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刘后与仁宗之间的关系

刘后本传说：“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上春秋长，犹不知为宸妃所出，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事实果真如此吗？

仁宗是真宗唯一的合法的继承人，所以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后作为己子收养，不仅负责护视仁宗的杨淑妃与刘后关系密切，就是仁宗的乳母，也是由她的心腹担任的。仁宗乳母“林氏，钱塘人，大中祥符初，繇刘美家入宫，天禧末，皇太后内管政事，林氏预掌机密云”。仁宗一直在她的严密监视下长大，在真宗临终前更是“太子动息，后必躬亲调护，暂去左右，则继遣询问”。至于仁宗非刘后亲生的事，自然更是严格保密的。

当时正直的大臣都是不赞成刘后预政的，但在寇准、李迪被贬后，他们已不能用公开的方式来反对，只有用较隐蔽的办法，极力维护仁宗的地位。其中王曾做得较策略，当李迪被贬后，他就通过钱惟演之口劝说刘后。《长编》卷九六，天禧四年闰十二月云：“时太子虽听事资善堂，然事皆决于后，中外以为忧。惟演，后戚也，王曾说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

有人为了讨好太后，曾建议她效法武则天，为刘氏立朝。刘后虽未采纳，但她在礼仪、服饰等方面处处拟于天子，甚至要凌驾于仁宗之上。如皇太后的乘舆名曰大安辇，出入鸣鞭、仪卫及侍卫诸司应奉，悉如皇帝乘舆。有一次与仁宗同幸慈孝寺，太后欲以大安辇走在皇帝前头，为参政鲁宗道谏止。在谒祭太庙时太后穿应由天子服用的衮冕。天圣五年元旦，仁宗欲先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即向太后跪拜祝贺，然后御天安殿受百官朝贺。太后表示谦让，王曾乘机说：“陛下以孝奉母仪，太后以谦全国体，请如太后命。”仁宗不听，于是上太后寿的仪式照样举行。到了天圣七年的冬至节，仁宗要再次率百官上皇太后寿。秘阁校理范仲淹上奏说：“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入，不报。不久仲淹又奉请皇太后还政，亦不报，遂乞补外，寻出为河中府通判。那时，仁宗已经成年，照理说可以亲政了，但太后贪恋权势，始终没有还政的意思，凡是要求还政的，多遭贬黜。如滕宗谅、刘越等均因此贬外。刘太后去世前仍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同裁制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入白执政曰：‘上春秋富，习知天下情伪，今始亲政事，岂宜使女后相踵称制乎！’遂罢预政”。

这里所说的执政是指宰相吕夷简，此人十分机智圆滑，老于世故，很善于处理两宫之间的关系，使太后和仁宗都觉得他是忠于自己的。有这样一件事，“初，荆王子养禁中，既长，夷简请出之。太后欲留使从帝诵读，夷简曰：‘上富春秋，所亲非儒学之臣，恐无益圣德。’即日命还邸中。”按荆王元俨为太宗第八子，真宗之亲弟。《宋史》卷二四五《周王元俨传》云其“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仁宗冲年即位，章献皇后临朝，自以属尊望重，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假如真宗没有后嗣的话，那么最有资格入承大宝的，就是荆王或其子息。太后将荆王子允收养宫中，未始没有此意。吕夷简建议令允出宫，有免除后患的意思，也就是维护仁宗地位的一种措置。

明道元年，仁宗生母李宸妃去世，“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于是以后服殓宸妃，用水银实棺。果然，在太后死后不久，就有人告诉仁宗他的生母是李宸妃。仁宗在改葬宸妃时发现是以后礼入殓的，才没有为难刘家，人们都佩服夷简有远见。

“初，刘涣上疏请太后还政，太后怒，使投岭外。属太后疾革，夷简请留之。至是，涣以前疏自言，帝擢涣右正言，顾谓夷简：‘向者枢密院亟欲投换，赖卿以免。’夷简谢，因曰：‘涣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则太后必疑风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简为忠。”这固然是夷简自辩之词，但也有一定道理。仁宗如真的和太后闹僵了，对彼此都不利，并将引起政局的动荡不安。史家王称认为吕夷简能够调和两宫的关系，弥缝其间是他最大的功劳。他的作用“乃在于处仁宗母子之际，使人无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制治于未乱，朝廷以之安静，公卿大夫亦赖以无祸”。

刘太后称制期间，仁宗只是个傀儡。他表面上对太后十分恭顺，实际上内心是不满的。他曾对章得象说：“向者太后临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识之。卿清忠无所附，且未尝有所干请，今日用卿，职此也。”仁宗亲政后，立即将两府大臣来了一个大换班，罢免了太后所亲信的枢密使张耆、夏竦，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陈尧佐、晏殊等；另外换了一批人接替他们的职务，其中就包括刘后的老对手李迪。过去因得罪太后而遭贬斥的朝臣都受到升擢、奖赏，如因请求还政被贬的范仲淹、滕宗谅被召还分任右司谏和左正言，刘越已死，也受到追赠。台谏曹修古等因上章极谏刘从德死后恩典太重，忤太后而被贬，仁宗心里是不以为然的。富弼追述此事说：“庄献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贬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庄献才往，陛下立行召命，优与恩奖，复处宪署。修古虽死，厚加赠典，如此者，盖陛下怜其忠耿，不避祸难尔。”

最足以说明仁宗态度的一件大事，就是寇准、周怀政一案，得到彻底昭雪平反。《长编》明道二年十一月辛未条有：“寇准以谪死，既十一年。庚寅赦书，始复太子太傅。甲戌，赠准中书令，复莱国公……仍令赍诏赐其家，祭酹之。又赠左骐骥使、英州团练使周怀政为安国节度使。”次年，因应怀政之弟内侍押班周怀信之请，降黜杨崇勋，取消了他平章事的官衔。时杨怀吉已死，于是贬黜其子弟，以示惩罚。

当时追斥太后垂帘时政令的很多，范仲淹进言说：“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诏不许再议论太后的政事。只要在实际施政上改弦更张就够了，不必对太后的过失多加张扬，这样不仅保护了太后的令名，也成全了仁宗的孝道。这应该说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范仲淹所说的“大德”是指刘太后始终没有自己称帝，仍维护了仁宗的地位。《宋史》卷二八六《鲁宗道传》称：“章献太后临朝，问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对曰：‘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后默然。时有请立刘氏七庙者，太后问辅臣，众不敢对。宗道不可，曰：‘若立刘氏七庙，如嗣君何？’”可见刘后未尝没有效法武则天之意，但宋朝毕竟与唐代不同，大臣中始终有人明里暗里反对，使刘后不能不有所顾忌。王曾所说“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就是对她的一个警告。因此富弼说：“昔庄献临朝，陛下受制，事体太弱，而庄献不敢行武后故事者，盖赖一二忠臣救护之，使庄献不得纵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实忠臣之力也。”

刘后的母家地位卑微，刘美父子并无才能，去世亦早，虽倚仗刘后的恩宠而安享荣华富贵，但并未能造成外戚擅权的局面。随着刘后的去世，刘家对皇权的侵犯、威胁也就成为过去了。

作者李涵是女的。

难得见到扒皮刘娥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