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刚刚提到，西方文明的桎梏乃是因为其哲学本身实体特征所造成的思维一元化，罗格斯中心主义比之中世纪神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统御了西方思想几千年，虽然西方文化一直更新，但始终是在这种思想的大旗下前行的，康德的理性王国，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句“存在的都是符合理性的”都是几千年西方哲学的缩写，一直以来西人的夙愿，把所有的个别存在都归纳进“理性（逻辑）”中加以理解，从而开显出可以解释一切的“真宰（此词取《庄子.齐物论》）”，事实上如此一来，理性本身就成了“真宰”（罗格斯神），这种神本主义的思想也影响着西方数学，“为了相信自然界有理性上的可能性，西方人的头脑就不得不预先假定有一位至高无上者存在，他本是是有理性的，并把这种可理解性安排在那里——李约瑟”。而随着科学进步，很多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远不是这种一元化思维所能解决的，西方数学也因此曾出现过如“罗素悖论”的危机，尽管之后得有理论补充妥善，但却也暴露了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系统的诸多欠缺。
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这类问题，因为没有实体化与神本主义惯性思想的禁锢，我们并不追求什么绝对真宰，事实上我们的文化中也不存在什么真宰，即便勉强的把“道家之道”或后世儒家中的“理”算作真宰，其本质与西方也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所追求的是一种可以诉诸具体文字解析与交流的公认形式，罗格斯与语言本是同一个词，故而他们的“存在”倾向于一种基于超越经验之上的语言结构（中国文化则是言不能尽义，言有尽而义无穷），而中国的“道”与“理”并没有通过文字具象的阐述，老子之道多是以“上善若水”的诗意语言来描绘隐喻的，儒士所谓理，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物理，而指人情事理（当然也包含宇宙论，只不过是以人喻天，所求的是“为什么构生”，而不是“如何构生”）。这是源于人们切身的经验感受。道家的大象无形，是以超越主客二元的象思维所体会的一种境遇，这种境遇超越了概念化的语言，不受实体性的牵绊，故而能生生不息，无所不包，永不僵化，源源不断的给后世的中国文化提供生命资源，这种原创性的“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一体”的思维，使“人”代替了“神”，万物万理不再是由神赋予人，而是人心中固有原发的，这大概就是阳明所说的“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了（原谅笔者在这里这里由道转儒，盖因个人所重是道儒之同，老子以道御术，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退为进，实则重一个“用”字，孔子虽难闻其天命，却也持下学而上达，循循善诱，以术窥道，这两家相辅相成）
正是如此，虽然我们没有发展处西方式的哲学与科学，但我们的技术却曾经领先于西方，这种技术与我们的切实生活需要是同步的，我们解决的是实际应用问题，研究天文是为了农耕，不是为了什么“客观真理”，研究术数是为了“逆数”，不是什么“接近理性之神”，我们认识世界的同时，是自我认识，而不是对上帝的认识。在我们的文化中，人和天是可以合一的，借用笔者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隶，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一句非常亲切的话，和西方那句“与神相像”比之，简直是全人类的“自由宣言”。这种自由并非脱离自然，而是再也无分人与自然，人不再是神的附庸，不用再去仰望神，人自身便是万事万物的尺度（这里含义与普罗泰戈拉不同，普多少含有唯我主义的成分），我们不用依附于某种必然客观之理，所有理论的创造都是为技术和生活服务的，是人为的“工具”。
总的来说，西方文明发展的能动性，是以自然哲学与科学的有形之待为助力的，其思维背景是逻辑主义，对“上帝”的追求（有中生有，最后陷入僵局）。而中国文明则是以无形无相的为基生生发展的，其助力是人自身的本能直觉与生理欲望（无中生有，无所不包）。不要看不起生理欲望，以人为本所重的就是最实在的生存。西方科学所引发人类的种种的生存危机，正是它超越了人本身的生活，它总是走在人类之前，超越人自身的功利应用（应用层面的本质是技术，不是科学，虽然科学促进了技术，但科学本身不是为了应用），这就不能不让人想起庄子内篇记载的《应帝王》：
南海有帝为儵，北海有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里的混沌所指，便是自然本体，“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盖意为自然予万物与人生息，而人却将自然对象化，要加以“报答”，以自身的样貌与思维对自然进行“祛蔽（此词引用自王树人博士）”（这是进一步的概念思维），最终导致“混沌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