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还好吧，赵冬梅出的那本司马光系列的第一本书我看过，赵老师还是有学术良知的，知道以司马光得逗比性格和任职经历不适合出任中枢职务

其二，北宋到神宗时国库困难，大臣之间在南郊赏赐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有的官员主张取消大赏。这个时候，王安石提出了“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有饶”主张，而司马光却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对此，我们且不去讨论皇帝该不该取消对大臣的赏赐。我们且分析一下王马二家谁的说法较有道理。
赵教授比较赞同司马光的说法，说司马光的说法比较符合当时实际。赵教授认为，王安石的说法拿到现在较为有道理、符合实际（譬如进行各种改革，加之科技快速发展，社会总财富会迅速增加，但在当时，由于封建体制和科技比较落后，社会财富不会增加，所以赵教授认为司马光说的对。
对此，个人认为，即使在当时，王安石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如果按静止的、凝固的眼光看，当然觉着司马光说法的有道理。但是如果用改革、进取的发展的眼光看，一定程度的“民不加赋而国有饶”也是可以实现的。譬如王安石后来实行了十几年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就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提高了农业产量，实现了国库充裕、物资丰裕，这不是大大增加了社会财富吗？这不是“民不加赋而国有饶”吗？司马光用无为的、静止的、保守的、凝固的眼光看问题、自然看不到这一面。（未完待续）

其三，关于阿云案的处理，赵教授显然不赞成许遵的判决，认为阿云刀砍韦阿大是妻子谋杀亲夫，按宋朝当时法律应判死刑，而许遵没有判阿云死刑，这是不对的。那么许遵没判阿云死刑到底对不对呢？笔者的观点如下：
（1）严格执法等不等于就是死守法律表面的条文，刻舟求剑，而不能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做丝毫变动的判决。不言而喻，自古至今，法律的落实都是在不变与变、死和活之间向前发展的，世界上不存在不看具体情况、不做具体分析，一股脑的千篇一律的凝固的死守法律条文的判决。如果有人那样做，一定不是一位上等的法官。
（2）阿云到底是不是韦阿大的妻子？按照赵教授的说法，阿云是韦阿大的妻子无疑。因为她已经过门有些日子了，即便是许遵从法律角度讲，认为阿云母丧期间到了韦啊大家属于违法婚姻（宋朝规定为父母服丧期间不能结婚），不能算合法婚姻，那阿云实际上已经到了韦阿大家，赵教授就认为已构成了事实婚姻。
那么，赵教授的观点确实有道理吗？笔者要问，既然阿云那么烦韦阿大，那么恨韦阿大，那么阿云有什么理由自愿到韦阿大家里去？既然阿云不是自愿到韦阿大家里去的，那肯定是遭受到某些巨大压力，小姑娘受不了，才违心的到韦阿大家里去的。既然是违心的，受胁迫的，那又为什么说阿云和韦阿大已经形成了事实婚姻。难道一个女子被强迫到了一个男人家待了一阵子，就成了事实婚姻了吗？如果那样，任何一个男子都可以在大街上将自己看上的女子强行弄到家里住一阵子，就成了事实婚姻，法律就予以维护。由此看来，赵教授的认为大谬不然。
（3）还有，赵教授依据宋人记录，还说许遵“乖”判此案，是有意彰显自己，是在作秀自己，目的是想高升。对此，笔者认为，一个人想升官并不可耻，关键是他想升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升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做好事、做正事，那他想升官的做法，也并不令人可耻。奥巴马争总统，马克龙争总统，你能说人家德行低下吗？

以下是我数年前发表在贴吧的有关阿云案的自己的观点，现重新贴出来以供诸位探讨：
北宋时出现这么一个案子，一个农村小丫头阿云在父丧期间，被强行跟一个长得丑陋无比的三十多岁的汉子叫韦阿大的定了婚。阿云气不过，趁着韦阿大在瓜棚里睡觉，就砍了韦阿大十几刀，打算把韦阿大砍死，结果砍来砍去，只把韦阿大的一个手指头砍伤。
对此，司马光坚持要判阿云死刑。司马光的理由是按封建法律，妻子砍丈夫，不管丈夫伤大伤小，必须判妻子死刑。
王安石不同意这样判，说阿云不够判死刑的罪过，不能够判阿云死刑。结果王安石不顾反对派强烈反对，坚持判了阿云“有期徒刑”。
敝人认为王安石对阿云案的认定是完全正确的。王安石认定阿云不构成死罪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理由如下：
一、阿云杀人，不属于妻子杀夫，不构成十恶不赦之最。因为虽然阿云和韦阿大订了婚，但没有正式结婚，并不具备法律上的结婚事实，并且阿云在服丧期间，按封建规定也不能结婚。司马光强说她已经是韦阿大的妻子，在法律上不成立。并且，既然阿云极不嫁给韦阿大，那阿云“嫁给”韦阿大就是 不合法婚姻
二、阿云犯罪不构成成年年龄，不应负完全刑事责任，应该从轻处理。古代女子订婚一般都在十六七岁，小的在十四五岁。从阿云砍了韦阿大十几刀，都没把韦阿大砍出大毛病。就说明这个女子一定很小，没有多大力气。假如一个十五岁的小女子去砍一个大男人，加上害怕，她能砍出多大力气吗？砍了十几刀没把韦阿大砍出多大毛病，说明阿云岁数很小。这是从现代社会法律观念来说的。
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被逼得去杀人，如果不是被逼急了，她能去杀人吗？潘金莲杀了武大郎虽然该死，但也有她可怜的地方，尤其是才十五六岁的花儿一样的小姑娘若嫁给一个“瘪三”，她这一辈子算是毁了，在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他能采取什么办法去逃避呢？一时气急，动手杀人，也算属于激情犯罪，跟一般的仇杀和谋财害命不一样。
四、阿云犯案，虽然不敢说是有自首情节，但绝对是那种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的情况。据史料记载，**找到阿云询问案情，一开始并不肯定就是阿云砍了韦阿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阿云就是坚持不承认杀人，打死也不承认，**局也没办法，那时也没有摄像头、也不能认定手印什么的，你能确定是阿云杀人了吗？从这一点上，阿云具有主动坦白犯罪事实的情节，可以从轻发落。
五、这是最关键的，阿云杀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只不过伤了韦阿大一个手指头，不是那种非杀不可的一类。这在现在一般也不会判死刑。这个时候如果判决阿云死刑显然过重。
司马光出于严格维护封建秩序、强化封建礼教的需要，坚持要求杀死阿云，既不符合法律要件，也不符合人情事理，是典型的冷酷的封建主义的卫道士情节。
从这件事，我们看出，许遵和王安石在处理一些事情过程中能超过一般人的看法，他的法律思想至少超过保守派七八百年。也就是说，王安石在近一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现代人的科学的法律思想了。

在2018年1月23日一期的讲座中，赵教授一再反复强调并指摘王安石气死了唐介。请问，唐介迂腐、顽固，一再反对王安石一派对阿云的文明进步的判决，一再指责王安石，王安石跟他辩论，他自己生气而死，这事能怪王安石吗？
至于郑䲒 滕甫被解职，赵教授说这是王安石搞的，这真是笑话，没有皇帝点头，王安石能自己决定解职朝廷大员吗？再则，郑䲒 滕甫反对改革、新政，皇帝解除他们职务，不是完全必要的吗？他司马光上台后不是也大批解职、驱赶改革派官员吗？
另外，赵教授又指摘皇帝直接解职郑䲒 滕甫是违反所谓制度（按赵教授说法，是王安石解职的），这个说法冠冕堂皇，不过笔者要问：
（1）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有真正能长期遵守执行的制度吗？指望长期遵守一种制度，把皇帝限制死，那就不叫封建制专制了。因此，指望某种封建制度能长期限制住皇帝那是不合实际的幼稚想法。
（2）当某种度限制住改革进取时，还说要遵守制度，那不过是反对者借以阻碍改革的一种说辞。
（3）司马光说王安石刚愎自用、不通事理，其实司马光又何曾不刚愎自用、不近情理。神宗死后，他不顾众人反对，坚持要全面废除新法，导致北宋后来越来越弱、最后亡国，这何尝不是刚愎自用、不近情理？
（4）司马光说要遵守制度，请问，神宗死后，他遵守神宗既定的制度了吗？不是也大力废除神宗时实行的众多制度吗？并且司马光还为此创了一个制度（或者说叫改革），叫做“以母改子”。“以母改子”这个制度好像是历史上没有的，司马光为了达到废除新法的目的，不也是不择手段违反现有制度而创造新制度吗？（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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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再说说2018年1月24日赵教授讲的这一集。这一集是关于青苗法的一集。在这一集里，赵教授一再用“害民之法”、“强到之法”、“完全变了味，强制贷款，强制还款”、“一味增收”等来描述青苗法。无疑，青苗法在实行过程中肯定会像推行其他新政一样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如在中国土改过程中，就出现过错划成分等错误），这是正常现象，正确的做法是该调整的调整、该改进的改进，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青苗法。而赵教授口中的司马光的所谓“调整”，实际上是要完全废除青苗法，对此王安石当然不能同意。而王安石坚持实施青苗法，相信也不是坚持青苗法实施过程中的错误做法，以他的睿智，他是会在以后的青苗法实施过程中逐步加以改正的。因此说，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应该是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可以提出改进，不可以提出废除。
因此个人认为：（1）认为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完全变了味，说青苗法有百害而无一利，不确切；（2）说青苗法是害民之法是不全之词、过激之词；（3）说青苗法是强到法律，是不懂得国家概念的做法。非常时期，实行一些非常之法，是为了国家最高利益的需要。春秋时期，子产为了增强郑国国力、抵御外寇，就实行了“丘赋之法”，直接向官民增加税负，一开始老百姓普遍反对，但后来大家理解了子产的用意，还是很钦佩子产的做法的。
而王安石、宋神宗在接下来多少年的实行青苗法的过程，肯定对青苗法的实施进行了强有力的改进，得到了大多数的认同，也取得了巨大成绩（见下面我在数年前根据梁启超先生所著《王安石传》记载，所写的关于青苗法的议论）。而即使这样，还是逃不脱被司马光等保守派大臣废除的命运，这是典型的保守做法。

以下是我数年前，发在相关贴吧上的讨论青苗法的帖子，以求教于赵教授。
那么，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取得哪些效果呢？请看梁启超的论述。据梁启超先生考证，《宋史》有意抹杀青苗法的积极作用，把青苗法说得一无是处，是严重不符合史实的，《宋史》作者有偏见，不能客观地记述历史史实，这里不妨把历史还原一下：
史实一：青苗法在全国公开实施之前，不但王安石在浙江鄞县局部实施成效卓著，而且李参在陕西实行也取得很好的效果，这说明青苗法的实践不仅在鄞县提前取得显著成果，而且在其他地方也取得显著成果。
史实二、青苗法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以下是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的一段话：
“王安石在他的《谢赐元丰敕令格式表》中说：“在苗头出现之前创立新法，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绩。”可以说在王安石被罢免丞相之后它的效果更加显著了。然而这还是王安石自己说的不一定可信，请容我用旁观者的话来证实。河北转运使王广廉上奏，说百姓都欢呼感激朝廷的恩德。李定到京师，李常见到他，问他：“你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感到方便，没有不高兴的。”李常说：“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这事，你不要这样说！”李定说：“我只知道根据实情说，不知京师不让随便说话。”说明当时的舆论，有想按住人的舌头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而还有人说这是为了依附王安石而希望得到宠信才这样说的，并不可信，请容我再用反对派的话来证实。
史实三：反对派不意之中说出了实话，暗称当初反对青苗法，做法不当。
请允许我再借用梁启超《王安石传》中一段话来说明：“朱熹的《金华社仓记》中说：‘凭我观察前辈贤人的论述，而用今天的事来说，则青苗法，它立法的本意，本来并不是不善。’程颐曾评论王安石，而不免后悔对他有些偏激，他晚年知道自己攻击青苗法是错误的，而朱熹尚且歌颂过它。苏轼《与滕达道书》中说：‘我们这些人在新法施行当初，动不动就抱守偏见，以至有了同党异党的说法，虽然出于耿耿忠心，出于忧国之情，而所说的差错和谬误，很少符合道理的。当今皇上的品德日益更新，众化有了大成果，回顾当时自己所持观点，越来越觉得有疏漏。’苏轼晚年深深忏悔，而他感叹新法取得的成果，他的话和王安石所说的‘在反对者的声音落下后取得成就’是相吻合的。”
从上面的论述里，可以看出，反对派程颐、苏轼对从前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是有所忏悔的，认为自己是非常偏激的。以程颐、苏轼两人，是当时反对王安石的主力，而都是这样认为，如果不是王安石变法确有成效，他们能说这话吗？以此来推测，与程颐、苏轼的想法一样，而他们的言论不为后世所流传下来的，应当还有。
另外，也不是所有反对派对王安石变法都不认头。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接着说：
“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青苗法，三月，范纯仁以财政费用不足为理由，请求恢复青苗法。八月，司马光上奏请求散青苗本钱来利民，只是应当禁止强行借贷。这些都是写在奏折中，记在正史里的。难道司马光、范纯仁不是带头攻击青苗法的人和攻击最用力的吗？为什么在十八年后，又对青苗法如此津津乐道？由此看来，可知当时的青苗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成效；而百姓蒙受这种恩惠时间长了，即使强要埋没它的好处而办不到。……我们这些人现在来讨论，还觉得青苗法是那样的难以施行，而王安石当年施行它，虽说它的弊端不能够避免，而它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我于是更加佩服王安石的才干无人能及，而诋毁当时奉行新法的人都是小人的话，我最终也不敢信。
史实四：说青苗法不好，南宋朱熹自己却偷着实行类似于王安石青苗法的政策。
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说：“南宋后来有暗地里窃取青苗法的实际而明着又避开它的名称的，就是朱熹的社仓。他的方法是取息十分之二，夏天放出贷，冬天收回来，这与青苗法有什么不同？朱熹在崇安施行而奏效，而想把这施行到天下，也就像王安石在鄞县施行后而因行之有效而要施行到天下一样。朱熹平日本来是非常诋毁王安石的，说他是急于得到财利，使天下搅扰不堪，闹得人都不想活了。等他倡导社仓，有反对他的，他奋然说：“王安石就只有施行青苗法一事是对的！”（都见于《朱子语类》）王安石果然是急于求取财利吗？王安石所做正确的事，果然只有青苗法这一件事吗？也不过是他的说法罢了
以上事实说明，王安石所实施的青苗法绝不像《宋史》描写得那样糟糕，其历史真实情况已经被《宋史》掩盖得差不多了。《宋史》作者为了极力丑化王安石，甚至不顾历史事实，这是我们需要认真鉴别的。

下面说说2018年1月25日这一集，在这一集里，赵教授说王安石反对皇帝提拔司马光，理由是，皇帝召见大臣时，每每先召见王安石，后召见司马光。赵教授由此得出结论，王安石暗地里阻止皇帝提拔司马光。 这里我们就要问了，黄帝愿意先召见王安石，这跟王安石“加塞”有什么关系? 这又跟王安石阻止黄帝提拔司马光有什么直接关系？黄帝提拔司马光，司马光不接受任命，怎么又跟王安石阻止黄帝提拔司马光扯上关系了？ 另外，赵教授还臆断，司马光说不住黄帝，是王安石暗地里提前撺掇黄帝做了准备，好像她自己亲自看见似的。司马光观点迂腐、保守，说不住黄帝是很自然的，怎么又把原因归到王安石身上？赵教授这个原因找得真是超水平啊！
还有，赵教授指摘王安石变法搞排除异己，不用反对派。请问包括现在，哪一朝哪一代的政治家施政，不是找与自己一条道的？如果赵教授当了大老板，难道愿意找一个跟自己经常掣肘的当副手？
此外，王安石回复司马光之信，斥责了司马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的指责，赵教授对此非常反感，指责王安石违反了祖制、破坏了制度。对此笔者请问，王安石愿意违反祖制吗？历史上哪一次改革是在原有制度下实施的，是征得了反对派的同意才实施的？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
历史的事实证明，凡改革，基本上是不能在原有制度内实施的，必须冲破某种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否则，就没法进行改革。因为即使改革好，在多数情况下，智者是少的，愚者是多的。这就是古人常说的“智者现于未萌，愚者暗于成事”的原因了。

下面再讨论一下2018年01月26日赵教授讲的这一集。
神宗说青苗法总体上是对的，之所以出现问题，是推行的官员出了问题。这实际上是神宗和王安石对青苗法所做的最正确的总结，这就预示着神宗和王安石以后推行青苗法会有所改进的。
韩琦写了一封信，反对青苗法，赵教授说神宗回复韩琦的信，是王安石捉刀的，是断章取义的批评韩琦。后来韩琦又写了一封辩解的信给黄帝，要求下发各个官员，为自己辩解，结果不了了之。那么这些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到底是谁对谁错呢？请赵教授把具体的纸面上的东西公布出来，让大家品评品评，不要自己一味的在哪里说韩琦怎么怎么有理，王安石怎么怎么不近人情。赵教授说王安石第一仗打败了韩琦，无非就是韩琦想动摇青苗法，最后没得逞，但黄帝、王安石到底没有把韩琦怎样。
关于王安石撤李常的职，赵教授说王安石破坏了宋朝“风闻言事”的制度。笔者认为：“风闻言事”，说好听点，就是捕风捉影，说难听点，就是造谣诽谤、无中生有。这对于一个严肃的官员来说，是绝对不应该的。欧阳修好好的，有人说他跟儿媳妇有一腿，这事落到谁身上谁也会生气。所以有人无中生有说新法的坏话，王安石不能容忍，事出有因。
另外，赵教授说神宗绕开有关部门直接罢免或任命官员破坏了有关制度，这种认为在常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赵教授也不想想，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哪一次不是黄帝乾纲独断、强推硬施，不如此，能改革吗？当然，赵教授为了为司马光辩护，就不问这些了。请赵教授举一个例子，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哪一次是在旧体制下完成的
另外，赵教授还指责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说王安石这句话的意思是：反对好的天意，反对好的祖宗之法，反对正确言论，把王安石这句话说的那么不堪，其实王安石所反对的是盲目的信天、不好的祖宗之法和明智的人言，并不如赵教授所说的只往坏处琢磨。
关于王安石说合乎天理的就是正确，赵教授搞不懂。笔者认为这句话完全正确。什么是天理，按朱熹、王阳明之说，天理就是良心，就是从大局着眼，强国富民。
另外，赵教授在讲座中一时不慎还讲了一个细节，司马光自己承认，青苗法还没实行时他就反对（司马光美其名曰“早就预见了青苗法是害民之法”，也不知道他怎么预见的，青苗法还没实施，还没出现问题），这充分说明司马光反对青苗法，绝对不是因为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了毛病，司马光才反对的，而是一开始司马光就出于维护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的考虑而从根本上反对的青苗法。这和其他人见到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了些毛病才反对青苗法，有本质的不同。

司马光除了编写资治通鉴，还有做谏职把那些有一点错误的都参一本即使是非常有理财能力的但有些贪婪的也让神宗不任用，这我觉得可以说司马光有精神洁癖吧，他除了这些贡献，其他对岌岌可危的大宋朝还做过哪些贡献么，我觉得他还不如王安石用实际行动去拯救大宋朝所做的贡献大吧，看赵冬梅的对司马光的狂赞而对王安石的狂扁真是觉得有些过头了吧

下面我们在看看2018年1月27日这一集。
在这一集里，赵教授再次连篇累牍地不厌其烦反复地说司马光辞职，以烘托司马光的所谓高风亮节、高大人格。又说苏轼回家丁忧，遭到调查，深为苏轼之遭遇所不平。但是，这不是赵教授自己所主张的吗？赵教授一贯主张谏官可以“风闻”、可以扑风捉影，怎么这次谏官“风闻”了苏轼，赵教授又不乐意了。看来，赵教授看问题有两个标准，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她可以左右扇。当“风闻”对王安石不利时，就说“风闻”好；当“风闻”不利于反对派时，就说“风闻”不好。赵教授这讲课水平超高！接下来，还是看看赵教授如何讲苏轼不赞成反对派全面复古，而被反对派赶出京城的吧
同时，赵教授还断定，苏轼被贬，肯定与王安石有关，肯定是王安石暗中捣的鬼，这就把屎盆子扣到王安石身上。赵教授认为，一个叫谢景温的人，提出要对谏官人选严格把关，而这个谢景温又是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舅子，因此赵教授就断定这是王安石假公济私、为人不正，是王安石有意要打击反对派谏官。请问，这是一个教授所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吗？靠臆想、靠武断、靠瞎想吃饭？王安石的人格有那么卑劣吗？苏轼反对变法，他被罢黜理所应当。
另外，邓绾实事求是上书赞扬青苗法在实施过程收到了良好效果，在赵教授看来则是“吹嘘”、“吹捧”青苗法，好像凡是反对青苗法的才是不吹嘘、不吹捧，凡是赞成青苗法的就是吹嘘、吹捧。宋朝当时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官员素质不一样、工作作风不一样，又焉知宁州不是正确贯彻实施了青苗法，而取得了显著效果呢？赵教授的这种学术作风，真是值得让人探讨。另外，赵教授又不失时机的把邓绾“埋汰”了一下，说邓绾是小人得志，原因是邓绾回京城没有及时看老乡。大家看到了吗？凡是赞扬青苗法的人，赵教授就达心眼里看不上。
再说范镇。范镇攻击、污蔑新法，王安石、宋神宗罢黜范镇的官，不是很正确的吗？范镇给黄上上书说的那些话，表面上看是正确的，其实很短浅、很迂腐（且不说她向着大官僚、大地主说话）。在下请教赵教授，您听说过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吗：“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好和绝对不好的东西，只要用对地方（义）就行。王安石变法、好像是侵害了一些人的利益，但是他是着眼于大宋的未来一二百年，而司马光、范镇只为大官僚、大地主争眼前利益，而不顾大宋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如果不变法，到头来国破家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看你还怎么维护这些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孟子曰：“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什么意思？就是君子做事只从大局的、长远的根本仁义着想，哪怕暂时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只要符合人们的长远、根本利益也要做，并不只是从表面让人得一些小恩小惠就是行仁义。
此外，赵教授还指责王安石要严惩范镇，但实际上范镇最后并没有被严惩，没有被流放，谁有能否认这其中不是王安石从中实惠了呢？