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马迁奉使出发时间
根据《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对西南夷一共进行过七次遣使探征活动。由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 即他奉使完成返回是在元封元年，则司马迁出使那一次，对应的应该是汉在元鼎六年对西南夷的征服。
对于司马迁奉使出发的时间，学者们有元鼎五年秋和元鼎六年春两说。支持元鼎五年秋说的依据是汉在该年讨伐反叛犍为郡的且兰国，拉开了再征西南的序幕，并且秋凉出发适合南征作战的惯例。
此说看似合理，但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元鼎五年秋的出征，原本不是以讨伐西南夷为目的的。
当时伐且兰的主力军队，是使者驰义侯何遗率领的巴蜀罪人和南夷兵，以及中郎将郭昌、卫广统领的八校尉军和巴蜀罪人兵。
何遗和郭昌、卫广的军队，原先都是计划南下牂柯江，去参与对南越国的征讨，但是且兰的叛乱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于是这两支部队在南下途中转攻且兰，待到且兰的叛乱被平息时，南越国已经被攻灭了。
且兰国因不服汉使伐南越的征兵调遣而反，所以此次伐且兰其实属于意外触发的支线任务，附属于汉征南越的主线任务，但它确实是汉再征西南夷的开端。
因此，如果司马迁是在元鼎五年秋随军出发，那他就成了征南越的使者，和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的记述产生了冲突。
那么，会不会是他原本出使南越，后来计划有变呢？
司马迁的自述是“略邛、莋、昆明”（亦有版本作“南略邛、笮、昆明”），倘若他是随元鼎五年秋征南越的汉军南下，那他所“略”的，应该还包括最先为汉所并的且兰和夜郎国，但这两个国家没有出现在他最终的征服名单中。
且兰和夜郎的缺席，说明使者司马迁很可能是晚到的，错过了征西南夷的“序曲”，《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春，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他或许是在武帝下令征西南时出发的，待他赶到时，南夷国家（夜郎和且兰等）已经被征服，于是他参与了接下来对邛、莋等西夷诸国的征讨。
即，司马迁更合理的出使时间，是在元鼎六年春。

2.司马迁出使的任务区域
以往学者探讨的论文，多以为元鼎六年所开的西南夷五郡，即牂柯，越巂，沈犁，汶山，武都郡，都是司马迁设郡置吏，但这严格意义上是不符合司马迁本人的记述的。因为他已经明确说了，是“略邛、莋、昆明”，没有提及西南夷地区的夜郎、且兰、冉駹、白马这些国家，而后者也是元鼎六年被并入汉地的。
司马迁所征略的邛、莋、昆明，在当时都属于西夷范畴，并且是西夷在蜀郡以南的部分，以北的冉駹和白马二国不在其中。
邛、莋二国在六年被略定为越巂郡和沈黎郡，昆明夷则是元封二年被并入益州郡的，元鼎六年时，这个屡次阻扰汉使西行的剽悍山地部族尚未被成功征服。

3.司马迁在西南夷执行了什么任务？
从史书记载来看，汉代使者在外国的任务类型灵活多样，注重便宜从事。由于《西南夷列传》对元鼎六年汉征西南的记述极为简略，更没有任何使者姓名与活动的信息，因此司马迁作为使者在其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也就变成了一个有趣的疑问。
司马迁自述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在古汉语语义中，此句的“征”可作远行或者征讨来理解，“略”作动词则对应“巡视”、“夺取”（攻城略地）、“划定疆界”这三种含义。
翻阅汉代正史，涉及到使者的“略”“略定”“略通”工作，和“巡视”或者“武力夺取”没有什么关系，前者一般是用“往视问”，而不是“略”来形容，后者多用于将领攻占土地，如“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虽然西汉文武分职尚不明晰，有文官和使者将兵作战的情况，但由于《汉书》所载元鼎六年征西南将官名单只有郭昌、卫广（另有使者驰义侯何遗，但他可能只是持节发兵），未提及到司马迁，所以并不确定他是否领兵作战过。
汉史所载使者“略”“略定”“略通”之具体任务情形，更接近于“经营、开拓边疆，筹划治理”之义，如唐蒙、司马相如经略南夷和西夷，两人皆携礼会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之约为置郡，并拆除原先的关隘，开辟新的道路。
由于《西南夷列传》对元鼎六年战事的记载极为简略，《汉书》又基本承袭了《史记》的文本，有关国家（尤其是西夷国家）被征的具体细节已经无从知晓，使者斡旋活动的过程更是情形不详。
如果司马迁负责的是“往谕”劝降，如同使者涉何对朝鲜，王然于对滇一样，那用“略”去形容未免词义过宽，而且汉征西南是在元鼎六年春，《自序》记载司马迁北归见父是在元封元年，所耗时间较为漫长，他期间所做的工作，应该远没有那么简单。
元鼎六年西南夷使者的人数和姓名，正史没有记载，目前能确定的唯一使者只有司马迁，但应该还有其他使者出使他未到过的地区。他的身份究竟是主使、副使，还是使团的其他成员呢？

从太史公对自己生平经历的一条记载，或许能找到答案。
司马迁在《河渠书》赞语记述他曾“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他在《蒙恬列传》还说自己“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而“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不属于他二十壮游的路线，也不是武帝巡游过的路线。
但武帝确实也去过”北边“一带，并且也是自秦直道南归，“（元封元年夏）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书·武帝纪》）
更早在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还曾“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但那时司马迁在西南夷未归，应该没有和天子北上的机会。
司马迁说自己“至于朔方”，这里的朔方，可能代指元封五年设置的朔方州刺史部（九原城也在其辖制范围），也可能是指朔方郡或者朔方城。总之他和武帝都曾去过“北边”，司马迁或也到过九原城，再西行至朔方郡。
而他选择“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和武帝又不是同一条出发路线。
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最合理缘由，可能是他那一年出使后在故乡安葬了父亲，再北行至九原城向帝王复命的。
一些学者认为他应该先面君再见父，不然就违背了君臣的礼节，但这不过也是后人的一种局见而已，在当年那场漫长壮阔的封禅巡游中，刘彻未必会惦记这一点小节的“违背”，而且此事也并非没有通融的空间，更何况抛下自己垂亡的老父在异地他乡不管，本身也不合人情。
如果司马迁是使团的其他成员，似乎没必要特意北上九原“还报命”，因为这事可以交给上级，或者依照惯例通过邮驿向帝王呈报。而他事实上完成了这趟复命的特殊行程，这显示他很可能是元鼎六年西夷使团的正使，并且有重要使命需要向帝王汇报。

还有学者认为他是在汉平定西南夷后去经略，但从史书记载的情形来看，使者一般是随军出发，沿途招降纳地，而且司马迁所略之地中，有一块较为特殊的地带“昆明”，昆明夷对汉素不友善，经常杀掠汉使，司马迁显然不像是脱离军队单独前往去“经略”的。
元鼎六年昆明既然被“略”，但并未被征服置郡，推测可能是司马迁的使团曾试图与昆明夷建交，并开辟道路，但未能成功。历史上昆明夷曾屡次反抗汉的统治，并阻扰汉使开辟前往身毒国的道路，“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汉史并未记载元鼎六年汉军征昆明的活动，《华阳国志》言郭昌、卫广在该年降服西夷北部的白马氐，开武都郡，汉军的攻打顺序是自南向北，“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推测可能郭、卫二将灭筰后继续北上征白马氐去了，他们和司马迁的使团分道扬镳，或许留下了少数军队护卫他南下昆明去探征开路。
现代考古显示洱海地区在汉代还有成熟的农耕聚落文明，但是司马迁只记载了当地的游牧部族，“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显示或许他在深入当地的过程遇到了某种阻力，未能了解该地区各部族的全貌。
或许司马迁在西征出发前，汉武帝就对他下达了从西夷通身毒道的命令，也可能是他在出使西南的中途接到了这个任务，所以之后他没有继续随汉军北上略定冉駹和白马氐。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能成功打通道路，错过了成为第二个张骞的机会。
总之，司马迁在这一年参与了对整个西夷南半部分的征服活动，他所行的“征“ ”略”，更接近于“经营地域、开拓边疆，筹划治理”之义，即跟随汉军接受新征服的土地，在当地招降安抚，开郡置吏，使其并入汉的统治体系。
另外，从他通略昆明的尝试来看，他可能还兼行探险远征，开辟道路的使命。
西夷地区大小国家众多，整个征服过程激烈而漫长。《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 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 “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 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出当年战事的激烈程度。
元鼎六年汉在西南夷主要是靠大规模用兵来推平或者慑服各国，情形较之当年唐蒙等人的友好建交又有所不同。因此，也不能将唐蒙、司马相如之前“略定”的模板直接套在司马迁身上。
西夷地跨云贵高原，由北直至青藏边缘，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汉在当地征战和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军政外交诸事纷杂，司马迁作为那一年该区域的重要使者，可能还会涉及外派汉使的其他任务类型，例如下达诏令，劝谕归附，外交谋划，绘制地图，协调和辅助汉军等等，必要时可能还会参与对敌国的政治干涉，扶立亲汉势力等。

4.司马迁出使时的官职
由于司马迁自述“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所以以往学者多数以为他出使时也是郎中。近年来祁庆富、郭宗全等学者参照唐蒙等人出使的规格，以及司马迁使命的重要程度，推测他出使时也可能身佩千石郎中将印或两千石中郎将印。
汉时遣使如有重大使命，朝廷会将非公卿之职的使者拜为礼宾性郎中将或中郎将，完成使命后再收回印绶，恢复原职，如郎中路充国就曾佩两千石印使匈奴。
司马迁是目前史书所见载的唯一元鼎六年使西南夷者，又亲自还报武帝复命，他自述“略邛、莋、昆明”，越巂郡和沈黎郡为他所开，涉及到设郡置吏，职责重大，官秩仅三百石的郎中恐难当其权。当年司马相如略定西夷，置一都尉十余县，还未至开郡的级别，尚且被拜为中郎将前往，就更不用说元鼎六年的略定规模了。
但在《西南夷列传》中，唐蒙、司马相如二人写作“郎中将”，《司马相如列传》则俱写为“中郎将”。《史》《汉》二书均出现过“中郎将”“郎中将”讹误混抄的情况，而《汉纪》所载唐蒙、司马相如皆为“中郎将”：“乃拜蒙中郎将”“、以相如为中郎将往喻意”, 《华阳国志》“: 司马相如官至中郎将……文学: 中郎将司马相如, 字长卿。”《资治通鉴》“: 乃拜蒙中郎将”、“乃拜相如为中郎将。” 这些史料纠正了《史》《汉》的书误，即唐蒙、司马相如二人第二次出使西南夷时，官职皆为中郎将。
《司马相如列传》所引《喻巴蜀檄》称唐蒙为“中郎将”:“故遣中郎将往宾之”，也能证实《西南夷列传》“郎中将”为误写（《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照抄了《西南夷列传》之错文）。
另外，唐蒙为使者期间可以征发“巴蜀四郡”，甚至能使“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也能显示其职权重大；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夷时，“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 “蜀太守以下郊迎, 县令负弩矢先驱”，两千石太守亲自郊迎，相如应当至少与“蜀太守”官秩相当, 否则就是所谓“失位次之序”了。
注意，这里的“太守以下”不是“低于太守的官员”的意思，而是包括太守在内。《高祖本纪》载“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百官搬迁至京师办公，没有抛开丞相不“徙”的道理。
另外，汉时也会有本职为中郎将者出使的情形，但这类中郎将一般是由校尉、中郎等累积功绩升迁，司马迁二十壮游，待到为郎中时可能已经二十一二岁，他二十四岁出使，短短两三年时间，又没有上战场立功的记录，自然迁升为中郎将的可能性不太大，更何况史书并未有对应的记载。
因此，从司马迁本人的使命和经历，可以推测，他在元鼎六年很可能是以郎中本职，被拜为礼宾性郎中将出使西南夷的。

5.司马迁出使的缘由
司马迁经略西南夷时，正值西汉王朝大规模开疆拓土的一波高峰，当时汉军“连兵三岁”，北击匈奴，南灭南越，西诛西羌和西南夷，元封年间又接着并东夷，灭朝鲜，“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汉书·东方朔传》）。彼时正是国家急需用人之际，而司马迁时值盛年，壮游归来，又被武帝认为“辩知闳达，溢于文辞”（《东方朔传》），兼具勇魄进取之心、征旅经验和辞辩文才，正是适合远征外交的人选。
司马迁自言“二十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漫游紧承仕为郎中一事，且用“于是”连接，显示二者很可能存在关联。
在那个年代，远游旅行远不及如今方便，除去怀乡重迁心态，交通和气候条件这些因素，汉律对民众自由迁徙的限制也是一大原因。汉朝有着严格细密的关隘查验制度，吏民前往外地，需要向官府申请符传作为沿途通关凭证，无符传出关者会被视作“亡命” “阑入边关”而被罪责。
汉代通行用传分为公事和私事用传两种，后者用作因私出行。从居延汉简发掘的“传“登记文字来看，私人用传是由出行者户籍地的乡啬夫、有秩啬夫、啬夫佐等官员签发，登记申请人籍贯、身份、姓名、体貌特征、所携物品等信息，说明出行事由，登记沿途所经县、道、侯国和津关，并且需为经审查“毋官狱征事”者，即没有犯罪，未逃劳役和兵役，并上交县级官员复核封印。
司马迁二十出游时“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显然不像是乘坐官府乘传的公务旅行，而且他途径如此多地区，应该是属于比较罕见的情况，他的用传登记也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从目前考古所见私事用传文字来看，出行者大都行程比较简单，最多不过途经几个关隘，并且有合理的出行理由，例如是去执行公务，或者做买卖等。不知道司马迁这种全国性的漫游，当年是如何申请登记的，他是将自己远游所经路线一次性告知乡里官员签发，还是在持传旅行途中，凭借上一个关口登记的信息，向下一个所经地的官府打申请？
如果他骑乘马匹或者车辆，还另需提供“秩”作为财产通关凭证。总之，在当时严密的关隘制度下，他完成这一趟史诗般的私人旅行，想必需要在出行申请上花费不少精力。
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无疑是相当罕见的，或许他结束远游返回长安时，曾在京师轰动一时。他甚至因为这件事引起了武帝的兴趣，被拜为郎中，并授予西征的使命，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可能。

《太平御览》卷六〇四引录了《西京杂记》这样一段记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虽然这句话是出自《西京杂记》，但其对司马迁的年龄，出行目的甚至使用乘传这样的细节说得如此清楚，有可能是以西汉官府的公文记录为源头流传的。
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显然不太可能单独远行，汉时有官员公务旅行的乘传制度，不知道此事是否有太史公司马谈的授意安排在其中，意在让儿子为父亲代劳去参加收集史书的差事。汉时有少年为吏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桑弘羊，年十三而为侍中。《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武帝感慨天下书籍散乱坏废的现状，下令广泛收集藏书，开启文化整理修复的国家工程。《太史公自序》言“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正好与西汉朝廷的需求相呼应。
在这一文化工程中，很可能太史公父子也领取过朝廷下达的求书使命，甚至司马迁的乘传之行也或经由武帝特许。换而言之，可能他可能早就有过旅行的经验，只不过因公出行，不能像弱冠之游那么随心恣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