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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西南夷列传》疑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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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照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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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写过相关文章,感觉还是有一些需要分辨和纠正的地方,再次重新梳理一下。
声明:由于《史记》《汉书》对元鼎六年西南夷被征一事记载极其简略,这段历史依旧有很多空白,本篇也只是尽目前能找到的文献记录进行推测,如有不足之处还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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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2023-02-27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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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奉使出发时间
根据《西南夷列传》,汉武帝对西南夷一共进行过七次遣使探征活动。由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 即他奉使完成返回是在元封元年,则司马迁出使那一次,对应的应该是汉在元鼎六年对西南夷的征服。
对于司马迁奉使出发的时间,学者们有元鼎五年秋和元鼎六年春两说。支持元鼎五年秋说的依据是汉在该年讨伐反叛犍为郡的且兰国,拉开了再征西南的序幕,并且秋凉出发适合南征作战的惯例。
此说看似合理,但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元鼎五年秋的出征,原本不是以讨伐西南夷为目的的。
当时伐且兰的主力军队,是使者驰义侯何遗率领的巴蜀罪人和南夷兵,以及中郎将郭昌、卫广统领的八校尉军和巴蜀罪人兵。
何遗和郭昌、卫广的军队,原先都是计划南下牂柯江,去参与对南越国的征讨,但是且兰的叛乱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于是这两支部队在南下途中转攻且兰,待到且兰的叛乱被平息时,南越国已经被攻灭了。
且兰国因不服汉使伐南越的征兵调遣而反,所以此次伐且兰其实属于意外触发的支线任务,附属于汉征南越的主线任务,但它确实是汉再征西南夷的开端。
因此,如果司马迁是在元鼎五年秋随军出发,那他就成了征南越的使者,和他“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的记述产生了冲突。
那么,会不会是他原本出使南越,后来计划有变呢?
司马迁的自述是“略邛、莋、昆明”(亦有版本作“南略邛、笮、昆明”),倘若他是随元鼎五年秋征南越的汉军南下,那他所“略”的,应该还包括最先为汉所并的且兰和夜郎国,但这两个国家没有出现在他最终的征服名单中。
且兰和夜郎的缺席,说明使者司马迁很可能是晚到的,错过了征西南夷的“序曲”,《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六年)春,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 他或许是在武帝下令征西南时出发的,待他赶到时,南夷国家(夜郎和且兰等)已经被征服,于是他参与了接下来对邛、莋等西夷诸国的征讨。
即,司马迁更合理的出使时间,是在元鼎六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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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2023-02-28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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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出使的任务区域
以往学者探讨的论文,多以为元鼎六年所开的西南夷五郡,即牂柯,越巂,沈犁,汶山,武都郡,都是司马迁设郡置吏,但这严格意义上是不符合司马迁本人的记述的。因为他已经明确说了,是“略邛、莋、昆明”,没有提及西南夷地区的夜郎、且兰、冉駹、白马这些国家,而后者也是元鼎六年被并入汉地的。
司马迁所征略的邛、莋、昆明,在当时都属于西夷范畴,并且是西夷在蜀郡以南的部分,以北的冉駹和白马二国不在其中。
邛、莋二国在六年被略定为越巂郡和沈黎郡,昆明夷则是元封二年被并入益州郡的,元鼎六年时,这个屡次阻扰汉使西行的剽悍山地部族尚未被成功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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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2023-02-28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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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马迁在西南夷执行了什么任务?
从史书记载来看,汉代使者在外国的任务类型灵活多样,注重便宜从事。由于《西南夷列传》对元鼎六年汉征西南的记述极为简略,更没有任何使者姓名与活动的信息,因此司马迁作为使者在其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也就变成了一个有趣的疑问。
司马迁自述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在古汉语语义中,此句的“征”可作远行或者征讨来理解,“略”作动词则对应“巡视”、“夺取”(攻城略地)、“划定疆界”这三种含义。
翻阅汉代正史,涉及到使者的“略”“略定”“略通”工作,和“巡视”或者“武力夺取”没有什么关系,前者一般是用“往视问”,而不是“略”来形容,后者多用于将领攻占土地,如“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虽然西汉文武分职尚不明晰,有文官和使者将兵作战的情况,但由于《汉书》所载元鼎六年征西南将官名单只有郭昌、卫广(另有使者驰义侯何遗,但他可能只是持节发兵),未提及到司马迁,所以并不确定他是否领兵作战过。
汉史所载使者“略”“略定”“略通”之具体任务情形,更接近于“经营、开拓边疆,筹划治理”之义,如唐蒙、司马相如经略南夷和西夷,两人皆携礼会见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之约为置郡,并拆除原先的关隘,开辟新的道路。
由于《西南夷列传》对元鼎六年战事的记载极为简略,《汉书》又基本承袭了《史记》的文本,有关国家(尤其是西夷国家)被征的具体细节已经无从知晓,使者斡旋活动的过程更是情形不详。
如果司马迁负责的是“往谕”劝降,如同使者涉何对朝鲜,王然于对滇一样,那用“略”去形容未免词义过宽,而且汉征西南是在元鼎六年春,《自序》记载司马迁北归见父是在元封元年,所耗时间较为漫长,他期间所做的工作,应该远没有那么简单。
元鼎六年西南夷使者的人数和姓名,正史没有记载,目前能确定的唯一使者只有司马迁,但应该还有其他使者出使他未到过的地区。他的身份究竟是主使、副使,还是使团的其他成员呢?
IP属地:江苏
9楼
2023-02-28 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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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史公对自己生平经历的一条记载,或许能找到答案。
司马迁在《河渠书》赞语记述他曾“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他在《蒙恬列传》还说自己“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而“北自龙门至于朔方“不属于他二十壮游的路线,也不是武帝巡游过的路线。
但武帝确实也去过”北边“一带,并且也是自秦直道南归,“(元封元年夏)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书·武帝纪》)
更早在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还曾“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但那时司马迁在西南夷未归,应该没有和天子北上的机会。
司马迁说自己“至于朔方”,这里的朔方,可能代指元封五年设置的朔方州刺史部(九原城也在其辖制范围),也可能是指朔方郡或者朔方城。总之他和武帝都曾去过“北边”,司马迁或也到过九原城,再西行至朔方郡。
而他选择“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和武帝又不是同一条出发路线。
能够解释这一现象的最合理缘由,可能是他那一年出使后在故乡安葬了父亲,再北行至九原城向帝王复命的。
一些学者认为他应该先面君再见父,不然就违背了君臣的礼节,但这不过也是后人的一种局见而已,在当年那场漫长壮阔的封禅巡游中,刘彻未必会惦记这一点小节的“违背”,而且此事也并非没有通融的空间,更何况抛下自己垂亡的老父在异地他乡不管,本身也不合人情。
如果司马迁是使团的其他成员,似乎没必要特意北上九原“还报命”,因为这事可以交给上级,或者依照惯例通过邮驿向帝王呈报。而他事实上完成了这趟复命的特殊行程,这显示他很可能是元鼎六年西夷使团的正使,并且有重要使命需要向帝王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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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2023-02-28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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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认为他是在汉平定西南夷后去经略,但从史书记载的情形来看,使者一般是随军出发,沿途招降纳地,而且司马迁所略之地中,有一块较为特殊的地带“昆明”,昆明夷对汉素不友善,经常杀掠汉使,司马迁显然不像是脱离军队单独前往去“经略”的。
元鼎六年昆明既然被“略”,但并未被征服置郡,推测可能是司马迁的使团曾试图与昆明夷建交,并开辟道路,但未能成功。历史上昆明夷曾屡次反抗汉的统治,并阻扰汉使开辟前往身毒国的道路,“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汉史并未记载元鼎六年汉军征昆明的活动,《华阳国志》言郭昌、卫广在该年降服西夷北部的白马氐,开武都郡,汉军的攻打顺序是自南向北,“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推测可能郭、卫二将灭筰后继续北上征白马氐去了,他们和司马迁的使团分道扬镳,或许留下了少数军队护卫他南下昆明去探征开路。
现代考古显示洱海地区在汉代还有成熟的农耕聚落文明,但是司马迁只记载了当地的游牧部族,“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显示或许他在深入当地的过程遇到了某种阻力,未能了解该地区各部族的全貌。
或许司马迁在西征出发前,汉武帝就对他下达了从西夷通身毒道的命令,也可能是他在出使西南的中途接到了这个任务,所以之后他没有继续随汉军北上略定冉駹和白马氐。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没能成功打通道路,错过了成为第二个张骞的机会。
总之,司马迁在这一年参与了对整个西夷南半部分的征服活动,他所行的“征“ ”略”,更接近于“经营地域、开拓边疆,筹划治理”之义,即跟随汉军接受新征服的土地,在当地招降安抚,开郡置吏,使其并入汉的统治体系。
另外,从他通略昆明的尝试来看,他可能还兼行探险远征,开辟道路的使命。
西夷地区大小国家众多,整个征服过程激烈而漫长。《西南夷列传》记载:“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 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 “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 字里行间,不难感受出当年战事的激烈程度。
元鼎六年汉在西南夷主要是靠大规模用兵来推平或者慑服各国,情形较之当年唐蒙等人的友好建交又有所不同。因此,也不能将唐蒙、司马相如之前“略定”的模板直接套在司马迁身上。
西夷地跨云贵高原,由北直至青藏边缘,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汉在当地征战和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军政外交诸事纷杂,司马迁作为那一年该区域的重要使者,可能还会涉及外派汉使的其他任务类型,例如下达诏令,劝谕归附,外交谋划,绘制地图,协调和辅助汉军等等,必要时可能还会参与对敌国的政治干涉,扶立亲汉势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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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2023-02-28 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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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司马迁出使时的官职
由于司马迁自述“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所以以往学者多数以为他出使时也是郎中。近年来祁庆富、郭宗全等学者参照唐蒙等人出使的规格,以及司马迁使命的重要程度,推测他出使时也可能身佩千石郎中将印或两千石中郎将印。
汉时遣使如有重大使命,朝廷会将非公卿之职的使者拜为礼宾性郎中将或中郎将,完成使命后再收回印绶,恢复原职,如郎中路充国就曾佩两千石印使匈奴。
司马迁是目前史书所见载的唯一元鼎六年使西南夷者,又亲自还报武帝复命,他自述“略邛、莋、昆明”,越巂郡和沈黎郡为他所开,涉及到设郡置吏,职责重大,官秩仅三百石的郎中恐难当其权。当年司马相如略定西夷,置一都尉十余县,还未至开郡的级别,尚且被拜为中郎将前往,就更不用说元鼎六年的略定规模了。
但在《西南夷列传》中,唐蒙、司马相如二人写作“郎中将”,《司马相如列传》则俱写为“中郎将”。《史》《汉》二书均出现过“中郎将”“郎中将”讹误混抄的情况,而《汉纪》所载唐蒙、司马相如皆为“中郎将”:“乃拜蒙中郎将”“、以相如为中郎将往喻意”, 《华阳国志》“: 司马相如官至中郎将……文学: 中郎将司马相如, 字长卿。”《资治通鉴》“: 乃拜蒙中郎将”、“乃拜相如为中郎将。” 这些史料纠正了《史》《汉》的书误,即唐蒙、司马相如二人第二次出使西南夷时,官职皆为中郎将。
《司马相如列传》所引《喻巴蜀檄》称唐蒙为“中郎将”:“故遣中郎将往宾之”,也能证实《西南夷列传》“郎中将”为误写(《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照抄了《西南夷列传》之错文)。
另外,唐蒙为使者期间可以征发“巴蜀四郡”,甚至能使“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也能显示其职权重大;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夷时,“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 “蜀太守以下郊迎, 县令负弩矢先驱”,两千石太守亲自郊迎,相如应当至少与“蜀太守”官秩相当, 否则就是所谓“失位次之序”了。
注意,这里的“太守以下”不是“低于太守的官员”的意思,而是包括太守在内。《高祖本纪》载“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百官搬迁至京师办公,没有抛开丞相不“徙”的道理。
另外,汉时也会有本职为中郎将者出使的情形,但这类中郎将一般是由校尉、中郎等累积功绩升迁,司马迁二十壮游,待到为郎中时可能已经二十一二岁,他二十四岁出使,短短两三年时间,又没有上战场立功的记录,自然迁升为中郎将的可能性不太大,更何况史书并未有对应的记载。
因此,从司马迁本人的使命和经历,可以推测,他在元鼎六年很可能是以郎中本职,被拜为礼宾性郎中将出使西南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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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2023-02-28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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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马迁出使的缘由
司马迁经略西南夷时,正值西汉王朝大规模开疆拓土的一波高峰,当时汉军“连兵三岁”,北击匈奴,南灭南越,西诛西羌和西南夷,元封年间又接着并东夷,灭朝鲜,“时方外事胡、越,内兴制度,国家多事,自公孙弘以下至司马迁,皆奉使方外,或为郡国守相至公卿”(《汉书·东方朔传》)。彼时正是国家急需用人之际,而司马迁时值盛年,壮游归来,又被武帝认为“辩知闳达,溢于文辞”(《东方朔传》),兼具勇魄进取之心、征旅经验和辞辩文才,正是适合远征外交的人选。
司马迁自言“二十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漫游紧承仕为郎中一事,且用“于是”连接,显示二者很可能存在关联。
在那个年代,远游旅行远不及如今方便,除去怀乡重迁心态,交通和气候条件这些因素,汉律对民众自由迁徙的限制也是一大原因。汉朝有着严格细密的关隘查验制度,吏民前往外地,需要向官府申请符传作为沿途通关凭证,无符传出关者会被视作“亡命” “阑入边关”而被罪责。
汉代通行用传分为公事和私事用传两种,后者用作因私出行。从居延汉简发掘的“传“登记文字来看,私人用传是由出行者户籍地的乡啬夫、有秩啬夫、啬夫佐等官员签发,登记申请人籍贯、身份、姓名、体貌特征、所携物品等信息,说明出行事由,登记沿途所经县、道、侯国和津关,并且需为经审查“毋官狱征事”者,即没有犯罪,未逃劳役和兵役,并上交县级官员复核封印。
司马迁二十出游时“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显然不像是乘坐官府乘传的公务旅行,而且他途径如此多地区,应该是属于比较罕见的情况,他的用传登记也就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从目前考古所见私事用传文字来看,出行者大都行程比较简单,最多不过途经几个关隘,并且有合理的出行理由,例如是去执行公务,或者做买卖等。不知道司马迁这种全国性的漫游,当年是如何申请登记的,他是将自己远游所经路线一次性告知乡里官员签发,还是在持传旅行途中,凭借上一个关口登记的信息,向下一个所经地的官府打申请?
如果他骑乘马匹或者车辆,还另需提供“秩”作为财产通关凭证。总之,在当时严密的关隘制度下,他完成这一趟史诗般的私人旅行,想必需要在出行申请上花费不少精力。
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无疑是相当罕见的,或许他结束远游返回长安时,曾在京师轰动一时。他甚至因为这件事引起了武帝的兴趣,被拜为郎中,并授予西征的使命,也不排除会有这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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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2023-03-01 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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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卷六〇四引录了《西京杂记》这样一段记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虽然这句话是出自《西京杂记》,但其对司马迁的年龄,出行目的甚至使用乘传这样的细节说得如此清楚,有可能是以西汉官府的公文记录为源头流传的。
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显然不太可能单独远行,汉时有官员公务旅行的乘传制度,不知道此事是否有太史公司马谈的授意安排在其中,意在让儿子为父亲代劳去参加收集史书的差事。汉时有少年为吏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桑弘羊,年十三而为侍中。《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悯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武帝感慨天下书籍散乱坏废的现状,下令广泛收集藏书,开启文化整理修复的国家工程。《太史公自序》言“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正好与西汉朝廷的需求相呼应。
在这一文化工程中,很可能太史公父子也领取过朝廷下达的求书使命,甚至司马迁的乘传之行也或经由武帝特许。换而言之,可能他可能早就有过旅行的经验,只不过因公出行,不能像弱冠之游那么随心恣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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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楼
2023-03-02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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