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监狱当铸钱炉用的申贵终于被人告了御状。孟昶得知，勃然震怒，将申贵逮捕下狱，经过调查，证实了他的犯罪事实，遂被免去眉州刺史一职，降为维州司户。申贵被押运至半路，孟昶再降一道诏书，赐其自尽。申贵被论罪处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让后蜀的官场风气有所好转。
申贵一案给孟昶提了个醒，为了防止官员对自己的蒙弊，更方便的了解民间情况，这位后蜀皇帝于后汉乾佑元年（公元948年）设置献纳函，规定不论百官还是百姓，有冤情、有意见、或有建议者，都可以投书函中，上达天听。
另外，孟昶看着父亲留下来的旧臣，也越来越不顺眼：这些靠着军功升上来的官员，多是粗人，长于征战，不擅于治理吧？于是，孟昶开始在蜀地逐步以文官代替武职。为了规范文职官员的任免，孟昶于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重置“吏部三铨”与“礼部贡举”。
“吏部三铨”，指的是让吏部对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捐纳、起复等方式，具有做官资格的人员，进一步考核，以便根据其品行、能力授予官职的制度。其中吏部尚书负责五品至七品官的铨选，叫作“尚书铨”，吏部左、右侍郎负责八、九品官的铨选，叫作“东铨”、“西铨”，合起来就是所谓的“三铨”。
“礼部贡举”指的就是礼部主管的科举考试，原本唐代的科举根据其考核内容的不同分成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孟昶重置后调整了科举考试的科目，据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称，出现了诗、赋、策题等新科目，只是由于史料流失，详细情况不明。

孟昶通达下情、整顿吏治的种种措施，因为记载不全，我们无从知其全貌，但效果应该还是明显的。证据一：是后蜀在孟昶时代，经济非常繁荣。到了后汉乾佑三年（公元950年）时，蜀中一斗米只卖三文钱，国家的赋税和劳役都很轻，公私仓库储满了粮食金帛。成都城也经过了美化，到处种满了孟昶喜爱的芙蓉，每至八、九月间，芙蓉花开，满城锦秀，美不胜收。成都因此继“锦城”之后，又有了“蓉城”的别称。民众的生活也平和安乐，具体描写可见《蜀梼兀》：“屯落闾巷之间，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一片太平景象。那么这种繁荣是否仅属于少数富人呢？显然也不是，因为证据二：孟昶在蜀地很得人心，颇受百姓爱戴，直到他后来亡国，被俘北上之时，沿途不断有百姓自发为其送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
不过，孟昶统治的弊端也显而易见，随着国家逐渐富庶，后蜀皇帝的生活品味也渐渐由俭入奢，开始纵情声色，挥金如土。据说他连尿壶都要用七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做装饰，让后来看到这把尿壶的赵匡胤颇受震撼：连溺器都如此豪华，那他的食器该用什么来做？当然，人家有钱就可以任性，只要没伤害到后蜀的经济发展，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孟昶时代后蜀真正的大问题，是军事实力的大幅度衰退，手捧着金饭碗，却没有了相应的自卫能力，这不迟早要挨揍吗？

孟知祥开国时的后蜀军队是很有战斗力的，在他提拔的赵廷隐、李仁罕等名将指挥下，这群虎狼之师逼杀了夏鲁奇，赶跑了石敬瑭，又在鸡踪桥一战摆平董璋，这才雄踞蜀地，称号建国。等孟昶继位，用了种种手段将这些老将们或清除，或排挤，虽然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强的合理性，但问题是孟昶有没有能力挑选合适的新人，来顶替老将们留下的空缺呢？
我们就来看看被孟昶看中的两位“大将之才”吧。
第一位，叫王昭远。这王昭远本是成都的一个孤儿，出身贫苦，被一名法号“知諲”的和尚收为侍童。孟知祥入主成都时，在官衙大办法事斋僧，王昭远随知諲和尚参加。孟知祥见这小童聪明伶俐，就将他要了过来，充作孟昶的侍读书僮。于是，两个少年一同长大，长期相处让王昭远成了孟昶最信任的人之一，孟昶一继位，给王昭远安排了一个卷帘使（就是《西游记》中沙悟净担任的卷帘大将）的职务，这个官职虽然不算高，但一般都只有皇帝的绝对心腹才能担任。等孟昶罢免了最后一个元老枢密使王处回，想提拔王昭远，但考虑到他既无功劳又无苦劳，就打了个折扣，让王昭远担通奏使、知枢密院事。也就是说，王昭远虽然不是枢密使，但代理枢密使的工作。同时，国库里的钱财，随便王昭远支取使用，从不过问。
掌握了后蜀的军事与财政大权之后，没有功绩也没有资历的王昭远知道很多人看不起自己，所以他很想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日常苦读兵书，三句话不是“下大棋”就是“大战略”，着力塑造自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士人设。作为同窗密友，孟昶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见识基本与王昭远相等，所以他相信王昭远是有这个才能的，只是还没有机会一展身手而已。因此，孟昶不断给王昭远授予要职，先后加授永平节度使、宁江节度使等。李太后不放心，找了个机会提醒儿子：“王昭远这个人夸夸其谈，不可大用。”但孟昶这次没有把老妈的话当回事，依旧重用王昭远。

有了王昭远这个成功的榜样，自然就会出现向榜样学习，力图复制成功经验的后来者，于是一个叫赵季札的人出现于史册。关于赵季札的记载没王昭远那样详细，只知道他完全复刻了王昭远纸上谈兵的卓越才华，一张口就是文韬武略，粪土当年万户侯，仿佛他距离出将入相，留名汗青，就只差一次战争了！
正好，战争临近了。就在王朴写下《平边策》之前一个月，后蜀方面已经感受到后周王朝准备“平边”的压力，孟昶特别派遣在他眼中精通军事的客省使赵季札前往陇右，巡视边防。赵季札到了陇右，与秦州的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和凤州刺史王万迪相见都不太愉快，于是等回到成都，赵季札上奏说：“韩继勋、王万迪二人均非将才，只靠他们肯定挡不住后周军队。”孟昶一听很着急，那么谁才可以替我守住陇右？赵季札一拍胸脯，大义凛然道：“值此国难之际，还是让我来出镇雄武吧！”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三月，也就是柴荣命向训、王景、昝居润等讨伐后蜀的前一个月，孟昶任命赵季札为雄武监军使，从禁军中抽调一千精锐给他当亲兵，要求他尽快前往秦州布置防务。光一个赵季札仍不足以让孟昶放心，随后，后蜀皇帝又让王昭远视查北境，加强对后周的防御。这两大“将才”都派了出去，应该没问题了吧？

也不知是不是想展示一下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赵季札一点儿也不像他的主君那么着急。这位新任的雄武监军，出了城带着妓妾，吃着火锅唱着歌，在沿途官员的迎来送往中，走走停停，缓缓而行，完全看不出一丝战争临近的样子。
但后周军队不会等他。五月一日，王景率领的后周军通过大散关，进入后蜀的境内，然后旗开得胜，攻陷了后蜀军队设在边界上的黄牛等八个军寨。也许是瞎猫路走多了，就会有机会碰上死耗子吧，在重用赵季札的同时，孟昶也有一件做对了的事。他在凤州设置了威武镇，以王环为威武节度使，赵崇溥为威武都监。在面对后周大军压境之时，王、赵二人并没惊慌，他们一面利用有利地形据险而守，暂时阻止了周军的继续推进，一面向成都告急，请求援军。
周军入境的战报传入蜀地时，磨磨蹭蹭的赵季札竟然才走到紧挨着成都的汉州德阳县，这里距离成都仅一百四十里，距离他要去上任的秦州却有约一千六百里！也就是说，赵季札估计是属蜗牛的，他在前往秦州上任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平均日行仅3.5华里，等周军入境，他还没有走完全程的十分之一！

更离谱的是，这还是一只一有风吹草动就缩进壳里的蜗牛。赵季札听说周军如何凶悍，前线输得有多惨的传言后，心态瞬间崩塌，由踌躇满志转为惊慌失措。他不敢再往前走，紧急上疏，请求辞去雄武监军的职务，回成都面奏边事。然后赵季札自己停留在德阳，同时，先派人将妓妾与路上收获的钱财送回家。
孟昶万没想到，被自己看中的赵季札竟然会如此不中用！没办法，后蜀皇帝只好紧急调兵遣将，在五月十一日，以捧圣、控鹤都指挥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左卫圣步军都指挥使高彦俦为招讨使，武宁节度使吴彦珂为副，客省使赵崇韬为都监，统兵北上救援秦、凤。
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蜀军将领。主将李廷珪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过，他从七岁起就跟随孟知祥，虽然是蜀军旧人，但将才并不出色，当然比王昭远、赵季札还是强得多！孟昶曾派李廷珪去支援造后汉朝反的赵匡赞，被后汉军打败。高彦俦也是孟知祥的旧部，论资历、能力，其实都比李廷珪还要强那么一点儿，但可能正因为资格偏老，孟昶不太愿意委以重任，这次用他，实在是有点儿情况紧急了。赵崇韬则是名将赵廷隐之子，骁勇有父风，也算是一时之选，不知孟昶如何能想到？

看看赵季札的死人头，颇让人有一种不祥之感。虽然援兵已经派出去了，但仅凭自己的实力，孟昶实在不敢对蜀军的胜利期待太高，还是尝试一下摇人吧。于是孟昶派出两拨使节化妆成客商，分别走小路前往太原和金陵，请求与北汉、南唐联手，共同对后周开战。
北汉世祖刘崇已经在显德元年十一月，也就是柴荣从太原城下退兵的五个月后病逝，皇位传给了他的次子刘承钧，刘承钧改名刘钧（本文沿用刘承钧原名），后世称之为北汉睿宗。刘承钧登位之时，北汉国力已经十分贫弱，并不具备再次与后周开战的底气，所以他虽然在面见后蜀使臣之时，答应出兵，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论国家实力，南唐比北汉要强得多，但南唐皇帝李璟之前可是发过誓的：“将终生不再用兵”，而且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也已经上了柴荣的狩猎名单，还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所以同样用放鸽子的态度来对待后蜀的求援：“好的，我大唐一定会出兵！”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孟昶的外交努力就这样失败了。在后周进攻后蜀期间，列国中没有一个出于约定，或者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出兵帮后蜀一把。每一国都觉得：只要后周大军的刀还没有砍到自己脖子上，那就和自己无关！回想唐末群雄争霸时，那种种精彩纷呈的攻守同盟、捭阖纵横，此时列国的掌权人大多得过且过，基本看不到积极进取的活力。
不过，尽管孟昶没要来援兵，但由于周蜀边界地形险要，后周军队的进攻并不顺利，直到李廷珪等率领的后蜀援军相周军相遇时，前线的位置依然在凤州以北的威武城附近。六月五日，周军主帅王景率部与蜀军主帅李廷珪战于威武城之东，结果居然还是蜀军小胜，俘虏了周军排阵使胡立。这次小会战的消息传回开封，后周朝廷舆论大哗。有朝中宰相认为：大军出师两月有余，却没有什么战果，且路途遥远难行，军粮输送不易，与其就这样看不见尽头的耗下去，还不如早点儿收兵结束战争。
柴荣听了很不高兴：“我欲一统天下为一家，可朝廷的教化就连近在咫尺的秦、凤之地都不能波及。如今大兵已出，却无功无返，朝廷丢不起这个脸！”当然，面子的事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一战究竟能不能打赢？柴荣决定派一个比较懂军事的亲信去一趟前线，调查一下实际情况，再作定夺。

于是在七月间，赵匡胤受命前往视察前线，与王景、向训等会面。随后，赵匡胤迅速返回，向朝廷奏报：秦、凤之地，必然可取，不建议撤军。这个报告正合柴荣心意，也暂时平息了朝廷内的反对声浪，大家团结一致，全力支持前线作战。
在前方，由于双方一时都找不到对方的破绽，战事相持至九月，仍没有太大进展。那赵匡胤凭什么认为周军一定能够攻占秦、凤呢？因为我看不到赵匡胤报告的原文，只能猜想其中的关键，可能是秦、凤二州的地理位置。凤州差不多就在连接关中盆地与汉中盆地的陈仓道中间，远离富饶的四川盆地，换句话说，此地距离后蜀的粮食产区，比后周方面更远，路更难走！周军遇到的补给困难固然严重，但蜀军那边只会更严重！秦州就更不用说了，它还在凤州以北，蜀军如果在凤州都坚持不了，秦州便更无希望。
果然，李廷珪先沉不住气了，他决定主动出击，要赶在己方军粮接济不上之前，去断了周军的粮道。蜀军的反攻将兵分三路行动，计划如下：
第一路，派先锋都指挥使李进占据马岭寨（疑在凤州东北），迫近周营，吸引周军的注意力；第二路，派一支偏师出东面的斜谷道，虚张声势，做出威胁后周后方的关中盆地的态势；第三路，派染院使王峦率兵五千出唐仓（凤州北），绕到周军大营之后，截断周军的粮道。

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蜀军刚刚行动，情报就泄漏了。王景将计就计，派偏将张建雄率军两千，先行堵住王峦军迂回的必经之地黄花谷，再派精兵千人出唐仓，等王峦军通过后设伏于道路两侧。王峦进至黄花谷谷口，发现周军早有准备，狭窄的地形又让蜀军有限的兵力优势无从施展，蜀军尝试攻击，但根本打不过去。王峦见取胜无望，又担心后路有危险，只得命全军沿来路回撤。周军乘势发起追击，蜀军且战且退，退至唐仓时，周军的伏兵发动，蜀军大败，王峦被生擒，五千人马全军覆没！
虽然唐仓的胜利并不算十分显赫，但却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让蜀军开启了大溃退模式！王景先是集中全部兵力攻向马岭寨，原本李廷珪把自己的兵力分成三份使用，就使每一份在面对周军全力进攻时都处于兵力劣势，这时又刚刚得知王峦军全灭的噩耗，军心震恐！于是在周军主力的威压下，李廷珪亲自统率的马岭寨守军不战自溃，一路南逃，过凤州而不入，一直逃到青泥岭（四十四年前刘知俊大败王宗侃之地）。周军乘胜再追，包围了凤州。
这时，出斜谷道的东路蜀军刚刚进至一个叫白涧镇的地方，得知西路蜀军战败，他们也完全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勇气，急忙后撤，并且在后撤中崩溃。后蜀的雄武节度使韩继勋，得知本方大军在凤州附近战败，已退守青泥，不由大惊：如此一来，自己防守的秦州不就孤悬于外，沦为死地了！这位由医官升上来的节度使哪能应付得了这样的危机？惊慌之下，只好先救自己，抛下自己的职责，从小道逃回成都。后蜀方面（可能是李廷珪）得知韩继勋不战而弃重镇，急命高彦俦率军急奔秦州，代替韩继勋防守雄武。

但高彦俦终究晚了一步。韩继勋逃走时，被他留下来背锅的，是节度判官赵玭。赵玭是澶州人，亲戚宗族全在北方，原本是契丹入主中原时，被迫随何重键归附后蜀，但他一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始终心向中原。乘着蜀军战败，节度使逃走的机会，赵玭召集秦州的文武官员，对他们说：“如今中原的军队强劲，可谓无敌于天下，自用兵西征以来，战无不胜！这次蜀军投入的，已经是蜀地最强的良将精兵，可在中原军队的打击下，或被杀，或遁逃，无一幸免！我们难道还要傻乎乎跟着蜀人蒙受池鱼之殃吗？转祸为福，就在今天！”
秦州父老对柴荣的请愿就此化为了现实，秦州各级文武都愿意服从赵玭，于是赵玭一面关闭城门，拒绝接纳高彦俦，一面派人向后周请降。高彦俦无奈，只得率军南撤。秦州既降，隶属于秦州的成州、阶州也望风投降。陇右四州只剩下凤州还在为后蜀坚守，但援军已经远遁，显然克城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闰九月十七日，西征军的捷报传回开封，柴荣大喜，召集大臣，设宴庆祝。席间，柴荣举起酒杯，对向他推荐王景任主帅的宰相王溥敬酒道：“边疆取胜，让陇右重回版图，这都是卿的功劳！”

虽然这次伐蜀之役只是柴荣的牛刀小试，论规模不算大，论战果也不算多，但它的成功更加坚定了柴荣将要一统天下的信心。在与诸臣饮宴时，后周皇帝都忍不住透露出他将亲自发起一场更大战争的口风：“最近两日天气大寒，不知有多少人在受冻，朕却居于深宫品尝着珍羞美食，每每想起对百姓无功，却坐享上天的厚待，心中有愧啊！朕不能去躬耕自食，想想只有亲冒矢石，为民除害，才能勉强心安！”
与此同时，在成都则是另一番景象。李廷珪、高彦俦、伊审征等前方将领向孟昶请罪，孟昶认为他们已经尽力，全部赦免。不过看着后周军队似乎没有进一步南下的意思，孟昶致书于柴荣，请求和解。柴荣认为孟昶在国书中自称“大蜀皇帝”，是还想与大周分庭抗礼，决定不予理睬。孟昶更加惊慌，下令在剑门关、白帝城两处入蜀天险增兵聚粮，加强守备。至于还在周军围攻之下的凤州，哪还能怎么样？只能让王环、赵崇溥自求多福了。
十一月十四日，坚守了一百多天的凤州终于被后周军队攻克，后蜀的威武节度使王环、都监赵崇溥，以及五千名守军被俘，柴荣的征蜀之役才算划上句号。被俘之后，赵崇溥不肯投降，绝食自尽，王环则没能坚持下去，投降了后周，被柴荣任命为右骁卫将军。

为了给未来恢复的国土竖立一个良好的样板，让列国军民感受后周的德政，能够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统一战争，十一月二十一日，柴荣以攻心为上的原则，颁布了《平秦、成、阶等州德音诏》。诏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赦免罪犯。凡显德二年十一月以前，在秦、凤、阶、成四州（以下简称“四州”）被关押的后蜀囚犯，不论罪刑轻重，一律释放。
二、抚恤民众。在周军进攻四州过程中，当地百姓有受伤死亡的，免除本户两税及三年的徭役，另赐绢三匹作为孝服。
三、优待俘虏。在四州投降或被俘的后蜀军人，每人按其军职发给钱粮。之后，愿意留在后周任职的，多与赏赐；还想返回蜀地故乡的，也不加阻拦，并发给旅费、衣装，送他们回家。最后，多数后蜀降兵都留了下来，只有指挥使萧知远、冯从谠等共计893人返回西川。且这些人回去后都盛赞周主的仁义，这在一定程度上，间接瓦解了后蜀军队在下一次战争中的抵抗意志。
四、减免税赋。凡自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何重建归附后蜀起，后蜀在四州境内加收的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免除，只保留两税，让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四州百姓能够休养生息。

可以说，柴荣通过《平秦、成、阶等州德音诏》，努力向列国军民展示了后周王朝最好的一面，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这个工作确实刻不容缓，因为新的征伐即将开始。新的目标自不用说，正是王朴在《平边策》中定下的南唐。
当然，除了王朴的战略外，南唐中主李璟即位以来的一些不太稳重的行为，也为自己招打落下了口实。如契丹北归时，李璟曾派兵北上，有与后汉争中原的苗头，然后输了；李守贞等三镇叛乱时，李璟出兵策应，然后输了；慕容彦超反周时，李璟又出兵策应，然后又输了！除此之外，南唐使节还曾出现在辽国和北汉，与两国相约要南北夹击后周！
虽说南唐方面这一系列行为，一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给中原造成太大的麻烦，可你老这么没完没了的挑衅，让中原王朝看在眼中，也是非常讨厌的。何况还把你人菜瘾大的一面暴露无余，不打你打谁！
至于对南唐用兵的具体时间，柴荣觉得就是冬季最好！这是因为，冬季是枯水季节，河道变窄变浅，这能够削弱南唐在水军方面的优势。现在，冬天到了，对后蜀的战事刚刚结束，大周兵已精，粮已足，淮水已浅，不少河段甚至蹚水可过！那还等什么呢？出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