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这个故事，我不知道该用第一人称“我”，还是用母亲的名字直接来写好，想来想去，总之本着写清楚为原则吧。思绪有点乱，就像当年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回老家崇明，坐火车三天两夜，一路倒车一路呕吐，终于昏头昏脑到了上海，只记得先到崇德路，半夜里上了姨姥姥家的阁楼，第二天又昏头昏脑乘上了船。
这是趟由@上海 去@崇明 的渡船。那年是1965年。这也是我第一次去母亲的老家崇明。之后陪母亲又回过几次崇明。尽管我不像姐姐妹妹们曾在崇明外婆家长大，但我还是对崇明充满好奇和熟知。因母亲常把崇明挂在嘴上，母亲的故事就成了崇明的故事了。还是先从1965年说起吧。那年我和姐姐随母亲回崇明

01 崇德路的弄堂
其实，1965年我和姐姐随母亲回崇明时我才两三岁，姐姐才四五岁。可想而知，所有的描写都应该是从姐姐和妈妈嘴里听来的。六十年代的冬天，上海火车站站台上，车窗外两个边跑边往车窗里瞧的小伙子急急地喊着：“到了到了，昵家昵家！”妈妈高兴地抱了我拉着姐姐，向窗外招手。两小伙子，是妈妈的表弟，也就是妈妈在上海崇德路姨妈的儿子。大表弟高兴地几乎是喊着：“昵家，不，应该叫二姐才对，你这一走就是十几年，肯定说了满口普通话了吧？呦-——两个小外甥都这么大了。” 喜欢说话的我们叫他阿福舅舅，小舅舅阿忠话少点，呵呵地笑着。妈妈是表姐妹兄弟中最直率的，自然大家都和她话多些。先乘三轮车到崇德路。总是这样，妈妈1953年只身离开崇明和上海时，也是先到达上海崇德路，然后由她的姨夫送到火车站，一个人乘上了去山西太原的火车。那年她十七岁，手里带着最大的东西是姥爷给她的一只皮箱。阿福舅舅们送妈妈到达崇德路后，妈妈急着一进弄堂就喊：“姨妈，吾一歇歇就要跑了啊，吾妈还在家里等着呢。”姨妈早就做好了米粥，不慢地说：“急啥莫日，住一晚再到崇明去。”然后大家围着妈妈，其实是围着我和姐姐逗啊逗。妈妈从小就是众多姐妹兄弟中性子最急的，哪能等着在上海过夜，急匆匆吃一顿饭后就让舅舅们往十六铺码头送。姐姐对崇德路姨姥姥家的弄堂是最熟悉不过的，以后一说到这里，姐姐第一句话总是刷马桶。我说：“那年你也是第一次回老家呀，不是说妈妈没在姨姥姥家住么，你怎么见到的刷马桶？”姐姐总是自信地说：“刷了，见了，没见的话我能说？”姐姐的话很坚决，我自然就养成了一向不怀疑的习惯了。崇德路弄堂里早晨唰唰唰一片刷马桶的声响才是我们第一次回老家的记忆。

02 小皮箱
“妈，当时你一个人去太原，真的就你一个人？一个人在路上倒两次火车？”我们不知道多少次这样问母亲。母亲说：“就是我一个，还有谁呀！那时候，十七八岁从来没有出过门，我父亲给我一只小皮箱，身上只带着从镇上开的介绍信，还有中学毕业证，倒了两次车，好像一次是德州，一次是石家庄。我父亲先给柳道南写了信，告诉几号到，然后柳道南接。” 母亲所说的柳道南是老家远近闻名的医生，解放前是地下党，以医生职业作掩护。解放后不知怎么到了北方。他说北方内地需要招人，就给家里来了信。这之前，刚解放时，柳道南一次回崇明，偶然在小桥上看到放学回家的母亲和同学们，就不禁回头自言自语道：“这是谁家的姑娘，长得这么漂亮？”之后就给家里来了信，希望母亲能走出小镇，去参加工作。母亲随身带的小皮箱，是真皮做的，很轻但很坚硬，敲上去嘭嘭作响，就像一面小鼓。母亲一路火车终于于1953年秋冬到达太原火车站。下了车，结果没人接。等两个钟头后，她干脆自己按信上说的出了站。乘了辆毛驴车往西走了。驴车过汾河，没有见上桥，直接从河床上走过去了。我问母亲：“当时汾河上不是有一条据说是日本人修的洋灰桥么？”母亲说：“记不清了为啥，那天也正好没什么水，反正忘了。” 每每说到这里，母亲总会要生气地加一句：“那毛驴车过汾河时，还差点把我的皮箱弄掉下去。真是缺德了。” 母亲满小皮箱的东西里，放在最底下一个信封里的是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中学毕业证和镇里开的介绍信。镇是崇明县新湖镇，中学是大兴中学。

04 夜里的小河与荷花
母亲总是懒得说那些小时候的事，我们不问，她很少主动提起。相比之下，倒是姐姐比母亲善于表达。第一次和姐姐随母亲回崇明的印象，我只留了一点崇德路记忆，而姐姐却说起来可以滔滔不绝。因她和我第一次回崇明后就独自留在了崇明，一直到两三年后才离开崇明。她那时八九岁。姐姐再与我们见面时是在北京。那年是1967年的秋冬，爸爸在北京去世了。没有文革，爸爸不会过早地离开我们。我六岁的样子，被姨妈来太原接到北京，在一间四合院的平房里我见到了几个月没见面的母亲。母亲很消瘦，几乎判若两人。姐姐也出现在那里，是小阿姨从上海崇明送来的。大人们还沉浸在悲戚中，但不长时间，我和姐姐就开始悄悄地由生疏到讲故事了。姐姐几次讲到她印象里最深的一个故事，便是夜里的新湖镇往北，通往姥姥家纵横交错的小河沟里，一到晚上，河里的那些野荷花会出来吓人。每次一听到这里，只要被母亲听见，她也会说：“我们小时候也听说过，不过那些都是大人们瞎传说的。”姐姐却执拗地说：“就是真的，阿姨她们说还有人亲眼见了。” “真的？见到什么了？”我总是即害怕又好奇地想让她重复讲那条晚上的河。姐姐就会煞有其事地重复道：“有人亲眼见了，晚上外面特别黑，河沟里的野荷花一看见有人从路上走过就会把荷叶升起来，那些野荷花在黑夜里却特别好看，可是，只要人一去摘它，野荷花就会一下把人拉下河里了！” 这个晚上河沟里野荷花的传说，总是让人欲罢不能，即怕听又想听。六十年代的崇明到处是河沟和湖泊，虽然湖不大河不宽，但让我们这些出生在黄土高坡的孩子充满向往。房前屋后乡下镇里，一片片的小湖和河汊，在太阳下闪着亮光，晚上则泛着月色。

06 吃饭
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崇明叫公公。公公是十里八乡甚至新湖镇上都有名的写字好的人。公公常由闸北回崇明。回来了，拉着脸对姥姥说话：“小囡要那么多住啥呀？给了东嘎让廊，已经有两个女孩了，要那么多住啥呀？”其实他怨气是嫌姥姥老是生女孩。姥姥低眉善目地呐呐地，想辩解但声音却很低：“吾养的呀，不要你操心的。” 他们说的话都被躲在旁边屋里的母亲和姨妈听见了。母亲急切地对姨妈说：“嗲嗲要把妹妹送人了，我们快点吧。”其实她和姨妈能想出什么办法呢，的确想不出什么办法。公公是这个家说一不二的人，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谁也阻拦不了。姨妈犯愁地小心翼翼低声说：“别让嗲嗲听见了，听见了又要骂我们了。” 公公一走开，母亲和姨妈就跑到姥姥跟前，拽着姥姥的衣衫求情：“吾妈吾妈，弗要把妹妹送人呀，妹妹才不到两岁呀，吾妈吾妈快和嗲嗲说说呀。”姥姥也只能一脸愁容地赶紧说：“知道呀，奥扛呀，别让嗲嗲听到了，听到了非打你们筷头不可。” 到吃饭的时候了，公公依然阴着脸先端起碗吃自己的。母亲倔强地也去盛饭，想夹盘里的鱼，突然被公公劈头一筷子打下。公公也不吭声，瞪起一双扣进去的眼睛瞪母亲一眼，继续吃自己的。姥姥不做一声，等公公吃的差不多了，才夹起剩下的鱼放在母亲和姨妈碗里。才不到两岁的小姨终于还是被送了人。母亲和姨妈难过地在姥姥面前流泪，母亲不住地埋怨姥姥，姨妈只是流泪。姥姥更是泪水涟涟，她的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是：“好在送去的人家是沈宅廊的，总比送给不认识的要好。” 

08 芦箕
崇明有一种象甘蔗一样的东西，比甘蔗细，绿杆，穗可以做扫帚，和北方的高粱有点像，很甜。上海叫甜芦粟。而崇明叫芦箕，反正母亲发音是芦箕，怎么写不清楚。夏秋，多雨的季节。母亲坐在湿漉漉门槛旁，呆呆地望着滴答不断的雨，满脸惆怅。正是新学期开学的日子，母亲却病了。她看着姐姐和同学们去上学的背影，又嫉妒又没好气。她和姥姥发脾气：“吾妈，阿姐为什么上学，我为什么不能去？”姥姥怜爱地叹口气，安慰道：“抝急，等些些病好了你就可以去上学了。” 可是，母亲脾气大得很，大嚷大叫：“阿姐的书包为啥子要新买呀，吾也要新个。”姥姥只能软声细语地安慰母亲：“珍郎是要准备下学期去上海上学的，她...” 但母亲有点蛮不讲理：“吾也要到上海上学！”姥姥脾气是最好的，听着女儿的话，只能长吁短叹。母亲恼怒地把竖在门里的一捆芦箕用脚踢翻，散作一地。 阿姐下学了，母亲故意把散在地上的芦箕踢在阿姐身上。阿姐是从来让着她的。但母亲开始不依不饶，故意找茬。她将嚼过的芦箕渣吐在姐姐腿上。阿姐不满地说一声：“做啥呀？” 这下，反倒惹恼了母亲，她突然跃起，伸手一把抓住阿姐的头发，开始连骂带打。两姐妹的打架，总是以母亲占上风结束。不但如此，母亲还要在姥姥面前告状。 这是一个芦箕郁郁葱葱，堆满堂屋的季节。母亲几乎是在雨水涟涟的屋檐下度过的。母亲耽搁了一个学期。 这年的秋天，晚上，从南面的天边总是传来稀稀拉拉的枪声，入了深夜，南面伴随着越来越急的枪炮声。这夜，有人在屋后的窗户上敲窗户。姥爷已经从上海回来。姥爷大着胆子开了后门，进来几个穿制服的人，有男有女。母亲后来说，那些人是解放军。解放军中一个女人动员姥爷跟他们走，因为姥爷能写会算。但姥爷没走。母亲总是惋惜地说，如果姥爷跟着走了，或许早就成了大官了。

11 想家
那个被母亲称为南京人的女孩是新分来的护士陆萍。陆萍与几个姑娘一同分到了太原的这个兵工医院。这批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人刚来没多久，医院新院址就落成了。搬过去后，医院改成了医学院附属河西医院。这是一个处于太原郊区的新医院。全新的医院住院楼和两座全新的宿舍楼。母亲和陆萍们都住在院里的一个集体宿舍里。集体宿舍是筒子楼，母亲和陆萍几个住一间。十八九岁，一同上班，一同下班。回到宿舍说说笑笑，没几天姑娘们彼此就很熟悉了。母亲和陆萍的床挨着，说起都来自南方，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陆萍戴着近视眼镜，嘻嘻哈哈地问母亲：“沈维珍，唉，你怎么就来了北方呢？是分来的还是熟人介绍的？” 母亲有点不自然地说：“熟人也介绍，也算分来的。”母亲来自乡下的崇明，在来自南京大城市的陆萍面前有一点点不自信，话不多。陆萍又说：“崇明这地方，我好像只是在课本地图上看到过，很小一点点。离得好远了！”陆萍说话的语气有点夸张，“其实，崇明原来是江苏苏北的，根本算不上上海，解放后才新划到上海的。”陆萍的话里有点不屑的意思。母亲张张嘴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母亲直到高中毕业前，一直没离开过崇明。尽管她的父亲一直在上海闸北店铺里工作，但的的确确自己从小就生活在新河镇的乡下。十八九，二十岁的人，都是虚荣的。陆萍又开始夸耀自己的南京：“我们南京好大呀，光是马路就数不清，有的地方比上海还要古老悠久。”陆萍故意用了两个显得文绉绉的词汇。旁边有人马上打断她：“你们你们南京，有啥好？南方都没啥好，一天到晚下雨，没完没了，湿乎乎潮乎乎的，被子一年到头就没个干的时候。”说话的人一口山西话。陆萍不服气：“北方太干燥了，你看我嘴唇到现在还是干裂着。”其实这也是母亲最头疼的。冬末初春，来自南方的两个姑娘开始了既新鲜又苦恼的生活。刚解放的日子是令人们激情奔放的。这年的春节来得很晚，母亲和陆萍以及新来的年轻护士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不回老家过年。中午下班的时候，安装在宿舍中央电线杆上的大喇叭猛然响起，开始每天都重复播放的歌声。姑娘们随着歌声哼唱着走进宿舍。陆萍突然问别人：“沈维珍没见啊？唉，她加班呢？”有人说：“做好事去了。”陆萍从窗户望出去，只见沈维珍手里拿着一把扫帚刚刚出了宿舍楼门。陆萍嘟囔一句：“嗨，团里面刚开了会就这么积极，积极分子！”说着，也放下碗筷追下楼，手里也提了一把扫帚，追上沈维珍小声埋怨：“维珍，积极分子，大过年了，医院里不让回家，还要做好事...，我真想家。”

13 油炸糕和年糕
同宿舍的姐妹们争抢崇明年糕的同时，不忘关于山西油炸糕和崇明年糕的争论。母亲原来已经说腻了崇明年糕，这时显得安静了许多。陆萍嘴里吃着年糕，却不停地叨叨：“其实啊，崇明年糕还是不如我们南京年糕好吃，南京年糕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是那种过去皇家才有的贵族的味道，不像崇明年糕有一种土气，也难怪上海人叫崇明人是乡下人......”
说这些的时候，陆萍并未停止嘴里津津有味的吧几声。母亲想争辩但终究没吱声，不是母亲不想说，而是懒得说。因为她知道陆萍就是这样没心没肺，陆萍没有坏心。这是母亲与陆萍头碰头床挨着床在一起近一年的印象。不过，别人不愿意听了，缩在房间一角的王存花憋不住冲陆萍来一句：“你们南京，啥都是你们南京，你们南京有啥好？国民党老巢，典型的腐败。”不冷不热，把陆萍焉得够呛。别看是南京人，嘴巴吧唧吧唧的，平时话多的要命，但就王存花这么一句，让陆萍半天没反应过来。陆萍最后想半天才挤出一句：“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又没说你。”
王存花还是不紧不慢：“奥，你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句更是让陆萍不知所措了。不过，王存花看出了陆萍的紧张神情，赶紧说：“我不是说你有思想问题，是说着玩的。”王存花还是不紧不慢。而且还加一句：“陆萍，我没有坏心，不是害你啊。大家也别出去瞎说啊。”
这是解放初期的1954年，母亲常回忆到，王存花就是那样，也没坏心。同屋的年轻姑娘们都很单纯。但如果放在后面几年的话，陆萍的这些话就会吃不消的。王存花没忘记夸山西油炸糕的香美：“俄们山西油炸糕可比你们南方年糕好吃多了，今年过年饿也没回成家，没有给你们带来点油糕，下次要是带来，你们一吃就知道了，非把你们吃美不可。”王存花其实就是太原近郊人，但领导不让回家，也照样回不去。
陆萍一听又说到年糕，话又多了：“山西的年糕，我知道的，油炸过后，当时是好吃点，但是那些油太大，受不了，吃不消吃不消的。”
母亲一直沉浸在想家的思绪里，这时也想为南方年糕辩护几句：“对，南方年糕没有油性，吃了不腻。”
这时，王存花有点讪讪的，不再说什么。陆萍像获得胜利般高兴地跳起喊着：“南方年糕胜利了，山西油炸糕败了。嗷嗷！”
这时，推门进来一个姑娘，跟着嘻嘻哈哈到：“陆萍，你就不拍老鼠啊，哈哈哈。”陆萍把头一撇：“那有什么，不怕！” 推门进来的是刚下二班的外科护士李桂芝。李桂芝是东北人，快人快语。大家都知道陆萍和母亲沈维珍这些南方人都发憷北方的老鼠，尤其是陆萍，一听老鼠就会赶紧钻进被窝儿。
王存花在角落里，笑道：“嘿，就是，小心晚上老鼠钻进被窝儿啊。”大家开始哈哈笑。
陆萍对母亲沈维珍悠悠地说：“我得先睡了，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还没等母亲说什么，正在铺被子的陆萍，就在她一掀起被子的霎那间，突然“啊——”惊叫一声，“老鼠！”
大家哈哈笑做了一团。

14 大姐
第二天一下班，母亲伏在小桌上写信。她是写给她的大姐的。崇明把大姐叫做“督家”，或者“独家”。从字面上看，怎么理解都可以，比如理解成“监督家里”，“独立的一家之子”。反正听上去有点怪但有道理。不过，在母亲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姨妈身上，的确有一种一家之长子的意思。
“大姐，距上次去信后，虽然才一个星期不到，但是我还是很想你。主要是想请你给我出出主意。”母亲写到这里，停下来，眼睛望着窗外出神。“大姐，你可能最近很忙，不过还是请你百忙中帮我出出主意。我近来很茫然，医院里陆续有到卫校和其他学校学习的机会，但要两年呢，时间太长了。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但如果要去了，学完回来也许会失去好多东西。”写到这里，母亲犹豫了。会失去什么呢？显然是失去医院对年轻人的考验。她想到这里，继续写到：“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干工作，都想早日加入共青团。这时候，要是争着去学习，势必会影响到入团的。”
母亲的信很长，最后不忘问道“听嗲嗲信里说，未来的姐夫是个老布尔威斯克呢，很为你高兴！祝你们幸福。什么时候领回崇明让嗲嗲和吾妈见见啊。对了，还听说，弟弟也想去鞍钢工作，真要是去了那有多好啊！”
母亲的“独家”收到信后，已是一周以后了。姨妈边看母亲的信，边不住地埋怨到：“这个维珍，怎么这么傻呢！先上学啊！不上学哪行呢。”当然，五十年代，要让姨妈说出为何先上学的理由，姨妈也说不出来太多。其实，姨妈是全凭直觉。姨妈的高中是在上海女子中学读的。一毕业就去了鞍钢。用母亲的话说，是姨妈受了其同学支援内地的影响。不过，姨妈珍郎在信里劝母亲先上学后，不忘补充了一句：“维珍，这个话你不要对别人讲，要服从领导安排。克服困难，争取学习工作两不误。”姨妈这时候，俨然成了决定母亲未来命运的主心骨。姨妈刚写完信，正好门开了，进来一个瘦消高个子男人，刚毅的脸上微微露着笑容。姨妈有点不好意思，说：“吓我一跳，你进来也不瞧瞧门。”这是姨妈的对象林建。
林建一向有点严肃，从来不会开玩笑：“又给家里写信？”姨妈说：“不是，是维珍。她在犹豫到底是先上学还是先工作，苦恼呢。”
“有什么可犹豫的，服从组织上安排呀！这还用问！”林建是军人出身，说话向来这样。不过，姨妈大概了解林建，林建心很好。
姨妈说：“我其实主张维珍先去上学，不学习怎么行？”
林建口音里混合着一些南方音，他是江苏人，但多年打仗在外，口音已经成了四不像：“你不能这么告她，应该是服从组织安排！”
姨妈觉得林建这点虽然犟得很，但林建很正统。姨妈相信他

（《回崇明》连载） 15 牵挂
姨妈在家里小名叫珍郎，其实大名叫沈娴珍。姥爷姥姥叫她珍郎，无疑是希望第一个孩子是男孩，而未能如愿之下的心理安慰。珍郎姨妈的确也是不负父望的。姨妈与林建说了一会儿大妹妹维珍的事儿，又说到：“我弟弟良华也刚来了信，急着要来东北上班呢。”姨妈说着用急切的目光望着林建。林建用一双大手哗啦几下短发，嘴里使劲吸口气说：“啊呀——，良华这么急呀，我刚和领导说了，也不好再催啊。现在厂里是要人，但我大小是个部门负责人，首先工作上要走在前面，私事要放在后面才对。这已经是够给面子了——再等等再等等。”
姨妈有点不满地看看林建。姨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从小就这样，从不愿意也不知道为难别人。可是，对弟弟来鞍钢工作的事儿，不想耽搁。但林建也确实说的有道理。她想了想，说：“林建，要不这样，我先给弟弟回信，先让他别急，你也再抽空和领导说说，好吧。” 林建笑了。林建特别喜欢珍郎的宽容和从容。其实，姨妈也只是缓兵之计。她很清楚鞍钢铸造厂现在正大批招工，弟弟良华不但年轻，而且是崇明大新中学响当当的高中毕业生。说弟弟是响当当的高中生，是因为弟弟聪明好学，在学校里一直成绩优秀，名列前茅，在镇上是小有名气的。这点，舅舅像了姥爷。姨妈珍郎心里是有数的。也正因为此，她为弟弟不想失去机会。
姨妈等林建一走，马上就给弟弟疾书回信，中心意思是让他快点把高中毕业的证明寄来一份，待她收到后先给林建一个惊喜。让林建拿着弟弟的高中证明再去和领导说。姨妈珍郎写完给弟弟的信，马上又铺开另一张纸。她同时给大妹妹维珍写一封，以便下午一同寄出。她写到：“维珍：我觉得你还是要先去上学，虽然崇明大新中学毕业已经很不简单，但新中国建设会需要更多有志青年，我认为学习是一生的事情。当然，政治上更要上进，积极争取入团入党，做一个全面发展人。这不仅仅是因为受林建这个老党员的影响，更是祖国的需要。所以，你应该积极去上学，中专毕业后再回到原单位，那样更会在工作岗位上做出贡献。”
姨妈写到这里，抬起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沉思片刻又写到：“总之，多读书学习是我们家的家风，同时我们家成份比较高，如果再没有知识，就不会在工作上做出成绩，就距离加入党团组织的差距会更大。努力吧，在建设社会主义热潮中让我们来个竞争吧，早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 现在要是翻出姨妈五十年代写给母亲的信，一定会让人感到好笑，但那时的信就是这么写的。只是，姨妈的字里行间更多隐含了作为一个大姐对妹妹弟弟们的牵挂。

（《回崇明》连载） 17 嘿啦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全世界人民拍手笑
帝国主义害了怕呀
集体宿舍二楼靠东头一间最大的房间里，传出女孩子们整齐的嘿啦啦啦啦唱歌的声音。一会儿，门一开，灯光照亮走廊，叽叽喳喳伴着嘿啦啦啦啦的声音顿时充满这个两层的筒子楼。陆萍还沉浸在兴奋中，边拉着沈维珍的手边跳着说：“嘿嘿啦啦啦啦，维珍，我表哥刚从军政大学毕业，说要到朝鲜抗美援朝去.” 旁边李桂芝扛一下陆萍的肩膀，大声笑道：“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志愿军都回国了，还去呢？哎呀妈呀，看来陆萍一家都是马后炮呀，哈哈哈。”
陆萍撅起嘴，说：“你才是马后炮，那你还建议非唱这首嘿啦啦歌干什么？干脆直接唱《王大妈要和平》算了。”李桂芝不生气：“你知道什么呀？嘿啦啦啦啦这首歌是今年全国评选出的一等奖，王大妈是二等奖，你就知道吃了不饿，你不信咱们打赌。” 陆萍还真有点不服：“打就打，你输了请客。”“请客？行呀，就你个小南京，还敢和我打赌，今天你非输不可。你先说，输了请我们吃什么？”李桂芝的大嗓门满楼道都能听见，“是不是请我们吃你们南京的那个，夫子庙臭干呀，就上回你给我吃的，到现在我还记得呢，那叫什么呀，一股臭味，熏死人了。”说着又对一直笑着的沈维珍说：“唉，沈维珍，你说对不对？南京的夫子庙臭干，可不如你们上海崇明的年糕好吃，对吧？”
母亲沈维珍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笑笑说：“还可以的。” “什么还可以呀，别说赶不上上海崇明年糕，比我们东北的沈阳回头呢，那更是差的远的老鼻子了！哈哈哈！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地上红花开呀......”李桂芝开心的大嗓门越唱越亮。陆萍哈哈笑了，突然笑的有点止不住。沈维珍还有点莫名其妙，开始只是跟着哼嘿啦啦，直到陆萍笑的直不起腰了，好奇地问：“这有什么好笑的？”陆萍才双手叉着腰：“笑死我了，笑死我了，人家明明是天空出彩霞，她唱的是天空飘彩霞，哈哈哈笑死我了，还有，还有......”
李桂芝不以为然，依然故我地唱自己的歌，边说：“陆萍，打赌是你说啊，你别后悔啊。” “你说让谁裁判？总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陆萍终于止住笑。 “让沈维珍说，不过，沈维珍也是个五音不全，嗯...这好办。”沈维珍有点尴尬地笑笑，不过并没对李桂芝的话表现出不高兴。李桂芝就这样一向很直。李桂芝马上又说：“这还不好说？让齐志灏来裁判，他是权威。” 陆萍一听，向沈维珍撇撇嘴，又开始唱起来：“黑啦啦啦啦，黑啦啦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哈哈哈，就是李桂芝闹得，让我也跟着唱成飘彩霞了。”
这时，后面有人喊：“哎——，沈维珍，沈维珍，让你再回来一下。” 沈维珍听见了，边赶紧往回走边大声应者：“嗷——。”沈维珍紧走几步和别人挤着身子又回到集体宿舍楼的这间青年活动室。傅柄仁还在桌子旁和内科一个女护士谈着话。见沈维珍进来，对护士说：“就这样吧，你的申请书，我会很好的看的，记住努力工作，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信任。”说着望望沈维珍笑笑说：“沈维珍，来来，我正要找你谈话。”傅柄仁把留成三七开分头的头发，用手小心地拂拂，又拂拂，似乎在抚弄一个古玩宝贝，特别小心翼翼。他对沈维珍又说：“坐坐，倒是没什么，还是那个你的入团申请书的事。”
沈维珍似乎有点紧张，坐下。她这是第三次向团支部递交入团申请书了。前两次都因为家里上中农的成分问题，这次会怎么样呢。傅柄仁又将三七开头发轻轻按按，说：“是这样，唉对了，你去学习的事儿怎么样了？” 沈维珍有点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心想，前几天傅柄仁不是说，批准自己去学习了吗？

（《回崇明》连载）18 招耵聍
北方太原傍晚的时候，崇明已经早已吃过夜饭，准备困觉了。新河镇的夜饭似乎吃的更早点。母亲的小妹妹阿菊从外面进到先头屋里，看见姥姥在纺线，过来帮忙。这个被崇明称作先头屋的大房子其实就是堂屋。姥姥的纺车在先头屋的后面一间小房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那个放纺车的小屋应该叫什么。姥姥纺着线，把纺车的推档杆嘎达嘎达推得很有节奏。寂静的夜里，有了这种节奏的响声，崇明新河的乡下显得格外恬静安详。姥姥从纺车前抬起头来，昏暗的油灯里，姥姥的身影被放的很大。
阿菊挨着姥姥坐下，络着纺车下一根根粗线，嘴撅起说：“吾妈，阿哥马上要到鞍山去了，我......，”说到这里，她毫不犹豫地道：“吾妈，我也要去的。吾非去不可的。” 姥姥没理会她说的意思，而是说：“阿菊，你给吾招招耵聍呢。”招耵聍就是挠痒痒背。阿菊顺从地把手伸进姥姥背脊里开始挠。姥姥说：“你也要去，你也要去，嗷哈扛，你去了，家里哈宁干活了？”其实，姥姥是舍不得最小的女儿也离开身边。两个女儿已经离开身边，去了北方，唯一的儿子也要去鞍山，这小女儿再出去，家里怎么办？姥姥看看小女儿阿菊的眼泪开始在眼睛里打转，心疼地又说：“你去闷闷你嗲嗲。”
姥姥永远是这样，操持家里的一切家务，但决定大事，总是让姥爷拿主意。
夜，更安静了。似乎崇明永远都是最早困觉，第二天最早起来迎接岛东面的太阳。
第二天早晨，太阳果然早早出来，只是空气里弥漫着一些水汽，湿湿的。不过，崇明的雨季还没完全到来。这时，舅舅从外面匆匆进门来。边喊着：“吾妈吾妈，都家的信来了，我也把学校证明开好了。”姥姥在灶间里忙活着。这时候已早过了早饭时间，姥姥是在忙着准备姥爷中午回来的饭菜。姥爷在吃上面很是讲究的，所以每次从上海回来，总的专门给他准备一些。而且，这些饭菜一上饭桌，也总是姥爷先动筷子，别人不能先吃。当然舅舅可以吃。
舅舅把学校开好的证明拿出来，兴致勃勃地看着小姨，有点眼热她的意思。小姨这时比舅舅还着急，抢着要看。小姨也在大新中学读书，也是好学生。她一边抢着一边问：“拨吾看看，都家的信呢？”鞍山大姐的信，其实才是阿菊最牵挂的。终于把大姐的信抢过来，阿菊展开信，急急地看着。她急切地想看到大姐对自己是怎么说的。突然，终于她看到大姐信里说到一句“阿菊也来，林建和领导说了，同意要人。”与此同时，阿菊几乎高兴地跳起来；“吾妈吾妈！都家信里说吾也可以去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