，可见这些人的年龄不会比宋江（三十五六岁）大，同理还可得出很多这样的结论……
从《水浒》一百单八将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史进开始，到108人齐上梁山，前后大约用了3年时间。此时年龄最大的宋江、林冲、柴进等都是三十七八岁年纪；年龄居中的武松、施恩、孔亮等都在二十七八岁左右；年龄最小的诸如史进、扈三娘等，也就二十一二岁。
梁山好汉的年龄跨度大约在十五岁左右，宋江及以下人等都以兄弟相称，并未出现“叔父”等字眼。尤其特殊的是，宋江与孔明孔亮、李忠与史进都是师徒关系，相互之间却称兄道弟，颇为有趣。


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
梁山好汉的业务分工比较细致科学，基本达到了人尽其才，上山前学的什么专业，上山后基本上就被安排在了什么岗位。有专门马战的，有专门步战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营销的，有开酒店的，有打探消息的，有做衣服的，有打兵器的，有医人的，有医马的，有管纪检的，有管组织的，有管财务的……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跟一个地方行政机构差不多了。
一百单八将的分工细致而科学，可谓物尽其力，人尽其才，基本达到了“领导干部专业化”的要求。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绝大多数属于“大老粗”，除了宋江、林冲偶尔能吟几首诗，卢俊义、柴进、燕青勉强算个文人，吴用做过民办教师，裴宣做过法院书记员以外，其他人都谈不上什么文化素质，基本上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那些公务员出身的好汉们，以前多是武将，天天跟兵器打交道，文化程度未必怎么样，用现在的学历衡量，相当于初高中水平的已经不错了。这些人里能达到本科水平的恐怕只有韩滔、杨志两个（中过武举）。那些黑帮出身、盗贼出身、打渔出身、开酒店出身的好汉，估计大部分连小学文化都达不到，比如张横，连给弟弟张顺写信的文化水都没有。
可以说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离“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相差甚远。知识决定一切，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团队，注定不会有多大发展空间。
宋江其实很重视知识分子，也很重用知识分子，比如卢俊义、林冲、吴用这些文化稍高一点的，都处在梁山集团最高领导层的位置，柴进负责后勤兼财务工作，裴宣负责纪检工作，也都是很重要的部门。虽然如此，宋江在知识分子的培养方面做的却很不够，也没见他在梁山举办过什么领导干部培训班。试想朝廷招安这么一批“粗人”干什么？除了用这些人打打仗外，能放心让他们到地方上去任文职吗？这些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拿刀杀人的好汉们，能做好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吗？
过多的大老粗聚在一起，很难形成一个长远的共同理想、施政纲领或是奋斗目标，也很难形成持久的凝聚力。宋江面对这样一个战斗力很强、文化素质很低的特殊团队，也只能用一个模糊不清的“替天行道”来维系班子内部的稳定。在梁山集团部分人眼里，奋斗的目标似乎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论秤分金银”，快活一天算一天。
总之，梁山集团在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方面做的不错，但在最重要的“领导干部知识化”方面相当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阻碍了梁山集团向更高更强方面的发展。客观上讲，仅靠梁山集团领导层现有的实力，很难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外乎有三种结局，一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比如刘邦、朱元璋；二是被镇压下去，比如陈胜、李自成、洪秀全；三是接受招安，替现有朝廷出力。第一条路成功的案例很少，宋朝之前似乎只有刘邦一个；第二条路失败的案例却太多太多，宋江之前就有绿林军、赤眉军、黄巾军、陈胜、黄巢……“自幼曾攻经史”的宋江想必对这些已了如指掌，梁山集团具体走哪条路，他心里可能已反复权衡了很多次。
宋江之所以选择第三条路，是不是出于对自身实力的一种定位呢？改朝换代不可能，被镇压下去不甘心，宋江面前只剩下第三条路了，那就是：招安。不过“招安”这条路在宋江之前还鲜有人走，宋老大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把自己和107个兄弟当了赌注和试验品。


三把火烧出个梁山
高俅的发家史很让人好笑，一个连董将士、小苏学士都不敢或不愿收留的混混，为什么会在小王都尉和徽宗皇帝那里受到重用呢？
董将士只是一个开药铺的本分的小市民，小本生意本本分分，在他眼里高俅这种混混是绝不敢收留在家的，影响下一代不说，还似一颗定时BoB!!!，指不定哪会儿就会爆炸；小苏学士是正儿八经的文化人，并且是文化名人，在他眼里如何容得下高俅这种破浪子弟，所以不愿收留。在正经的小市民和文化人眼里，高俅一钱不值，要么不敢收留，要么不愿收留。书中还特意提到“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请注意书里提到的“人民”字眼，人民二字很重要，它代表了基层大众的心声。
一个为人民所不容的人，在朝廷里却得到十分的重用，并且是平步青云坐着火箭往上升，这样的朝廷不是黑暗是什么？这样的皇帝不是昏庸是什么？天下不乱才怪！
人们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我看未必。高俅的发家史说明了什么？不正说明了朝廷的黑暗，皇帝的昏庸吗。高俅、童贯、蔡京、杨戬之流受到赏识，又说明什么？没有昏君，何来奸臣。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施耐庵不便明说罢了。
金圣叹在批《水浒》时曾说，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单八人，则是混乱源自民间（乱自下作）；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混乱出自朝廷（乱自上作）。金圣叹不愧是才子，一语中的、入木三分。
让高俅这号人出任国家高级干部，干好事未必行，干坏事却绝对在行。新官上任三把火，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既不是操练士兵，也不是严明军纪，而是把跟他有过节的手下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修理了一番。其实也不是王进自己跟高俅有过节，而是王进的父亲王升曾经揍过高俅，把个高俅揍得三四个月下不来床。数年之后，高俅把这笔账算在了王进身上。王进也看出了高俅要整治自己，被逼无奈，唯有离家出走，目标延安府。这是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
后来，高俅的“兄弟儿子”（父子称呼，兄弟辈分）高衙内由于性激素分泌旺盛，看上了另一个禁军教头林冲的夫人，高俅略施小计，生生把一个老实巴交、忍气吞声的林教头逼上了梁山。这是高俅上任后烧的第二把火。再后来，杨家将的后代杨志给高俅送礼，想谋求个一官半职，哪知高太尉不买杨家将的帐，大笔批了个“不”字，收的钱也不往回退，直弄得杨志流落市井街头，实在没有钱换饭吃，不得不卖刀糊口。这是高太尉上任后烧的第三把火。
王进被迫离家出走，直接引出了史进，史进的出场又引出了少华山的三个黑帮头目朱武、陈达、杨春和提辖鲁达，鲁达又引出了林冲，林冲又引出了杨志，杨志又引出了“生辰纲案件”，生辰纲一案又引出了晁盖等人上梁山……这一系列核聚变般的连锁反应，正是这位高太尉“烧火”造成的。
可以说梁山集团日益发展壮大的背后，也有这高太尉的一份功劳。难怪施耐庵写《水浒》时一开始不写一百单八人，而先写高俅的发家史。高俅的发家史，其实就是大宋朝的腐败史。
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受高俅迫害，被迫私走延安府。王进的离家出走，直接引出了《水浒》中第一个出场的梁山好汉——史进，史进如一根导火索，燃起了一百单八将上梁山的序幕。
《水浒》中那么多好汉，比史进重要的、更出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单单要安排史进第一个出场呢？史进的出场对梁山意味着什么？史进的哥们朱武又是怎样一个悲情角色？请看下回——大闹史家村。


朱武的待遇问题
为宋江北征南讨立下汗马功劳的朱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地煞星排名第一，看似很高，其实总排名只是第37位。
有人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地煞星第一终归比天罡星第36强些。其实不然，三十六天罡属于正将，七十二地煞属于偏将，正将、偏将在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梁山集团领导班子的组成，宋、卢、吴、公孙四大董事处在最高层，其他天罡星也属于董事会成员，而地煞第一的朱武却没有资格列入董事会成员内。想必梁山集团内部定工资的时候，也会有天罡、地煞之分，差一级工资应该没问题。
我们再看朝廷对天罡、地煞的赏赐规格，朝廷给梁山好汉招安的赏赐，三十六天罡赏的是金牌、红锦，七十二地煞赏的是银牌、绿锦。哪怕朱武比燕青只低一位，燕青可以拿金牌、红锦，而朱武只能拿银牌、绿锦。金牌、银牌之差很明显，而红锦、绿锦也是有差别的，在古代，红锦是除黄锦之外最尊贵的一种，绿锦就差多了。比如三国时曹操手下的大将们，有血缘关系的都穿红，无血缘关系的俱挂绿，等级之差可谓明显，有一次一群武将为争夺一领红锦袍竟大打出手，乱作一团。
在征方腊的战争中，朝廷给梁山好汉的赏赐也是按天罡、地煞区分的，天罡星赏的是御酒、锦衣，而地煞星赏的就差多了，只是一般的缎匹，连酒都没有。征方腊成功以后，朱武是幸存者之一，但朝廷并未因为他是卢俊义这一路兵马的军师、副总指挥而特别封赏，依然以正将、偏将划分。正将封忠武郎，偏将封仪节郎，差了一个档次。
朱武的功劳比起天罡星中的李应、穆宏等很多人，只高不低，所得待遇却远远不及。
在宋、吴实际主管下的梁山集团，朱武的处境很尴尬，专业技能与吴用重叠，绰号比吴用叫得还响，不受吴用挤压才怪。朱武上梁山是借史进的关系，而史进是托的鲁智深的门路，鲁智深入伙又是托的孔明、孔亮的关系。这样关系托关系、路子找路子办成的事，总有种“强扭的瓜不甜”的味道。再加上朱武上梁山之前与宋江从无往来，上梁山的时间又比较晚，没什么资历，不受宋江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更倒霉的是朱武上梁山不久晁盖便牺牲了，朱武连另投其主的机会都没有了。
地煞星第一的排位，同参军务头领的职务，一切看起来风光，其实有名无实，鸡肋而已。朱武的悲剧告诉我们，领导干部的排位很重要，有时哪怕只差一位，所得的待遇也会天壤之别。还有，有能力提早施展，不要等职位定下来之后再发挥，那就晚了。
朱武这个人物先说到这，现在翻回头还说史进。史进自“大闹史家村”之后，随朱武等三人来少华山避难，朱武想拉史进入伙，史进不肯，道：“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劝我落草，再也休提。”此时史进对生活还是有幻想，他的想法是“寻得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金圣叹在评水浒中说的明白，此时史进的初衷，也正是一百单八将的初衷（实惟一百八人之初心也），于是史进打点行装离开了少华山。然而史进并没有与少华山完全断绝关系，手下的庄客全部留在山寨，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也寄存在了那里。史进这样做，估计也是在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对“寻师父、讨出身”的计划其实很没底。不过这种当断不断、藕断丝连的做法，也为史进后来重返少华山埋下了伏笔。
史进离开少华山，往延安府寻找师傅王进，路过渭州，在那里遇到了一个英雄人物——提辖官鲁达。这个鲁达一出场，便掀起了《水浒》中第一个大的**——拳打镇关西。
“拳打镇关西”这段情节，充分表现出鲁达的为人和鲜明的个性。用金圣叹的话说“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那么鲁达的鲜明的个性体现在那些方面呢，拳打镇关西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玄机，鲁智深当和尚是不是人为操控，当和尚之后又做了哪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请看下回——鲁智深

没多少人感冒列，看来要TJ了

鲁达的痞子形象
“拳打镇关西”是《水浒》全书第一个大的**，这一章，史进与鲁达相遇，又与李忠相遇，好汉相逢，酒自然不能少。渭州是鲁达工作的地方，吃饭喝酒自然是鲁达做东。这鲁达也就是后来的鲁智深，没出家以前俗名叫鲁达。
这鲁达一出场，处处表现出一副鲁莽急躁的样子，给人的第一印象里，丝毫没有好汉风度，反倒像一个十足的地痞恶霸。
鲁达出场后最先做了三件事：第一件，砸李忠的场子；第二件，骂酒店服务人员；第三件，吃霸王餐。这三件事说不上大，也谈不上惊天动地，但件件不怎么光彩，地痞、恶霸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且看这三件事的缘由：
第一件，砸李忠场子。鲁达邀请史进的开手师父李忠一同吃酒，李忠一时脱不开身，回复说“待小子卖膏药，讨了回钱，一同和提辖去。”人家李忠是打把势卖艺、卖膏药为生的，在街头耍了半天枪棒、费了半天力气，还没向观众讨赏钱呢，李忠说讨了回钱再去，很正常。可鲁达等不及，见李忠不肯马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看热闹的人群骂散了。可怜李忠，费了半天力气，连一贴膏药也没卖出去，一文赏钱也没捞到，面对凶猛的鲁达，他也只能赔笑道“好急性的人。”
第二件，骂酒店服务人员。鲁达、史进、李忠三位来到潘家酒楼，酒保拿着菜谱请鲁达点菜，性急的鲁达又发话了“问甚么，但有，只顾卖来，一发算钱还你，这斯只顾来耳舌噪。”人家服务员请吃饭的顾客点菜，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并且很合乎常理。这样合乎常理的事情鲁达竟然看不惯，还骂人家酒保“这斯”，恶霸形象表露无遗。
第三件，吃霸王餐。鲁达、史进、李忠三人吃酒过程中，突然听见隔壁雅间有人啼哭，这位鲁提辖又受不了了，急脾气上来竟然翻了桌子，“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掀翻桌子的理由竟是人家打扰了他吃饭，看，这位鲁大官人的谱可够大的。摔盘子摔碗也就罢了，吃完饭还不算账，“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这就是鲁达的原话。鲁达叫店老板“主人家”，看来他连人家店主的姓名都不晓得，跟人家店主又不熟悉，赊哪门子帐啊！面对地痞般的鲁达，店主也没办法，钱要不回来不算，还得陪笑脸“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赊。”注意，店主人说这话的时候是“连声应道”，可见渭州人民对鲁达是多么惧怕。鲁达第二天还了这家店主的帐了吗？没有，第二天他“拳打镇关西”去了，之后便逃离渭州，这比酒帐也就成了死账。鲁达在潘家酒楼吃的这顿饭，也成了他在渭州吃的最后一顿霸王餐，纪念意义重大，观众不可不知。后来，鲁达还在五台山喝过霸王酒，在瓦罐寺吃过霸王粟米饭，看来他这老毛病始终没改。
这鲁达出场头三件事，件件不怎么光彩，这哪里像条好汉，分明是混在官府里的B社会老大嘛。施耐庵如此描写鲁达，用意何在？请看下回——“拳打镇关西”之英雄本色


拳打镇关西”之杀人的艺术。
“镇关西”郑屠的肉铺开在状元桥边，东边还是西边，书中没有交代，总之离状元桥不远。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大掌柜郑屠在柜台边坐着，十来个刀手在案前卖肉……
鲁达应该早就认识郑屠，不然他怎么知道郑屠开的肉铺是托小经略相公的门路；不然他怎么会径直来到状元桥边，说不定鲁达还曾经赊过郑屠的肉呢。
鲁达来到郑屠的肉铺，见到郑屠，没有提金老的事，也没有硬来，而是买肉、切肉。先要十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又要十斤肥肉，也细细切做臊子。臊子就是吃面条的时候在面条上浇的卤儿，山西人一般都说臊子，而不说卤儿，用猪肉做臊子，想必肉应该切得比一般的肉馅还细。二十斤肉，老大一块呢，全部切成臊子谈何容易，并且鲁达不许别人帮忙，全要郑屠一个人切。郑屠又不是绞肉机，其难度可想而知。
公正的说，郑屠的服务还是很热情、很周到的，他用了两个小时时间将二十斤精、肥肉全部切成了臊子，并且是细细的。用荷叶包好，还要派人送过去，服务质量可谓一流。郑屠服务态度这般好，也可能是源于小经略相公的面子和鲁达的威猛，总之郑屠的服务态度很好是没有疑义的。不过当鲁达要十斤寸金软骨切做臊子时，郑屠终于忍无可忍“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顺破下驴，“二十斤臊子劈面打将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郑屠“那一把无明业火腾腾的按捺不住，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将下来……”拳打镇关西的正戏就这么开演了。
一向鲁莽急躁、直来直去的鲁达，怎么玩起了切肉剁肉的游戏，且前后耗时一个时辰，他为什么不直接出手摆平郑屠，而非要饶这么一个大弯子呢？这里面大有玄机——
第一，如果直接来武的，跟郑屠单挑，鲁达恐怕要吃亏。因为鲁达起了个大早，又在板凳上干坐了四个小时，腰酸、背痛、腿抽筋不说，精神消耗也非常大。郑屠则不同，以逸待劳，身边还有十来个刀手。纵然鲁达功夫了得，也未必占得便宜。
第二，教郑屠切二十斤肉臊子，可以最大限度消耗郑屠的体能，鲁达自己则可借机休息一番。这样双方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颠倒性转变。事实证明鲁达这条计策很行之有效，两人单挑时，鲁达只一脚便把体能消耗极大的郑屠踢翻了。
第三，先以顾客的身份叫郑屠切肉，而后发生矛盾，再动手单挑。在旁人眼里这不过是一场买卖纠纷而已，并且是郑屠先拿刀动手，郑屠手下那十来个刀手也没有理由因买卖纠纷而上去打群架。这为鲁达速战速决、全身而退提供了有利环境。
第四，从鲁达买肉到与郑屠产生矛盾，再到打死郑屠，从事面上分析，这属于“过失杀人”。鉴于郑屠先拿刀动手这一因素，给鲁达定个“正当防卫”也是有可能的。相反，如果鲁达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去就将郑屠打死，那么在量刑上就是“故意杀人罪”，情节比“过失杀人罪”和“正当防卫”严重得多。鲁达是提辖官出身，懂法律，他当然不会蠢到那种地步。
鲁达粗鲁、直爽、鲁莽、急躁，却并不糊涂，在对待大是大非和一些具体事务时，甚至细心过于常人。比如修理郑屠的手段很多，鲁达独选择了“切肉”这一出，明知郑屠已被打死，却说人家装死，又为自己逃跑赢得了宝贵时间，着实令人拍手叫绝。
施耐庵是文人，在文人眼里什么都离不开艺术，这鲁达杀死镇关西，也便成了艺术。
鲁达杀死镇关西后，并没有像杨志杀牛二那样好汉做事好汉当，自首，他选择了逃跑。鲁达逃跑的理由不是怕偿命，而是怕吃了官司没人送饭，实在可笑又可爱。鲁达逃跑途中，阴错阳差上了五台山，做了和尚，完成了从鲁达道鲁智深的蜕变。鲁智深在五台山的表现如何，是不是一个好和尚？请看下回——大闹五台山。

大闹五台山——惯出来的毛病
因为一个女人，鲁达从提辖官变成了杀人犯，还是因为这个女人，又从杀人犯变成了和尚。对于身份的变化，鲁达没有惋惜，一副知足常乐的架势，这才是好汉的胸怀。
赵员外是五台山文殊寺的施主檀越，又与智真长老是兄弟，所以鲁达在文殊寺也算有背景的人。出于赵员外的情面，智真长老对鲁达还是很不错、很宽容的。这种宽容却为文殊寺埋下了祸根。
鲁达刚一进文殊寺，寺里的僧人们就看出鲁达不是出家的料，于是禀告长老智真“却才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恶，不可剃度他，恐久后累及山门。”智真却以“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为由不听劝告。为堵众人的嘴，又为剃度鲁达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此人上应天星，心地刚直……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如他。”更有趣的是，智真长老赐给鲁达的法名叫“智深”，智真与智深同属“智”字辈，却是师徒关系，很让人费解。
有上级领导护着，再缺乏同事的监督，鲁智深这和尚做的很不像和尚，不念经、不坐禅、随地大小便……同事们忍无可忍，又去举报鲁智深“智深好生无礼，全没个出家人体面……”面对下级举报，智真长老不但不约束、提醒鲁智深，反倒喝举报者“胡说！且看檀越之面，后来必改。”瞧瞧，有这么当领导的吗？鲁智深不被惯出毛病才怪。
鲁智深第一次破酒戒是在四五个月后，在山下喝得酩酊大醉。寺里又有人举报鲁智深，智真长老依旧不加约束，反倒替鲁智深开脱“虽是眼下有些啰唣，日后却成正果，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按照寺规，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那么智真长老是如何处罚鲁智深的呢？四十竹篦没有打，赶出寺更不可能，连关禁闭、写检查这样的处罚也没有，只是象征性的找鲁智深谈了次话，无关痛痒不说，还留鲁智深在方丈里吃早饭，又送衣服又送鞋。这是在处罚还是在奖励？有了这一次喝酒破戒的经历，鲁智深的胆子越来越大，反正领导不过问，闹吧。于是为大闹五台山埋下了祸根。
鲁智深第二次破戒是在本次事件三四个月后，这次不光破了酒戒，还破了荤戒。鲁智深这次事闹大了，打塌了半山的亭子，打坏了山门外金刚，逼迫两个禅和子吃狗肉，打伤禅客几十个。动静之大，恐怕五台山有寺庙以来绝无仅有，这就是《水浒》中继“拳打镇关西”之后又一个**——大闹五台山。在宋朝，狗肉不是随便就可以吃的，就如同今天吃大熊猫肉一样，吃狗肉在宋朝是要被判刑的，情节严重的甚至是死刑。鲁智深触犯大宋律法（聚众吃狗肉），损坏公共建筑（半山的亭子），毁坏五台山形象（搬到金刚）……情节之恶劣超出一般。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么严重的后果？
一是鲁智深鲁莽豪放、不受约束的性格使然；二是智真长老的一再纵容、袒护。一定程度上讲，智真长老的一再袒护，成了鲁智深闯祸的最直接原因。
鲁智深一入寺，下面人就反应鲁智深不是当和尚的料，智真长老不听；鲁智深不念经、不坐禅、随地大小便，下面人又举报，智真长老又不管；鲁智深破戒，众僧打算赶他走，智真长老还不管。这哪像当领导的，对下级的纵容、包庇也太过了吧。从不务正业到破酒戒、再到大闹寺院，鲁智深的胆子越来越大，这都是智真这个当领导的一点一点纵容出来的。
对于鲁智深的一再犯错，智真长老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且看赵员外檀越的面，容恕他这一番。”赵员外成了一再纵容鲁智深的理由。在我们智真长老眼里，赵员外是寺院的赞助商，是寺里的衣食父母，得罪不得。“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这便是智真长老的心理，你鲁智深破坏东西不要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反正有赵员外掏钱。至于袒护鲁智深的另一个理由“上应天星，终成正果。”那纯粹是扯淡，堵下面僧人的口而已。


“智真长老”不是一个好领导
智真长老这人，最适合的工作不是做什么寺院长老，而应该去做生意，从文殊寺所属的大批酒店、酒馆就可看出，智真长老是做生意的好手。
智真长老一再袒护、纵容鲁智深，是不是说明他治寺不严呢？未必，从文殊寺下属各个酒店坚决不卖给鲁智深酒吃就可看出，智真长老在治寺方面未必不严。之所以对鲁智深特殊照顾，完全是因为鲁智深有赵员外撑腰的缘故，因为赵员外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赞助文殊寺。
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一把手，智真长老在对待下属的态度上很有问题。有关系、有路子、有人撑腰的另眼相待，像鲁智深这样不具备出家资格的，只因有赵员外撑腰，便可顺利剃度，并能坐到“智”字辈的位置上。而没有后台的禅客和门子们，挨了鲁智深的打，这位智真长老却也能做到不闻不问。
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当家人，智真长老的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基本业务上，而是一门心思搞第三产业，一门心思搞创收。文殊寺在当时应该算一个事业单位，作为业务一把手，智真长老不专心钻研佛法、不专心普度众生，而把精力放在经济上，实在不是一个业务上的好干部。这样的人早该开除出出家人队伍。
文殊寺在山下闹市区入股酒店、酒馆，早已不是秘密，鲁智深两次喝酒破戒，那酒全都出自文殊寺下属的酒家里。真是有意思。智真长老的事情告诉我们，在单位搞“一支笔”、“一言堂”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不必过多埋怨智真长老，当时的社会风气如此，谁又能免俗。
附：鲁智深在文殊寺闹得动静太大，智真长老再不拿出些处罚措施，恐怕下面人不会服气。迫于下面压力，智真长老下了一纸调令，将鲁智深调到了东京大相国寺智清禅师那里。鲁智深踏上了前往东京的路程。
鲁智深在文殊寺闹得动静再大，也只算一个不守规矩的和尚而已，与“好汉”沾不上边，他真正恢复好汉本色，还是在去东京的途中，那么鲁智深在半路上又做了哪些路见不平之事？请看下回——英雄的回归。


英雄的回归
鲁智深从五台山到东京的途中，发生了“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两个插曲，作者施耐庵为什么要安排这两个插曲呢？评论家金圣叹的解释很到位：鲁智深取了真长老书信，若说“于路不则一日，早来到东京大相国寺”则是两回书都发生在和尚寺里，何处显其龙跳虎跃之才。于是中间得有插曲隔开，况且这两个插曲并不是凭空加上的，里面颇有深意。
桃花村刘太公家的一起“强迫婚姻案”，使鲁智深又有了伸张正义的机会。鲁智深总算没白在五台山混了十来个月，跟刘太公讲话自称“小僧”还自称会“说因缘”，把刘太公唬得不轻，以为遇到了救星，看来鲁智深在和尚职业上还是迈出了一小步。
鲁智深救了刘太公的女儿，还意外遇到了故友李忠，这李忠不再打把势卖艺，而是加入了桃花山黑帮。桃花山黑帮是《水浒》中出现的第二个黑帮组织，不过势力比后来的二龙山、梁山还要弱很多。“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忠、周通本事平平，他们的“桃花山集团”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发展前景，后来被梁山集团吞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鲁智深对李忠的印象并不怎么样，总认为人家“不爽利”，原因就出于上次，鲁智深借钱，李忠只摸出了二两银子，鲁智深嫌少，丢还了李忠。其实从一个“摸”字上看，李忠当时已是倾其所有了。不过鲁智深不这么认为。
在李忠、周通下山为鲁智深抢劫路费之时，鲁智深竟把人家山寨的金银酒器全都踏扁，栓在包裹里不辞而别。还说什么“拿官路当人情，只苦别人！”其实这山寨上的东西哪样不是抢来的，今天抢的是“拿官路当人情”，以前抢的就不是？鲁智深嫌人家小气，自己倒是够“大方”。话说回来，人无完人，这样的好汉才显得真实，可爱。
桃花村这一篇掀过去，鲁智深在瓦官寺又遇到了不平事，这是鲁智深出道以来第三次仗义出手。有趣的是三次打抱不平竟都是为了女人，第一次是救金翠莲，第二次是救刘太公女儿，第三次就是救这瓦官寺里的妇女。《水浒》至此共出现了三个女人，第一个是王进的母亲，后面三个便是鲁智深搭救的三个。在施耐庵笔下，女人作为无辜受害者出现的例子屡见不鲜，这是不是表示出作者对女人的一种态度呢？
在鲁智深与瓦官寺一僧一道的交手中，九纹龙史进再次出场，并与鲁智深联手摆平了这一僧一道。可惜这次未能救得那妇女性命，作者安排瓦官寺妇女死亡，大概是为了与金翠莲、刘太公女儿有所区别，否则鲁智深连救下三个女人，故事就俗了。
鲁智深不近女色，却要接连搭救三个女人；鲁智深为人慷慨，却偏两次遇上吝啬的李忠；鲁智深好喝酒，却偏去当了和尚。性格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这几回书写得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施耐庵为什么在“瓦官寺”一节安排史进重新出场呢？
金圣叹的批语写得明白：史进忽然飞来赤松林，忽然又飞去少华山，如果理解成鲁智深在瓦官寺真的摆不平那一僧一道，而必须安排史进来帮忙，那就太肤浅了。作者真正的目的是，前面在渭州酒楼鲁智深与史进、李忠分手，直至现在二人都没有下落，上一回李忠已有下落，人家在桃花山当了老大，只剩下一个史进还沦落天涯，天下这么大，史进到底怎么样了呢？过了瓦官寺这段书，鲁智深就到了东京，那里的主角便是林冲了，施耐庵将全部笔力放在林冲身上后，就没有机会闲下笔来交代史进的下落，不得已，只能从瓦官寺这一情节中穿插交代史进的下落和归宿。


继续

倒拔垂杨柳——柳树？杨树？
提起鲁智深的英雄气概，人们最先想到的不是拳打镇关西，不是大闹桃花村，也不是火烧瓦官寺，而是“倒拔垂杨柳”一节。倒拔垂杨柳已成了鲁智深的代表作，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水浒》第七回的题目是“花和尚倒拔垂杨柳”，在一般人印象里，鲁智深拔的自然是垂柳。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且看书中原文：
那种地道人笑道：“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每日只到聒晚。”
鲁智深也乘着酒兴，都到外面看时，果然“绿杨树”上一个老鸦巢。
鲁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树前……把腰只一趁，将那株“绿杨树”带根拔起。
原文原话写的明白，是“绿杨树”而不是柳树，也不是垂杨柳、垂杨树、杨柳树等等。不过此时我们还不能充分证明鲁智深拔的一定是杨树，而不是柳树。因为在古代，存在杨柳同义、杨柳不分的情况。比如观音菩萨的杨枝玉净瓶，里面明明插的是柳枝；比如楚国神箭手养由基百步射柳叶，却说成百步穿杨；再比如刘禹锡的杨柳枝词，被说成柳枝词……可见古代确实是杨柳不分。只凭书中一两句原话就颠覆人们的普遍认同，证据显然单薄，我们还要从书中另找突破口。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鲁智深拔的那棵树直径应在20厘米左右，碗口粗细，再粗了，拔起来恐怕难度就大了，除非他真的是罗汉身体。鲁智深拔树前为什么要“相了一相”，估计也是在揣摩树的粗度与自身的实力，看是不是匹配。一株直径20厘米的垂杨柳，高度绝不会超过5米，因为垂柳的树枝是向下垂的。老鸦在这么低的树上筑巢，保险吗？它不怕人们掏鸟蛋？这老鸦可够弱智的。一只不弱智的老鸦，最合适的筑巢高度应该在8米开外，垂柳长到8米开外，估计直径怎么也得40厘米往上，如此粗的大树，鲁智深拔得动吗？除非他真的是罗汉。
垂杨柳的高度、粗度和老鸦理想的筑巢高度及鲁智深的承受能力之间，明显存在矛盾。树太粗了鲁智深拔不动，树太细了其高度又会降低，老鸦不肯去筑巢，一切看似都很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调和吗？可以，如果把这棵树假设成杨树，一切就解释通了。一株直径20厘米的杨树，高度基本能达到9米以上，鲁智深能拔得动，老鸦也肯去筑巢，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一切问题又都合乎逻辑。
还有一点，杨树的根系分布比较浅，一般在土层0——40厘米深度，鲁智深拔起来比较容易，相比之下，柳树的根系则要深，鲁智深也是人，能拔得动吗。
见证鲁智深拔树的只有那三二十个泼皮，其中一个泼皮曾笑道：“墙角边‘绿杨树’上新添了一个老鸦巢，每日只到聒晚。”泼皮不似文人墨客，绝弄不出“杨柳”等诗词中常见的字眼，在他们眼里杨树就是杨树，柳树就是柳树。
我们再看《水浒》另几个关于柳树的原话——
第二回，王进投宿史家村：却是一座大庄院，一周遭都是土墙，墙外有二三百棵“大柳树”
第九回，林冲投柴进庄上：过得桥来，一条平坦大路，早望见“绿柳”阴中显出那座庄院。
第七十九回，刘梦龙杀入梁山泊：一带阴阴的都是“细柳”柳树上拴着两头牛。
第八十二回，戴宗救乐和：燕青问有树吗？乐和道傍边一道都是“大柳树”
施耐庵对于这些树的叙述，柳树就是柳树，并没有说成杨树，也未见作者杨柳不分。为什么到了“倒拔垂杨柳”一节，我们却要将明明白白的“绿杨树”理解成柳树呢？
有人会说第七回书的题目是“花和尚倒拔垂杨柳”，正文却写成杨树，难道正文与题目会不符？那岂不是说施耐庵他老人家出错了？施耐庵也是人，未必不会出错。举个例子：鲁智深从山西五台山去东京，要经过桃花山、赤松林，而杨志从北京去东京，也经过桃花山、赤松林，五台山与北京千里之遥，去东京会是同一条路？从北京到河南开封，一路都是华北平原，哪来那么多山。施耐庵出些错，不要大惊小怪。
另外我们还要搞清一个问题，鲁智深为什么要拔树？
是在向那三二十个泼皮显示武力吗？不是，他已经在菜园粪坑前把这些泼皮们打服了，没有必要再拔树显威。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在借拔树撒气。
鲁智深怀揣智真长老的介绍信来到大相国寺，抱的希望挺大，一心想在都寺、监寺的领导岗位上做做。事与愿违，智清长老只让他做了个末等职事僧，看管菜园子而已，就像孙悟空做弼马温一样。鲁智深如何不憋气，用他自己的话说“真长老着小僧投大刹，讨个职事僧做，却不教俺做个都寺、监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园？”
不管鲁智深愿不愿意，智清长老终究把他分进了菜园子，鲁智深这气憋大了。孙悟空得知弼马温官很小后，来了个大闹天宫，鲁智深没有孙悟空的本事，不会大闹东京，但小动作总会有的。所以当众泼皮向鲁智深说“老鸦叫，怕有口舌。”的话时，鲁智深终于爆发了。“怕有口舌”如何理解？无非就是有人打小报告，说鲁智深与泼皮来往密切，受智清长老训斥而已。鲁智深这火一上来，必然要找东西发泄，于是选择了拔树。为了表示心中不满，他还演武给众泼皮看，不是有口舌吗，洒家不在乎！
这便是“倒拔垂杨柳”的始末。


“误入白虎堂”倒霉的林冲
林冲是《水浒》里第八个出场的梁山好汉，他身上似乎有不少三国人物的影子，燕颌虎须如张飞，长枪无敌似赵云，委曲求全像刘备，郁郁而终同马超。
林冲前半生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一个美貌贤惠的妻子，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一个和谐美满的小康家庭。
八十万禁军教头，级别大致相当于副团级或正营级，级别不算大，也不算小。京城的干部，工资待遇各方面应该都很不错。林冲曾花一千贯钱买过一把宝刀，按购买力推算，当时一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多元，一千贯就相当于现在的30多万。林冲舍得花30多万买一把刀，可见其家境之富裕，应当属于当时社会的中产阶层，有房、有马、有保姆，小日子很不错。
自从岳庙还愿之后，林冲的倒霉事接踵而至，先是妻子被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调戏，接着又被自己最好的朋友陆谦出卖，花30多万买的一把宝刀，却成了上级定罪的理由。先受气，后破财，再遭灾，这林冲可真够倒霉的。
庙宇本是普度众生、因果循环、清幽雅静的地方，在林冲看来却成了噩梦的开始；庙宇本是质朴纯洁、劝人向善的地方，在高衙内眼里却成了###的场所，一切实在太有讽刺意味了。施耐庵把林冲的倒霉和高衙内的###安排在庙里，用意何在？是在讽刺寺庙？恐怕不那么简单。是在讽刺社会，还是在讽刺朝廷？或是二者兼有？
拿着凶器闯进国家最高军事机关，看城门的大头兵也知道那是死罪，何况林冲这个京官、副团级干部。林冲是禁军教头，大宋的法律想必也懂一些，那为什么还要闯###堂呢？这事不好解释，最可靠的理由就是林冲倒霉催的。
总之，在一系列偶然和必然的事件中，林冲稀里糊涂从一个禁军教头变成了“罪犯”。
作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国家公务员，作为一个京城小有名气的武学世家，林冲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本应该继续下去，直到退休，直到死。千不该万不该，林冲不该娶一个年轻美貌的老婆，娶了年轻美貌的老婆也还罢了，真不该让老婆去岳庙里还愿，去庙里还愿也还罢了，真不该与高衙内同一时间去。这些都罢了，真不该交陆谦这样的朋友，交了陆谦这样的小人朋友，多倒霉的事情遇不上。明知道跟高衙内有过节，还要跟人家的干爸爸去比刀，这林冲不是找倒霉吗。
不过细思考一下，这一切的一切，能全怪林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